三次拒修房与不吃“高级菜”
从1949年进京，陈云在西城区北长街58号的老房子里住了整整30年。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当时机关行政部门提出要大修，爸爸不同意，说：‘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
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爸爸仍然不同意，觉得不影响办公，没必要修，结果又没修成”。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时，陈云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就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爸爸还是不同意。他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
“在爸爸的坚持下，连续三次修房未果。但房子毕竟太旧了，地震后又成了危房，已不适合居住，经过再三动员，爸爸才同意搬到中南海居住，但明确提出：房子就按原样住，不要再花钱重新装修。直到他去世，房子旧貌如昔”。
陈云的厨师说，“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普通的家常菜，我这个技术也提高不了。”朴素的陈云让厨师发起了“牢骚”。“这是因为爸爸从来不吃所谓的‘高级菜’。”
陈伟华说，“爸爸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
“两条毛裤穿了二十多年，有十几个补丁；一件皮坎肩是辽沈战役的战利品，一穿就是十年；后来在医院住院时，还要求把他用过的点眼药的棉花球都保留下来，消毒以后二次使用。”
“有一年冬天，已近11月中旬，北京气温骤降。周总理去找爸爸，见他正披着棉被坐着办公。总理于心不忍，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供暖，但爸爸一再坚持说：‘11月15日开始供暖，这个时间是我定的，我不能破这个例！’”
陈云有两套毛料中山装，分别是1952年到苏联及1954年到越南出访时按规定由公家做的，“后来就成了他的‘礼服’，只在每年过节或接见外宾时才穿，平时穿的都是布衣、布鞋。”
这两套“礼服”后来穿旧了，胳膊下面和膝盖等部位磨得很薄，“妈妈和工作人员商量，想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陈云却说，“补一补还可以穿”。
陈伟华说，“至今想起爸爸，他对物质的需求总是那么低，常常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不许搞特殊化。”
酷爱玩核桃和评弹
从那以后，这两个核桃就放在陈云的沙发旁边，听评弹的时候，思考问题的时候，还有秘书给他读文件、读报纸的时候，他手里都转动着核桃，最后都磨得发亮了。"爸爸也越来越喜欢它们，常常对家人讲：这就是我的健身球。"
"党的十四大以后，爸爸过着退休的安静生活。在这段日子里，评弹和书法成了他最好的'伙伴'"。20世纪50年代初曾出现全面停演传统评弹，仓促上演新编书目的局面，但新编书目内容粗糙，质量低下。1959年后，陈云大胆提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文艺界极左思潮甚嚣尘上，文艺作品流于枯燥严肃。陈云风趣地说："听众出了两角钱，不是来上政治课，做报告也要讲点笑话。"
"后来，爸爸病重住院时，那台老式录音机一直放在床边。每当我去医院看他，听到病房里传出一声声婉转轻舒的琵琶声，就知道他此刻是安详的、舒服的。"陈伟华说。
陈伟华回忆父亲：给家人定下"三不准"
爸爸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他特别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我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学习和生活。
父亲很忙，没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有一次，我从托儿所回来，见到父亲扭头就跑，因为对他太陌生了。每次见面，父亲总是把我拉到怀里，用胡子亲我，还问"扎不扎？"我咯咯地笑。父亲离开家人已经十几年了，可当年那被"扎"的感觉似乎还留在我的脸上。
爸爸非常喜欢写毛笔字。他曾告诉妈妈，上小学时，每天晨起先练大字，然后再去上学。后来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学徒，也是每天早晨先写一阵毛笔字，然后再到店里。到了老年，写毛笔字则成为他娱乐和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我珍藏着爸爸写给我的每一张条幅，时至今日，每当展开它们，看到那潇洒飘逸中透着刚劲的墨迹时，都仿佛清晰地看到他站在桌前悬腕挥毫的专注神情。
(本文参考《陈云文选》第一卷《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陈云传》、《缅怀陈云》、《开国财头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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