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武汉“新特区”

裤子

　　5、
　　 尽管这些是传言，未必就可以得到实证，但是不可以否认的是：湖北人的短视在这里面体现的一览无余。湖北人是聪明的，甚至聪明的近乎狡黠。黄冈高中的考典不就是明证么？——然而湖北人却在重庆直辖后才恍然大悟起来，后悔自己的短视是怎样的无法挽回。一个深圳的起来，带动了珠三角的崛起；一个浦东的开放，使得整个长三角也成为亚洲最有活力的地方；湖北人却只为了一省的税收，想方设法打压武汉的崛起。于是重庆直辖后，湖北和武汉的政府第一次站在了一起，从来没有过的希望能够引起中央的重视，能够赶上下一班的快车。
　　 然而机会这种东西，都是一去都不复返的。因为承蒙总理的川籍，重庆直辖后也就不太可能再考虑别的城市。毕竟直辖是国家信用的支出。中国是一个政策导向型的国家，让一个地方直辖，就是在向外界透露：国家准备大规模投资了，你们想赚钱、想发展就快点来。于是只要是中央想使之富裕的地方，都可以心想事成。只不过这样的信用支出，只能用上一次，用多了其实就不灵了。如果中国这也直辖、那也直辖，就像如果这里也特区、那里也特区，那还能指望它可以带来什么好处么？一样的道理。反正我是觉得以后蜂拥而起的直辖讨论热就是空想，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沉迷之中。甚至很多二线的城市都会煞有介事的宣称“自己已经入选直辖名单”。我就碰到过一个河南的小姑娘，很幸福的对我说：“我们郑州要直辖了！”我只是莞尔一笑，没有说话。因为谁都知道，郑州和武汉比，那简直就是侏儒和巨人在搏杀。河南之所以拿城市群与武汉拼，也正是因为心里明白自己手里的城市随便拿出一个，都不可能和巨无霸一般的武汉比——尽管武汉被嘲笑为中国最大的农村，据说还是朱总亲口加封的。南京人以为这是嘲笑南京的话，其实未必就对。武汉可比南京的规模大多了。河南拼全力打造城市群，其实是明智之举。同样湖南也推出自己的城市群，也是明显把孤零零的武汉当对手，巴不得能取而代之。中部地区似乎还是改变不了这种心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仿佛武汉不倒，河南和湖南就不会富裕起来。
　　
　　6、
　　
　　 这么说是有根据的。比方说就在前不久，好像是因为211大学的缘故，河南人又咬上湖北人了。很多帖子愤愤不平的问：凭什么武汉有那么多的211大学，俺们河南人居然就没有。然而是哭天喊地的叫冤，抱怨高考对第一人口大省的不公，而且都是拿湖北做对比，仿佛湖北人天生就是河南人的死对头，为啥武汉就那么爽，郑州就那么蔫。
　　 阿弥陀佛，湖北人估计是要疯了吧？革命是应该对为富不仁者，居然大刀首先挥向了自己的兄弟省份，这可真是奇怪的事情。年轻的河南人似乎是不知道：从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到1998年，连续20年里，除了一年以外，湖北的高考分数线一直全国第一。而且附带说一句，这个时期全国基本上都是用一张卷子考试，所以分数的可比性是最好的。即便是指责湖北评分可能宽松也站不住脚：因为湖北第一不是人口大省，其次能20年始终如一，那不是一代人想宽松就宽松起来的。根本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湖北太穷了。人人都羡慕黄高的成绩好，却不知道这是穷给逼出来的。对于黄冈人来说，要么上大学跃农门，要么回家重地穷一辈子，一旦这么想了，学习便成为改变人生的唯一出路。更要命的是：湖北人既有南方人的聪明，又有北方人的能吃苦，一旦用在学习上，那就是可怕20年的天下第一。在湖北高考，是上辈子被诅咒了的。
　　 情况维持到98年武大和HUST的疯狂扩招之后才得以解决。比方说HUST的招生规模大概扩大的十倍左右，这样才算给湖北的考生以一条稍微轻松点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分数线，依然比北京和上海高太多。可是这已经足够引起河南人的口诛笔伐了。仿佛湖北不如河南，北方的邻居心里才可以心安，我揣测大概就是这种心理。否则不会铺天盖地的帖子指责湖北为什么211大学那么多，却一点都不考虑历史上武汉是作为华中局的驻地来建设的。如果真要指责资源分布不平衡，何必还要声嘶力竭咒骂武汉，看看北京吸纳了多少资源不就足够了么？
