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常浮现在脑海，在我的记忆里，端午不仅仅是吃粽子，要做的仪式性的东西很多，在儿童眼里，那是一种多么有趣，多么生动的活动。
记得年年端午，父亲都会拿出早早备好的雄黄，研磨成粉，用酒精调和，盛在一个小瓷碗里，然后把我和弟叫到跟前，用他那双修长的大手，蘸上雄黄，涂抹在我和弟的额头、脸蛋、手臂、脚丫……事毕，我和弟弟相互看着对方的大花脸，边逗乐，边叫喊：蚊子不叮我了，毒蛇不咬我了，坏蛋姐姐（弟弟）打不赢我了。
母亲则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用五彩绳线给我们编蛋篓，母亲心灵手巧，她将五彩绳套在椅把上，手指翻飞，不大一会儿就编好两个，我和弟弟总会去母亲手里争夺自己认为更好看点儿的蛋篓，有时候，甚至还不惜为此弄得眼泪汪汪。但当母亲拿出煮好的咸鸭蛋放进蛋篓里，我们又都会破泣为笑，美滋滋地将其挂在脖子上，在胸前晃荡，一整天也舍不得吃。
在端午里玩乐的是孩子，而大人们则是忙碌的。父亲去野外采来艾蒿、粽叶，一大捆。母亲则端上高凳子，小心翼翼地站上去，极虔诚地将一把艾蒿插在大门的高处，清香的艾蒿味弥漫在四周，母亲就端坐在挂着艾蒿叶的门口，包粽子。
母亲包的粽子，并不像书本上的那种好看的菱角模样，而是一种像锥子似的尖角粽子，她的身旁放着一个竹筲箕，里面放着被淘洗干净的糯米、红枣，腿上搁着粗棉绳，然后拿起一片粽叶，将其旋转成一个圆锥形，再用小勺把糯米、红枣放进去，用一根竹筷将糯米压得更紧实些，这些事情做完，就将余下的粽叶封口，用棉绳捆扎……
记忆中吃粽子的快乐，至今仍是有的，关于吃的文化，中国人好像一直兴味盎然，也没有愧对中国乃美食大国的美誉。
而今的中国人普遍认为端午节是为纪念抱石沉江的伟大诗人屈原才诞生，实则端午的意义远不止这些。远古时的人们，信奉神灵，深怀敬畏心理，端午的起源实际是为驱除瘟疫，喝雄黄酒，烧艾叶，都是辟邪驱魔。《白蛇传》中的白素贞之所以显原形，就是因为端午时节喝了雄黄酒。
至于吃粽子、赛龙舟，那倒是与三闾大夫屈原有关了。屈原的故事，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不用我赘述。
端午的来历，说法众多，却渐渐被缩小到一个“屈原”；端午的意义，甚至变成了吃粽子。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传统文化的日渐萎缩，今人“功不可没”。
本应是一个深怀敬畏心理的节日，到了而今演变成“放假打牌”“群发短信”“吃各色粽子”，我们而今的人，大多没有信仰，不信神灵，谈何敬畏？至于屈原，更是离我们遥远，节日里，满大街找不到任何与屈原有关的条幅，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热闹喜气的商业广告。不知江底的屈原会作何感想？
端午来了，街上卖粽叶的有了，卖艾蒿的也有了，超市里的粽子早就上架了，祝福的短信更是多了，但我仍有深深的隔离感，坐在屋里，眼前浮现出儿时的自己。
一个扎着羊角辫、穿着大红花衣衫的小丫头，脸上涂满了雄黄，系着五彩绳线的手里拧着一个飘香的粽子，边跑边唱：
粽子香，香厨房。
艾叶香，香满堂。
桃枝插在大门上，
出门一望麦儿黄。
这儿端阳，那儿端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