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一切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进驻陕北，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志丹等将领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渡河东征，刘志丹被任命为红军东征北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率四县集中起来的千人规模的二十八军东征。临行前，刘志丹给夫人同桂荣写信道：
“这次上前线，是再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献出一切。这一去可能时间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不够，您要谅解。”
■人物档案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
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转入中国GCD，同年冬受党指派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8年4月，参与领导渭华起义。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组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游击队，任副总指挥、总指挥。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9月，红26军、红27军与红25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等职。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
1929年初冬的陕北，西风已吹得瑟瑟作响，连片的枯草吹倒在干涸的黄土梁。11月17日，刘力贞出生在陕西保安，在这里，她的父亲刘志丹遭受艰辛磨难，经过无数斗争，最终为中央红军保存下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成为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落脚点，党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陕甘宁边区以后，这里又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84年后，也是初冬时节，在一个朝霞铺满远天的早晨，记者来到位于西安北关的刘力贞家里。84载，坐在记者面前的将门之女已是银发老人，岁月之手镌刻了满脸皱纹，却抚平内心的波涛。古都的城墙巍巍耸立，铭刻岁月的变迁。
老人沉湎于过往的回忆，娓娓道来中展现了父辈为救国救民所历经千辛万苦的精神品格，以及她本人作为一名有67年党龄的老GCD员所饱有的高风亮节。
革命摇篮里成长
刘力贞的孩提时光是在随母躲难中度过的。刘力贞出生时，父亲在陕北名气很大，深得老百姓拥护和爱戴，当地传唱着好多首有关刘志丹的信天游，“瓦子川，大梢山，刘志丹练兵石峁湾，人欢马啸惊天地，大兵练好千千万”。穷人听了心欢喜，地主老财吓破胆，刘力贞回忆道，“父亲创建南梁（今甘肃华池县）革命根据地，对国民党形成严重威胁，国民党便派大军围剿红军根据地，并重金悬赏，捉拿我家老少。母亲就常带着我到山崖上的窨子（崖洞）里躲藏。”
当时，刘力贞只有三四岁，经常和母亲在渠沟山洞里一躲就是八九天，靠吃野菜喝露水维持生命。后来，当地群众偶然发现了她们，主动给她们送饭，并设法向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作了报告。习仲勋很快派人把她们接到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南梁。习仲勋说，老刘带兵打仗，创造革命根据地顾不上管家，但我们不能不管。
“不久，父亲回到南梁，一见到我，就抱起来一个劲儿地亲吻。”刘力贞告诉记者，虽然一生中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屈指可数，但父爱在她心中是清晰而深刻的。“我出生时，恰巧父亲在保安练兵团，他把我高举过头顶，兴奋地说：‘咱们有孩子了！’并立刻为我取名，寓意为革命要有力量，革命要追求真理。”在随后几十年的人生岁月中，刘力贞没有辜负父亲期望，坚守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这最起码的为人准则”。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进驻陕北。“1936年1月，父亲被任命为红军东征北路军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率四县集中起来的千人规模的二十八军东征。临行前夜，父亲抱起七岁的我亲了亲说，‘你是爸爸的好女儿’。”这温柔而又有力的一抱，成为父女的永诀，久久印刻在刘力贞的记忆中。
1936年4月，刘志丹在前线不幸中弹牺牲。瓦窑堡南门外的山坡上，红军部队两三千人参加了刘志丹将军的葬礼，中央将刘志丹的出生地——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诗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那天，满院子的梨花开着，洁白一片，好像在替父亲戴孝。”
父亲牺牲后，刘力贞随母离开瓦窑堡到志丹县。“临行前，母亲买了些烟纸，到父亲墓前祭奠，说，‘老刘你放心，我会抚养孩子成人，继承你的遗志，我要像你一样做一个忠诚的GCD员’”。刘力贞的母亲同桂荣此时已受刘志丹影响走上革命道路。在红军后勤部做军旗，为红军官兵做衣服、缝被子，看护伤病员。毛泽东、周恩来、谢觉哉等中央领导人都吃过“刘嫂子”的剁荞面。此后，刘力贞一直随母亲生活在陕北。
三秦大地就是我的根