　　
　　7、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并不是说某些河南人是如何的讨厌，只不过就事论事，觉得中国人这种内耗，能有怎样的意义呢？湖北人、河南人，不都是中国人么？武汉固然是湖北的武汉，但首先它是中国的武汉。更何况对于中国的中部地区，武汉如果能站立起来，未必就会使得河南或者湖南更穷。恰恰相反，一个有辐射力的武汉对于它周围的地区而言，应该是机会而并非末日。
　　 当然，这样的一种推论，我宁愿是小心与谨慎的。因为城市的发展有两条路，第一是共存共荣，第二是己兴彼衰的零和游戏。前者的例子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尽管上海和苏南的经济竞争、各市之间的勾心斗角没完没了，但是总体来看，大体上还是以各区域内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充分施展了其辐射力，使得该区域的发展能够得到维持。至于零和游戏，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看看北京把隔壁的天津折磨的如何气奄息息就知道了。如果不是小宝出身天津，估计那个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规划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在中国发展，最好是找个高枝可以攀上。大邱庄的禹老板因为攀上了昔日流放的官员而得以获得工业的资源，如果能有个掌握实权的领导人，忽然间对本地区青睐有加，那绝对是该地区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只是让武汉异常郁闷的是：貌似往届都与之有仇一般，武汉坐拥无与伦比的区域中心，又掌控了附近的富饶的资源，居然就是被刻意的遗忘，这似乎是很尴尬的事情。
　　
　　8、
　　
　　 武汉的无与伦比，放眼在中国看去，还能有几个可以与之相对比的呢？至少我以后再在中国转，还会喜欢西安的历史，喜欢成都的悠闲，然而实话实说，尽管我对这些城市的喜好明显要超过武汉，但是那纯粹是个人的好感而已。换句话说，武汉对于中国的重要，不是在于它作为湖北省的省会，或者是华中区最大的城市，而是在于它是未来中国发展最好和最需要依赖的支点。没有这样一个支点的支撑，一切希望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的计划其实都是空中楼阁。
　　 比方说，过去有段时期，很是鼓吹了长江流域的开放的。而且还在各大报刊上绘声绘色的鼓吹：浦东要做长江这条巨龙的龙眼，长三角要引领巨龙舞动起来。这样的比喻当然很形象。然而如果长三角是龙头的话，龙身在什么地方呢？我倒从来没有看见哪儿家报纸指出来过，除了重庆直辖时，又被鼓吹为摆动的龙尾。所以我估计长江这条巨龙是神龙见头又见尾，唯一看不见的是身子。或许国家是根本就没想过龙是要有身子的，只要龙头的疯狂摆动就很好看。
　　 武汉全国第三的科教实力，是被写入各种统计资料的，然而每年的毕业生，几乎都很难留在武汉，大部分都去上海和广东安家了。如果说清华是留美预备班，那么HUST就是留沪留粤预备班，似乎培养的学生，就是后娘养的一般，一开始就打算扔出去了。
　　 说起来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武汉就这么沉沦下去了。昔日的汉口，就已经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而独享“大”的称号的，也只有“大上海”和“大武汉”。至今台北依然会有武昌街，汉口路，这边却是将三镇合为一体，然后就悄无声息。过去美国驻汉的领事馆依然保存完好，却只能做人才市场使用。堂堂的武汉市只有一个法国的领事馆在打理经济事务，这个城市像是一夜之间从都市的名单里抹去了一般。
　　

