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位心安理得地住进了白宫的WASP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而他因为倾向于改革美国社会而被很多人视为背叛了他的社会阶层。他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住在那里的WASP。WASP文化尽管在私生活领域——乡村俱乐部、社区、少数预科学校和律师事务所——依然存在，但它作为公共意义上的一种现象已经寿终正寝了。
对WASP统治集团的缺点，人们可以写很多东西——而且已经写了很多。作为一个阶层，它非常排外，因此即使并不经常表现出赤裸裸的势利，至少是能够容忍社会偏见的存在的。由于观念传统，它往往对革新和社会变化毫无感觉。想象力在它欣赏的品质中排在很靠后的位置。
然而，WASP精英有其尊严和令人钦佩的社会责任感。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WASP之路》（The Way of the Wasp）的书中，理查德•布鲁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写道，WASP的主要品质是“靠勤奋取得成功；惯常将勤奋当成自己的任务；具有将成功当成义务的公民意识，反对贪色纵欲的行为并对其加以约束；任何事情都要问及良心。”
在WASP独霸政坛的时候，高层人士的腐败、丑闻和无能不像现在这样是公共生活的常见特征。在WASP的统治下，公共生活中弥漫着的是稳定、坚实、庄重和几分严肃的气氛。作为统治阶层，今天新的精英领导层没能表现出老一代WASP表现出来的那些良好品质。
精英政治被认为是由那些通过业绩成就而非天生特权获得成功的男男女女担任领导的管理形式。法语La carriere ouverte aux les talents的意思是：有才华者前途无量。这正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所允诺的，也是任何精英政治体制理应提供的东西。
美国现在自以为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体制，通过这个制度，最高职位都是向最有才华的人开放的，不管他们的血统或社会背景如何。当你想到我们的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自阿肯色州一个闭塞地方的破碎家庭，而我们的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并且还代表了两个人种的时候，这看上去似乎真的如此。领导茶党运动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是一名古巴流亡者的儿子。
美国的精英领导层起步于（也经常终止于）据认为是最好的学院和大学。在精英政治的登云梯上，最先考验人勇气的是要进入这些教育机构——在现在这种千军万马争先恐后抢夺录取机会的大潮中绝非易事。然后，你当然还必须在这些地方表现优秀。在英国，曾经有一种说法是，滑铁卢（Waterloo）和整个帝国都建立在伊顿公学（Eton）的操场上。如今美国的统治权似乎建立在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th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的办公室里，它负责美国SAT考试的实施。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左翼还是右翼，今天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领袖人物在校时学业都很优秀。克林顿的履历上有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牛津大学（Oxford，作为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奥巴马的履历上有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和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他们的妻子分别上过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克鲁兹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个个都是选手——美国精英政治大赛场上豪客。他们的优势想必应归因于他们曾经是优秀的学生。
可是我们的精英领导层的这些优势真的有含金量吗？自1950年代以来出现的两位最强势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中，第一位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第二位上的是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该校隶属于伊利诺伊州的基督教会（基督门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认为杜鲁门是普林斯顿学生、里根是耶鲁学生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的贬损。
除了要求智商高的数学和要求有特别天资的科学课程以外，正常的本科教育唯一让人得到培养的是……更多的教育。换句话说，曾经是一名好学生不外乎意味着一个人善于学习：按要求进行了操练、学会了快速应对口头和书面问题的技巧、弄明白了教授们想要的是什么并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不管学校的声誉有多好——我们渐渐发现，大多数好学校主要是在名声上很好——曾经是一名好学生并不表明一个人有做领导的素质或前途。一名好学生甚至可能是一个十足的追随者，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时刻准备着讨好当权者，以便自己能够接着进入下一个好学校，在精英政治的阶梯上再上一级台阶。
我们新的精英领导层未能展示的——也是老一代WASP引以为豪的东西——是将国家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前的品格与能力。在光荣的行动中表现出品格是美国最后一位理直气壮的WASP作家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小说故事中的核心思想。做正确的事情，尤其在面对其它选择诱惑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是对WASP最大的考验。相比之下，我们的精英领导层中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在为自己盘算。
信任、荣誉、品格：这些随WASP文化影响的逝去而远离美国公共生活的元素并没有被精英政治领导们继承下来。许多进入政界的精英人士因在选举中落败而离开公共生活时，还要继续从事游说或其它特殊利益的宣传活动。大学校长不再言及教育中的重大问题，而是把身心投入到筹措资金和公关活动上，期待着能继续向前走，到下一所名气更大的大学就任校长。
我认识的一名按照WASP标准长大成人的金融家不久前告诉我，他认为房地产次贷危机和接连不断的对冲基金丑闻都是由那些和“贪婪的猪”（他的原话）没多大区别的男男女女直接造成的，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优良品质，对于他们的选民或国家也没有一丁点的关心。当然，他补充道，他们所有人都有从这个国家认定的最好的商学院获得的硕士学位。
在精英政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那些认真的好学生看上去不过是在努力出人头地、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WASP的领导尽管可能会招致一些批评，但比精英政治领导层做得好。
WASP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它曾给予的那种领导方式不太可能卷土重来。如今回忆WASP充其量不过是提醒世人，随后而来的精英政治没有带来多少明显的进步。相反，那是一种倒退。
