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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摆拍进化成“导拍” 丹阳视觉 ([size=+0]刊载于2014年3月25日中国摄影报一版有删改) 一 日前，“打假斗士”方舟子在其微博上，质疑第三届阿联酋哈姆丹国际摄影大赛获奖的作品《乡村教师》涉嫌摆拍和抄袭问题。他指出：这是四川大凉山彝族山村的一间“教室”，那个地方近年来已成了中国摄影胜地，无数或专业或业余的摄影师都去那里拍摄了无数照片，这间“教室”也被拍了很多次。
摆拍问题批判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有所改观，但目前摆拍“遗风”犹存。毋庸置疑，记录类作品的核心价值是具有历史文献价值，但摆拍违背了真实记录的宗旨，根本无“文献价值”可言。记录类摄影就意味着真实，就不能摆布拍摄对象，不能打断事件的进程，这是最起码的约定俗成，更是从业人必须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基点。
近年来，虽然对摆拍批评之声络绎不绝，但摆拍非没有销声匿迹，而且演绎成了“导拍”。君不见，编撰拍摄预案，设计场景，选择场地，聘请被摄主人公，按章节入戏，俨然已经到了“大制作”的地步：
大雪覆盖的草原，一些人出钱请牧人，强行把成群的马从圈栏里哄出来，在冰天雪地里按照预先导演的路线和动作奔跑；古宅的天井里，几个小娃娃皮筋跳得都迈不开步了，但一帮拿着各色相机的人还在按脚本，鼓噪孩子们做各种高难动作；江边的清晨或日暮，几艘渔船上的人按照摄影者要求在水里煞有介事地撒网、扬帆，几个“摄助”补光、燃放烟饼、哄鸭子……
可以说，当下“导拍”的一个个场景，真是“媚态”百出、极尽所能了。这些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开拍前，先给被摄主人公不厌其烦地“说戏”，让那些并不专业的主人公去按照所谓的“创意”来制造画面，他们从不在意是否真实可信，是否混淆视听，是否画蛇添足……一切唯我独尊。
也难怪，如今在乡下的许多老百姓，见到背相机的人都跑，因为在他们心中认为这些人拍完照片后，还指不定会如何变着法子“埋汰”人呢；城市里的人，见到拿相机的人对着自己肯定质问对方，甚至以侵犯肖像权来自卫。不得不说，一些臆造的摆拍和“导拍”，给摄影人抹黑了，不但糟蹋了摄影创作的“神圣”，而且招致了民众的反感。
痛定思痛，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导拍”者，比那些摆拍者更可怕，更值得批判，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违背了记录类作品创作的“底线”，更重要的是糟蹋了摄影人的名声，把我们心目中“庙堂”上的摄影给打入了“地狱”。
情何以堪！摆拍进化到“导拍”，摄影界真的伤不起。
二
“关注贫困”，本应当是记录类摄影的着眼点和公益诉求基线。特别是涉及国民基础教育领域，摄影者更不能通过弄虚作假的欺骗，致使人性的真诚和善良失守。《乡村教师》所面临的摆拍和抄袭问题，已经是在亵渎我们摄影人的灵魂，将面临摄影产业化发展操守的彻底沦陷。
全国人大代表孔令晨先生曾提出“摄影事业要想持续、繁荣地发展下去，必须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因为这是摄影事业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它不仅可以让“圈外”人认识摄影、熟悉摄影、掌握摄影，进而促进摄影事业形成规模效应；而且只有形成一定规模后，摄影产业化才能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才会筑牢坚固的发展基础，进而促进摄影产业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因一些地方追求急功近利，把摄影产业化模式的“经”念歪，摄影“导拍”几乎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 “另类”模式。在此背景下，一些所谓的摄影摆拍得奖“专业户”，借助摄影产业化发展的畸形机遇，把自己包装成了“导师”＋“导演”的职业选手，将自己多年来靠摆拍的心得，演绎成为“秘籍”来言传身授给新人。
