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性,公民意识,公德心,这话不无道理。
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一次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弯折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逐渐被架空,人民越来越油条,不论从哪个方向有进城的大兵,他们都会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边迎接。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根本没有健康的人格可言,人民逐渐习惯灵魂和身体的分离,他们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的生存方式。改朝换代和异族入侵相随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古代中国在日益走向集权的道路的过程,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活力,阻止人民思考和自发组织,不惜一切代价以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
中国人的表里不一,没有原则,是因为原则在很多时候是生存的障碍,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圆滑,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则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中国人缺乏信仰,是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劣性竞争之下,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之徒越有可能成功,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作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基本破产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相信任何东西了,彼此之间也不互信;中国人没有公德心、脏乱差等问题很容易理解,中国人从来没有当家作主人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中国人只会爱护自家墙院里的东西,对于墙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
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传统,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乐于虐待别人以获心理补偿。近代革命里,一些先知先觉者认为改造国民性为当务之急,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在他们眼中,中国人国民性的劣根性才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先从思想上去改造,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才能推行各种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到了中国就立刻变了样。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对传统文化的彻底破坏,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滑坡。以至今日功利拜金主义的盛行,对权力的膜拜,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一个人要有性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要有性格,在如此的国民性之下,人民何以自立于民族之林,国家又何以获得他国的尊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