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乡村里走出来了，又年复一年地带着我们回到他儿时生活的乡村，与亲人团聚。记忆里，每一回春节返乡，总是绕不开辗转奔波，摆不脱匆忙潦草。
仍然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冬日，天刚蒙蒙亮，年轻的父母就拍醒尚在酣眠中的我，给我穿上臃肿的棉袄，拖着大包小包，匆匆地赶往长途车站。
车少，人多。急着回家过年的人，拼命地往班车上挤。什么法子呢？挤不上车，就意味着回不了家。车门口挤满了人，车窗处也不断有人往里攀爬，母亲抱着我，被人群挤到了一边，情急之中，父亲把包一个个地往车里丢，然后往上一跃，也钻进车内。又转身，伸出双臂，从母亲高举的手中接过我，而母亲再次朝人堆挤去……
我在父亲的怀里，一声又一声地叫“妈妈——”，母亲在车门口一声又一声地回应“妈妈在这里呢”，隔着重重人头，母女间一应一答，仿佛回音在山谷环响。这声音，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畔，挥之不去。
所幸而今交通发达，过去那种情形不再发生。与之不同的是处处都是川流不息的车流，一辆又一辆，加快了回乡的步伐。
父亲开车，走过一段又一段路，上轮渡，下江堤，绕过乡间公路，我的故乡——那个隐藏在江汉平原上，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落，终于出现在眼前。
这便是我的故乡，我每年必回的故乡。
儿时，过年若遇上雨雪天，我总爱穿着大人们的木屐，歪歪扭扭地走在爷爷奶奶家门前的泥路上，每走一步，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脚印，深深浅浅，仿佛串串欢声笑语，被我遗落在地面。
泥泞的道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水泥路。
爷爷坐在屋门口的矮凳上，晒太阳；奶奶像往年一样，独自在厨房里忙碌。见有车停在屋门口，爷爷起身，眯缝着双眼朝车里张望，发现是我们，转身朝屋里呼喊：“老三他们回来了！”奶奶高兴得连手里的锅铲都忘记放下，就跑了出来，欢喜地唤着我的乳名；伯父、伯母、堂哥、堂嫂、侄儿们，也跟着迎出门。一家人围拢在一起，大呼小叫，亲热得不得了。
年前，爷爷奶奶搬进了在大伯家楼房旁的新起的房屋里，父亲几兄妹为爷爷奶奶添制了新家具，新电器，将一屋子的破烂留在了老屋。可奶奶总是趁人不注意，悄悄拖回一些东西，将它们塞在床下、柜顶、桌子旁、屋角落处。眼前的新屋里，依旧处处逼仄，处处拥挤。衣服被褥、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香炉烛台……想留下的东西太多，一样都舍不得丢弃。难为她老人家了，破家值万贯哪！要她一下子与过去割裂，实在是太困难。
堂哥亲手为奶奶做了一个新神桌，摆在堂屋里。神桌上供着香炉，墙壁左上方挂着曾祖父的遗像，正中贴着一幅神像，我不知道奶奶供奉的神灵是谁，估计奶奶也说不清楚，但她对神灵一直怀着莫名的敬畏，日日烧香祈愿，虔诚地祈求神灵庇佑家人平安幸福。
屋顶的炊烟慢慢散去，奶奶做的饭菜熟了，满桌子的家乡菜，还是熟悉的味道。一家人围坐一起吃饭，其乐融融。故土难忘，谁说不是呢？久违的乡音，如此亲切；亲人的关心，如此温暖。
鞭炮声，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从除夕夜，响到初一中午，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硝烟的气息，也带来了浓浓的年味。
一年到头，守在家里的老人，不再在农田里劳作；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回家与亲人们团聚。村子里，热闹起来了：招呼声、嬉笑声、车辆声、鸡鸣声、犬吠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满地跑，从村头，跑到村尾；大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或站在自家门口，或聚在村头空地上，拉家常，说闲话。
堂嫂站在二楼阳台上，用一根木棍，敲打着晾晒在栏杆上的棉被，口里还在念叨着她刚上小学的女儿：“又玩去了，作业都忘到了脑后！这要是我们走了，哪个管得了哦。”
哪有孩子不贪玩呢？我如侄女一般年纪的时候，也常常玩得不落屋。那时，只要过年时不下雨，我就开始盼着有人上门来划采莲船。远远地听到锣鼓一响，便呼朋引伴，和村里的小孩子一道，跟着队伍，一家一家地跑。
采莲船一般用绸布与竹蔑扎就，船中站着一个艳服裹身的古装女子，轻移莲步，摇晃着船儿；船尾的艄婆浓妆艳抹，摇着一把破扇，一步一扭，做丑角状；船头的艄公边划船，边领唱：“采莲船儿，哟哟；两头尖哟，呀伙嘿……”东家听到歌声，便燃放鞭炮迎接，再送上一包烟，或者给他们递一个红包，讨得一个好彩头。
那些年，对于孩子们而言，过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此。
而今，再难看到有人划采莲船了，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们，大都漂泊在外，难得过年回来一趟，都得抓紧时间与亲人团聚，谁还有工夫从事这种走家串户的活动？
堂哥、堂嫂说年后就要离开，外出打工。他们有两个孩子，不出去谋生，哪有钱供孩子上学？是啊，我们不愿离开，又终须离开，或求学，或工作。不久后，村子里，又只剩下老人、孩子以及寂寞冷清的田野。
背向村庄，面朝城市，又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张望：故乡的白云、土地、房屋、树木、人影，摇摇晃晃地，恍恍惚惚地，逐一往身后退去，又悄然模糊在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