裤子

　　9、
　　
　　 还是在几年前，也不知道是美国哪儿份报纸做出了未来社会的预言。其中一条便是武汉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反而是上海没有了影子。这个预言估计不会按照美国佬的心愿而得以实现。因为老外所列举的理由，也许在一个自由发展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实现，但是在中国，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城市的发展，说到底，还是完全掌控在最上面的“重视”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所以可以成为发展动力的理由，可以被一概不见。全国上下都喊口渴，黄河以北更是少有充足水资源的城市，然而武汉坐拥江城的美誉，居然就没人想过要在这里搞点什么。耗水大户的重化工业布满了环渤海湾，却没有考虑过供水的难题，这也是中国人思考的特点：反正国家不会不考虑的。
　　 因此北京人欢呼起来：我们要喝上汉江水啦！我却静静地想：此时此刻，有多少北京的老百姓会想到在遥远的丹江口，那里贫穷的湖北人和河南人要做出多少的牺牲，才可以让首都过上富足的生活。汉江的水华已经不可避免，专家又提出了“引江济汉”。引吧，引吧，反正中国有的是钱，没事就搞大工程。就没想过好好学习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就可以节约多少南水北调的经费；把让北京人喝水的钱省点下来投入到鄂豫陕川，能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多少的实惠。——反正中国只有北京人和上海人是人，别的地方都不算人的。
　　
　　10、
　　
　　 九省通衢的武汉附近不光有水，还有矿产、石油、煤炭。除了自然的资源，还有浩浩荡荡的科教队伍，密集的工厂区。除了上海可以在综合性上与之抗衡，放眼中国，还有第二个城市可以与武汉一般，具备了这样强大的潜力么？——何况武汉立足的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它的辐射力是可以涵盖周围数省的，然而似乎只有武汉人自己觉得委屈，外地人像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武汉的尴尬感觉的。
　　 而且武汉的这种委屈，还不是像很多城市没落时的那种苦命与忧伤，那种一去不复返的宿命。对于很多纯粹依赖资源和区位优势的城市而言，多数最终都要面对这样的宿命。例如曾经天下富足第一的扬州，因为盐帮与运河的衰落，因为津浦铁路的改道而一蹶不振。然而长江除非大规模改道，否则就注定要死死的被龟蛇锁在狭窄的1000米内。武汉的问题，不是在于它会一去不复返的沦落，而是它明明还有成为经济中心的潜力，却空有力量，无处施展，这才是别的城市不会具有，而只有武汉才会体味的到的那种无奈。
　　 武汉的强大，在于它全天候的实力和潜力。在中国只有武汉和上海拥有这种轻重工业、科教文化、金融商业都发达的实力。然而今天武汉的金融业，像是凝固在江汉路上那欧式的建筑里了：没有中央的点头，它就像被捆缚了手脚一般，徒劳看一个又一个新兴的城市，在GDP上逐一将它超越。
　　
　　11、
　　
　　 然而，纵然苏南的城市的GDP再高，它们也仅仅是一个地方的城市，而且还是笼罩在上海的辐射力下的。武汉即便是今日默默无闻，它的庞大实力与中心地位，却是怎么也剥夺不掉的。武汉不过是昔日城市发展的牺牲品和失败者而已，而且这种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点的成长。如果中国单纯依靠这种给予政策型的发展方式，那么我们还可以塑造出第二个苏州工业园，但是指望以此而实现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那不可能。
　　 因此从武汉的角度来说，我更宁愿它不要喊冤，也不要纠缠在过去的历史旧债。一个只会沉湎在历史里的城市没有希望。武汉的优势在它的未来，在于它得天独厚、得水独中的不可重复性。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是不可能有第二个城市比它更适合发展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也不觉得此次国务院批转武汉的“新特区”究竟有怎样可以值得期待的效果——或许房价可以借机上涨一下，但是说实话，都是别人已经得到的“优惠”政策，自己再得到了，总如同乞丐般的嗟来之食，其实已经没有了意思。武汉需要去做的，不是它能够享受到怎样的待遇。因为从历史来看，武汉可以得到的待遇，例如副省级城市，例如计划单列市，因为它的强大，注定它每次都不会落下。但是真正可以快速提升一个城市的实力，例如浦东开发，重庆直辖，在可以指望的岁月里，武汉得不到。既然国家就根本没有精力或者意愿来扶持中部地区的发展，那武汉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靠自己的拼搏，杀出一条血路出来。否则就不要指望它能从“新特区”里得到什么好处。——即便是有，也都是微乎其微的。
　　
　　12、
　　
　　 武汉必须要明白自己未来的定位，它的目标不是空幻的国际大都市，而是实实在在的华中地区的中心，进而成为国家发展所可以依赖的支点。它应该如上海对于华东地区一样，成为国家发展的一极。如果没有这样明确的定位，它就只能盲目的不断修改自己的发展规划。
　　 其次，武汉需要有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讨和认识：为什么现在它会如此的落后。我并不指望开展一场群众运动，只是希望武汉也好，或者湖北也好，至少能知道自己为什么落伍。在我看来，武汉最要命的是三个地方：第一是它的气候，夏天太热；第二是它的周围，没有可供支援的城市群。无论是孝感、咸宁、黄石、鄂州，真的都是太弱太小的县城了。一个没有可供发展的平台，这是武汉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如果武汉想发展的话，就必须能给予周围的卫星城以有力的支援，否则不要指望它可以一枝独秀。能靠吸血发展起来的是北京，武汉做不到。
　　 武汉需要正面的第三点，是它上下的慵懒与短视，腐败与低效。尽管省委书记曾经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似乎武汉的惰性已然形成，偏安一隅的心态昭然若揭。反正武汉这个航空母舰永远也不会沉没。
　　 所以我倒是一直觉得，与其给武汉一个“新特区”的称号，还不如能鼓足勇气，让武汉能够在某些可以改革的领域，采取些大胆而可行的措施。
　　 当然，我并不想在这里空谈发展的良策。美芹般的献策，不是草民可以幻想的。只不过是因为武汉忽然之间被一个“新特区”砸到了头，仿佛是久旱的大地上降下了甘霖，武汉人要近乎天下掉馅饼了。但是想吃饱肚子，想日子过的更好，就应该以这个馅饼开始，向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而前进。
　　
　　
　　13、
　　
　　 未来的武汉会怎样呢？谁知道。也许今天不过是烧水冒出了几个泡泡，很快就冷却下去了。中国的政策就是这样，水太多，而柴太少。烧上海和北京已经几乎耗尽了柴火，武汉人自己不想办法，全指望国家的政策，就没有希望烧开这壶水。
　　 更进一步说，西安会成为追寻历史足迹最好的场所，成都也会成为中国的后花园，苏州、无锡，它们都会富裕的让人羡慕，南京的秦淮夜色，也会更加的清婉迷人。
　　 但是对于武汉而言，它要做独一无二与有声有色的都市，就不能总是陶醉在“九头鸟”的自夸与堕落中去。如果总是对别人的歧视耿耿于怀，对历史的旧账纠缠不清，武汉就没有可能迈向未来之路。
　　 真正强大的一方是不屑于争论的。武汉发展的最大敌人还是它的市侩、短视、惰性和无知。希望“新特区”政策的出台不要迷惑了武汉800万的市民，还有满怀信心的5000多万九头鸟们。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武汉要走出这长时间的无奈与困惑。
　　 希望李宪生不用再追着总理问武汉在哪儿里了。武汉在哪儿，原本应该全世界都知道。