最后一位心安理得地住进了白宫的WASP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而他因为倾向于改革美国社会而被很多人视为背叛了他的社会阶层。他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位住在那里的WASP。WASP文化尽管在私生活领域——乡村俱乐部、社区、少数预科学校和律师事务所——依然存在，但它作为公共意义上的一种现象已经寿终正寝了。
对WASP统治集团的缺点，人们可以写很多东西——而且已经写了很多。作为一个阶层，它非常排外，因此即使并不经常表现出赤裸裸的势利，至少是能够容忍社会偏见的存在的。由于观念传统，它往往对革新和社会变化毫无感觉。想象力在它欣赏的品质中排在很靠后的位置。
然而，WASP精英有其尊严和令人钦佩的社会责任感。在1990年出版的一本名为《WASP之路》（The Way of the Wasp）的书中，理查德•布鲁克海瑟（Richard Brookhiser）写道，WASP的主要品质是“靠勤奋取得成功；惯常将勤奋当成自己的任务；具有将成功当成义务的公民意识，反对贪色纵欲的行为并对其加以约束；任何事情都要问及良心。”
在WASP独霸政坛的时候，高层人士的腐败、丑闻和无能不像现在这样是公共生活的常见特征。在WASP的统治下，公共生活中弥漫着的是稳定、坚实、庄重和几分严肃的气氛。作为统治阶层，今天新的精英领导层没能表现出老一代WASP表现出来的那些良好品质。
精英政治被认为是由那些通过业绩成就而非天生特权获得成功的男男女女担任领导的管理形式。法语La carriere ouverte aux les talents的意思是：有才华者前途无量。这正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所允诺的，也是任何精英政治体制理应提供的东西。
美国现在自以为实行的是精英政治体制，通过这个制度，最高职位都是向最有才华的人开放的，不管他们的血统或社会背景如何。当你想到我们的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自阿肯色州一个闭塞地方的破碎家庭，而我们的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也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并且还代表了两个人种的时候，这看上去似乎真的如此。领导茶党运动的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是一名古巴流亡者的儿子。
美国的精英领导层起步于（也经常终止于）据认为是最好的学院和大学。在精英政治的登云梯上，最先考验人勇气的是要进入这些教育机构——在现在这种千军万马争先恐后抢夺录取机会的大潮中绝非易事。然后，你当然还必须在这些地方表现优秀。在英国，曾经有一种说法是，滑铁卢（Waterloo）和整个帝国都建立在伊顿公学（Eton）的操场上。如今美国的统治权似乎建立在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the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的办公室里，它负责美国SAT考试的实施。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
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左翼还是右翼，今天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领袖人物在校时学业都很优秀。克林顿的履历上有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牛津大学（Oxford，作为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奥巴马的履历上有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和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他们的妻子分别上过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克鲁兹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个个都是选手——美国精英政治大赛场上豪客。他们的优势想必应归因于他们曾经是优秀的学生。
可是我们的精英领导层的这些优势真的有含金量吗？自1950年代以来出现的两位最强势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中，第一位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第二位上的是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该校隶属于伊利诺伊州的基督教会（基督门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认为杜鲁门是普林斯顿学生、里根是耶鲁学生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的贬损。
除了要求智商高的数学和要求有特别天资的科学课程以外，正常的本科教育唯一让人得到培养的是……更多的教育。换句话说，曾经是一名好学生不外乎意味着一个人善于学习：按要求进行了操练、学会了快速应对口头和书面问题的技巧、弄明白了教授们想要的是什么并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不管学校的声誉有多好——我们渐渐发现，大多数好学校主要是在名声上很好——曾经是一名好学生并不表明一个人有做领导的素质或前途。一名好学生甚至可能是一个十足的追随者，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时刻准备着讨好当权者，以便自己能够接着进入下一个好学校，在精英政治的阶梯上再上一级台阶。
我们新的精英领导层未能展示的——也是老一代WASP引以为豪的东西——是将国家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前的品格与能力。在光荣的行动中表现出品格是美国最后一位理直气壮的WASP作家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小说故事中的核心思想。做正确的事情，尤其在面对其它选择诱惑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是对WASP最大的考验。相比之下，我们的精英领导层中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在为自己盘算。
信任、荣誉、品格：这些随WASP文化影响的逝去而远离美国公共生活的元素并没有被精英政治领导们继承下来。许多进入政界的精英人士因在选举中落败而离开公共生活时，还要继续从事游说或其它特殊利益的宣传活动。大学校长不再言及教育中的重大问题，而是把身心投入到筹措资金和公关活动上，期待着能继续向前走，到下一所名气更大的大学就任校长。
我认识的一名按照WASP标准长大成人的金融家不久前告诉我，他认为房地产次贷危机和接连不断的对冲基金丑闻都是由那些和“贪婪的猪”（他的原话）没多大区别的男男女女直接造成的，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优良品质，对于他们的选民或国家也没有一丁点的关心。当然，他补充道，他们所有人都有从这个国家认定的最好的商学院获得的硕士学位。
在精英政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那些认真的好学生看上去不过是在努力出人头地、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WASP的领导尽管可能会招致一些批评，但比精英政治领导层做得好。
WASP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它曾给予的那种领导方式不太可能卷土重来。如今回忆WASP充其量不过是提醒世人，随后而来的精英政治没有带来多少明显的进步。相反，那是一种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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