1948年，19岁的刘力贞已经有了两年的党龄，成为延安大学校部秘书。这期间，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当时在《群众日报》工作的记者张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各类专业人才，20岁的刘力贞选择学医，“父母都说过，革命就是为老百姓做好事，怎样才能为老百姓做好事呢？在我看来，不仅要让大家有吃有穿，而且应该有病能治，让人们生活得健康幸福！”1949年，她离开母亲独自北上，先到哈医大学习一年，毕业后，她不满足只能“开点阿司匹林和白开水”，后又选择到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医疗系继续深造，这一学就是五年，毕业后，上海第一医学院选拔副博士研究生，刘力贞以优异的成绩被选中，成为10名入选者之一。这期间，由于学习紧张，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中断学业，于1958年回到陕西，到西安市医学院任职。
上世纪60年代，陕西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省上派一支医疗队到陕北重灾区米脂县巡回医疗。当时刘力贞结核病还未痊愈，经常发低烧，她拖着病弱的身体，担任30多人规模的救灾医疗队队长，风餐露宿地辗转在沟沟壑壑的黄土梁，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采访中，记者请她回忆当时治病情景，但老人摇摇头，“太多了，具体的病例记不清了，那时候老百姓真苦，我们医疗队只能哪有病人就赶过去治，治完了又马不停蹄往下家赶。在没有手术台的情况，我让几个医疗队员举着灯泡为病人开刀。”
之后，刘力贞一直没有离开三秦大地，尽管有好多调动的机会，但她都坚守在岗位上。1979年，陕西省第五届人大工作会议补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作为区里的人大代表参选，并高票当选。但刘力贞不愿离开自己的业务工作，迟迟没有去省人大履职，最终在1987年，58岁的刘力贞从业务岗位上退下来后，才到省人大常委会履新，主抓科教文卫工作。好多人认为，好不容易从业务岗位上退下来，应该颐养天年，但刘力贞却更忙了，“大家选我是信任我，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她一上任就往县乡跑，“那里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
有一年，一个叫“山丹丹”的小学生给她写信，说村里穷得办不起学，自己很想上学。刘力贞看了信后心急如焚，立马启程赶到几百公里外的山区。眺望远山，她眼里噙着泪花，“没想到，父亲几十年奋力改变的地方，今天还穷成这样，孩子们连上学的基本条件都没有”。刘力贞立誓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她四处联系，在任6年期间建起5座希望小学。并为缓解三元县等地的旱情，协调有关部门为老百姓建起两座拦河大坝。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岗位退下后，她又担任老区建设促进会的会长，只要对老区发展有利的活动她都要参加，坚持为老区发展发挥余热。
从当时的热血青年到如今的耄耋老人，几十年来，她的脚步一直站稳在这片生养她的土地。老人说，“只要心是热的，脚步就是稳的”。现在老人有时唱两句秦腔，她喜欢唱一段秦腔——《花木兰替父从军》，“劝爹爹放宽心村头站稳，儿我有心中话禀告父亲，遇国难我理应挥戈上阵，也为了尽孝道替父从军……”
六十载风雨同路
采访中，谈到兴浓之处，老人会哈哈笑几声。她笑道，“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个‘死心眼’，认准了的事情就咬住不放松。我们家老张更是这样，我们俩‘死心眼’凑一块了！”
采访过程中，张老一直坐在刘老旁边，脸上的笑容从未散去，时不时地补充些信息。
张光，曾任《陕西日报》总编辑，与刘力贞同岁，干了一辈子宣传工作。因为自小字写得好，在马栏中学时就负责刻字印课本。“我当时13岁，有一次，习仲勋到马栏检查工作，见我字写得好就问我以后要做什么工作，我说要上前线打敌人。习老说等你比枪高了就当兵去。”后来张光没有当兵，而是当了记者。在《群众日报》当记者时，他常给时任地委书记的习仲勋送审稿子。“习老还记得当年在马栏中学的谈话，并勉励我当记者要和战士上前线打仗一样，必须到第一线去才能写出好文章！”张光回忆道，“习老对文章要求很高，要短要实”。
在延安期间，习仲勋知道张光和刘力贞谈朋友，嘱咐张光道，“要认真，真诚相待”。1954年3月7日，张光和刘力贞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感情一直很好，但因工作和时局关系，分多聚少。
先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刘力贞常年带着医疗队在县乡巡诊，之后又遭遇“文革”的冲击，1969年，两人被下放两年，“造反派要让我俩分得远远的，把我分到陕南，把老张分到陕北”，两人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开始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人生最好的光阴都在颠沛坎坷中度过，但两位老人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
回忆过往，老人平静而坦然。刘老说，“我们俩一辈子没红过脸，我们俩不争，我们也不跟别人争，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这就够了。”
明年就是两位老人60年结婚纪念日，六十载的携手相伴珍稀而美好，他们眼前，民族复兴、国家昌盛所展现的画卷越来越绚烂。抚今追昔，老人无限感慨。1979年3月，刘力贞和张光曾受习仲勋之邀到深圳走走，“当时深圳还是个小渔村，但习老对我们说要在这里搞经济特区。他多次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我们当时是深信改革一定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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