星期八

裤子整理的确实够全,这几天俺也关注了下,,,,够强大的,祝福湖北,祝福赤壁

九霄云外

武汉的试点是“8+1”，武汉周边的城市形成互补。咸宁也在“8+1”里面。

武汉是1，8是指咸宁、鄂州、黄石、孝感、黄冈5个地级市，天门、仙桃、潜江3个省直辖市。

九霄云外

说实话，武汉这几年的发展确实不错。

省外的人对武汉和湖北的印象还停留在N年以前。

想想赤壁、咸宁这几年的发展，武汉能差吗？？

闲云

特区没有特权,发展还是一样的会很慢.

讨厌等待

我来贴一下易中天说武汉吧.

讨厌等待

武汉三镇

　　武汉是镇。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这当然并非说武汉是一个“最说不清的城市”。没有什么城市是 “说不清”的，武汉就更是“说得清”，只不过有些“不好说”，有点“小曲好唱口难开”而已。因为武汉这座城市确实有些特别。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这种“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这样一种“最好同时也最坏” 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环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直快则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让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事则是在武汉架起了长江第一桥），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事实上那时如果守住了武汉，战争的形势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里守得住武汉？

　　但不管怎么说，武汉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国内不多的几个可以和北京、上海较劲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很多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它的成就和影响，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在过去某些时期，武汉一直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既没有领导消费潮流的物质产品，也罕见开拓文化视野的精神产品。除街道脏乱、市民粗俗和服务态度恶劣外，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武汉似乎都难列榜首（不过近几年来武汉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已大为改观，尤其市内交通的改善已今非昔比，市民的文明程度也有所提高）。这就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讨厌等待