这些“导师”＋“导演”的人，利用“把自然的东西拍得更生动，把不可能的东西拍得很自然”为幌子，言之凿凿地给新手提供谬论支撑，不厌其烦地给人家灌输“导拍”定律：凡是贫困的，就是古朴；凡是怪异的，就是创新；拍江南的小桥流水，必需要配上打伞姑娘；拍田园风情，必需要有老农牵耕牛；拍海岸滩涂，必须要有惠安女劳作；拍贫穷地区，必须要苦大仇深……
正是基于上述，就演绎出来了最出人文片的古宅，最出纪实片的村落，最具少数民族风情的镇子……真是枚不胜举。而却恰恰在上述地点，往往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著名的“摄导”（摄影创作导演），在收取相应报酬或者在不可告人的利益趋势下，带领着新入门者，成规模、成建制地进行着臆造的记录类“导拍”。
心细者，浏览一下各个摄影网站、论坛的花絮区，在那些所谓“最出片”的地点，各式“导拍”手法翻新、目不暇接，更是达到了以假乱真、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而雷同的“作品”比比皆是。我们不得不感叹“摄导”的演绎水平实在是“屈才”了，要是他们涉足影视领域，估计不会在史蒂芬.斯彼尔伯格等国际知名导演之下。
记得前段时间，多位“讹人老人”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让 “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成为了一个话题。那么，由此来审视当下摄影摆拍和“导拍”活动中那些指导者们，他们真的是“坏人变老了”，不仅仅自己终生沉迷于造假的歧途，而且还在以讹传讹，在“摄导”的幌子下，毒害着摄影新人，演绎着“诲人不倦”的神话。
摆拍进化到“导拍”真是大煞风景矣!
三
儒家思想给中华民族设立了仁与和的终极精神理念，这也应当是摄影界最根本的道德底线，更应当是摄影人品质特性的道德基础。而当前，生于斯、长于斯更应坚守于斯的艺术底线，在面对纷杂的诱惑时，却被“名利”所击溃，被一些所谓的艺术制造者灭绝人性地践踏着。
“以真见长”，应当是摄影诞生１７０多年来永恒不变的特性所在。且不问方舟子质疑《乡村教师》摆拍和抄袭问题的最终结果如何，我们摄影圈子是否也应当建立一个有效的诚信制约机制呢？
记录类摄影图片具有独特的记实特性，因而其更具有文字描述所无法比拟的真实感和可信度。无论是摆拍，还是“导拍”，只要运用在记录类创作领域，就违背了摄影界最根本的道德底线。痛定思痛，摆拍屡禁不止，“导拍”形成产业，就是因为对此类造假行为没有强有利的监管和处罚。说白了，摄影“造假”者付出的代价不够重，没有形成震慑力。
我们身处的现代文明社会之中，凡是有行为能力的正常人，在社会行为中都有一种“约定”。这种“约定”的履行和延续，对行为人而言就是信用。是否履约和怎样履约，则反映信用度的高低。以此衡量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就构成了社会信用体系。
摆拍的记录类照片和造假新闻无二，都在肆虐着我们的良知，受害的起初是公众，但是最终就是我们自己。因此，摄影界当下也应当构建信用体系，以便有效规范摄影人行为，促进摄影事业健康发展。这也是各级摄影组织的职责所在。面对由摆拍和“导拍”给摄影界带来的信任危机，各级摄影组织应当有所作为，不但要积极引导旗下成员去健康创作，更要通过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来打击造假，使造假者“无家可归”。
试想，摄影界建立起来作品个人信用管理体系或者黑名单管理制度后，就可以对那些造假的人，像处罚驾驶员违章积分制那样，达到一定积分就销户，甚至永不得再入。同时，利用网络媒介进行公示，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更不放过一个坏人。
通过上述机制的建立，应当会对摄影造假活动起到良好的高压威慑作用，并营造全社会对摄影造假“人人喊打”的局面。否则，我们无论如何去批判摄影造假，在名利的趋势下，必然有一些道德败坏的人会置若罔闻，铤而走险。
让那些摆拍和“导拍”者在摄影界无“立锥之地”，我们摄影事业的明天才会更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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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3-26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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