三　生命的劲歌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除嫌汉剧有点正儿八经（汉剧近于京剧）外，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露脸、爱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爱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欢说 “玩”这个字。比如谈恋爱，北方人“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弄异性”。

　　这就多少有些“艺术性” 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性的。比方说，大操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操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满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荡荡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 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荡荡；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饱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祝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

　　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口者)”，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口者)”；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口者)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口者)”？(口者)、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将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日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满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妻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 ”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环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团《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阳大，外面脏乱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艳阳；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床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满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裤，睡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图四十八）

　　在如此恶劣条件下挺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裤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

　　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 “人”，就不必 “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口者)，到你自己屋里(口者)去！”

　　同样，最坦诚、最直爽、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性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感色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爱，也敢憎敢爱。他们的情感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口昂)”）。而且，爱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 “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

　　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

　　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阴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口沙)！”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交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性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爱看悲剧和爱听哭腔

　　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

　　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性格” 这种性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日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乱”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乱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粗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爱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裤。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裤，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流行歌曲，以宣泄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逼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 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

　　什么是味？“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 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欢）；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 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婊子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

　　所以，味，又有 “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 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 “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毛毛（婴儿）像洗萝卜，包毛毛像叠‘撇撇’。”“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熟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熟”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

　　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阳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床，摆出清爽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欢喜流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露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口夸)天”。(口夸)，音 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几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夸)天”。武汉人(口夸)呀(口夸) 呀，(口夸)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

　　武汉人确实很爱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色。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弄脏了，武汉人不说 “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口沙)，搞得灰流了！”灰而至于“流”，可见有多脏。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流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毛都乍了起来的好外公鸡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感色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抽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感。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

　　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性和戏剧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显然，武汉人之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一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醒，有一假” 的意思。比如“醒倒迷（媒）”就不是真迷（真喜欢对方），只不过“醒倒迷”罢 “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日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

　　一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一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色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闹醒黄”是“诈倒裹”，“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 “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露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 “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露馅”。一旦露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 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

　　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欢“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 ‘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 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

　　比“岔把子”更讨厌的是“夹生苕”。所谓“夹生苕”，也就是又“夹生”又“愚蠢”的人。武汉人把傻叫做“苕”。苕，也就是红薯、地瓜。红薯烤熟蒸熟了，就是“糊”（武汉人读如“户”）的，也就是“糊涂”。所以，武汉人说一个人稀里糊涂，就会说： “他‘糊’得很”，或“这讶么样是个‘糊’ 的？”又因为熟红薯不但“糊”，而且“溏”，因此又把糊涂虫叫做“糊溏”。“岔把子”虽然“岔”，却不“糊”；“夹生苕”则不但“夹生”，而且“苕”。 “苕”则“蠢”，“夹生”则“岔”，简直不可理喻。如果和他理论，非把你的底子掉光不可。

　　“岔把子”和“夹生苕”的共同特点，是“不够意思”。甚至也不是“不够意思”，而是根本就“没意思”。然而武汉人是不能“没有意思”的。他们不会像北京人那样“找乐子”，也不会像上海人那样给自己来点 “小乐惠”。他们的括法，是向生活“要意思”，把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把艰难困苦的人生变得其乐无穷。（图四十九）

　　于是，武汉人便把生活变成了艺术。或者说，把他们九死一生的艰难人生和不太顺心的烦恼人生，变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调、值得“铆起唱”的生命劲歌。

讨厌等待

五　优势与难题

　　武汉的确应该大有前途。因为武汉虽然自然气候极差，历史气候不佳，文化气候却不坏。

　　这无疑得益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它的北边，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南边，是屡次成为革命策源地、如今又是经济活力最强的广州和珠江三角洲；东边，是标志着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上海；西边，则有得天独厚、深藏不露的成都。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都会吹进武汉。哪怕只是吹过武汉，也“水过地皮湿”，多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更何况，武汉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必经之水陆码头。各路货物固然要从这里出进，各种文化也会在这里驻足，从而使武汉人的文化性格变得复杂起来。

　　事实上，武汉人的文化性格中，确有周边四邻的影响。比方说，西边巴人好斗，南边湘人倔犟，武汉人就有点又冲又犟。所以，维新和革命的领导者虽然是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首义第一枪却打响在武昌城。不过，武汉人虽然又好斗又倔犟，却不是“冲头”和“傻冒”，林语堂谓之“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诡计”。武汉人很会做生意，生意场上公认“九头鸟”不好对付，这似乎有点像广州人和上海人；而武汉人之会做官、会做学问，则接近于北京人。至于“白云黄鹤”的仙风道骨，又颇似“多出神仙”的四川人。

　　的确，武汉文化东西结合、南北杂糅的特征十分明显。即以饮食为例。武汉人嗜辣似川湘，嗜甜似江浙，清淡似闽粤，厚重似徽鲁，其代表作“豆皮”即有“包容”、“兼济”的文化特点。武汉人在体格、性格上也兼东西南北之长。他们比南方人高大，比北方人小巧，比成都人剽悍，比上海人朴直，比广东人会做官，比山东人会经商，比河北人会作文，比江浙人会打架。总之是能文能武，能官能商。

　　武汉三镇的城市格局，也是官商并存，文武兼备。

　　三镇中市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汉口，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且也和上海一样，曾经有过租界。它是我国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门户。作为一度独立的城市，它也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一类新型城市中重要的一员，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得风气之先。相对逊色的汉阳，则有着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也曾名驰一时。至于“文昌武不昌”的武昌，历来就是湖北甚至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湖广总督府曾设立于此，湖北省政府也至今设立于此。在武昌，还集中了众多的高等学府，无论数量还是水平都居于全国前列，而且名牌大学就有好几所。珞珈山上的武汉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几所国立大学之一，其朴素学风，素为学术界所看重。其他几所理工科大学，在各自的领域内，也都卓有盛名。武汉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人文学科，曾号称与北京、上海成“鼎足之势”。一个老资格的开放口岸，一个高水平的文化重镇，再加上一个前途无量的后起之秀，武汉三镇，难道不是一种最佳的城市组合？这样美妙的组合，国内又有几个？

　　更何况，武汉的“运气”也并不那么坏。内陆开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解放中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关键时刻，武汉都扮演过重要角色。1949年后，它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改革开放时期，它又理所当然地成为内陆开放城市。此之谓“得天时”。地处国中，九省通衙，此之谓“得地利”。集三镇优势，合四海人文，此之谓“得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尽占，武汉应该成为文化上的“集大成”者。

　　然而事实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正如武汉原本可以成为首都却终于没有当上一样，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也未能领袖群伦。岂但未能领袖群伦，连十分出色也谈不上。它的学术研究成就一般，文艺创作也成绩平平。人们像朝圣一样涌进北京，像观风一样看着上海，对南京也另眼相看，却似乎不大把武汉放在眼里。武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从来没有成为过全国的中心，甚至哪怕是“热点”。

　　武汉的学术文化事业只不过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的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格缺少自己的特色。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南京、成都的文化特色也都十分明显，广州便更是特色鲜明，就连一些不怎么样的小城镇也不乏独到之处。请问武汉文化有什么特色似乎谁也说不出。它“雅”不够， “俗”也不够，既不新潮，也不古朴，似乎什么味道都有一点，却又什么味道都没有。武汉人自嘲兼自慰的说法，叫“以无特色为特色”。然而如果表现不出特色来，岂非“不出色”？

　　事实上，武汉文化原本是应该“出色”而且也不难“出色”的。这个特色，就是前面说的“集大成”。这无疑需要大眼界、大气魄、大手笔，然而武汉人似乎胸襟不大，魄力不够，底气不足，手脚放不开。结果，东西南北的“城市季风”吹进武汉，只不过“吹皱一池春水”，却不能形成“扶摇羊角”，让武汉如鲲鹏般“直上九万里”。

　　最不喜欢“差火”的武汉人，在建设自己的城市文化和塑造自己的城市人格时，似乎恰恰“差”了一把“火”。

　　这是武汉文化之谜，也是武汉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人格塑造的难题。

　　这个谜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

　　这个难题也得靠武汉人自己去解决。

　　而且，一旦解决，武汉便会让北京、上海、广州都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