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则故事，新中国伊始，百业待兴，作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日理万机，一天他刚刚走出办公室，身边的工作人员走上前来说：“总理，有几件事想向您汇报一下。”周恩来马上打断他的话，很郑重地说：“不要叫总理，我们党内还是称同志好。”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无疑，毛泽东在“两个务必”之前所加上的“同志们”一词，不仅让人有一种亲切感，更有一种使命感和重托感。
然而，现如今的当下社会，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理想信念在不少党员干部中间变得淡薄，“同志”一词在党内也随之被冷落和有意避之。除官方正式场合的介绍，干群之间、同事之间工作交流、人际寒暄时鲜有以“同志”相称，曾经“根正苗红”的“同志”二字，再也难觅其踪影。无怪乎有人调侃，我们党内的“同志”都去哪了？
相比于“同志”一词的平等朴素庄重，时下党内称呼似乎尤显庸俗，甚至夹杂绿林气息和封建陋习。譬如“老板”、“某某总”强调的是权钱地位关系；“大哥”、“老弟”则凸显了帮派团体的江湖习气、“部长”、“局长”、“处长”则意味着官场等级差别，甚至对副职官员不提“副”字都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党内称谓的各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其本质还是封建帝王等级思想作怪，为官至上、唯级别至上，用一堵有形或无形的墙把自己同群众隔离开，无视《党章》要求的平等观念和民主意识，这不仅有损党的形象，也不利于党的事业发展。
“同志”一词，就其内涵而言，历史感颇为浓厚。从“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从“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同志”一词的溯本求源，是建立在志趣相同、志向相同，能够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中国合伙人”层面上。依着这个原则，中共“一大”在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自此，“同志”一词开始成为我党一个专属名词。1959年8月3日，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同志，要求不准称职务，不准称老总，“一律称某某同志”，并要求从第二天“就照此改正”过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再次指出：“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梳理这条历史的主线，“同志”一词能够最终被我们党使用，并得到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数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认可，有着其高度的政治色彩和党性要求。“同志”一词，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的产物，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在改革中不断取得进步的时代结晶。这个词的背后，反映了我们党在艰难中迈进、在困难中奋斗、在低谷中崛起那种“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认同感和“鱼水情深”的平等博爱理念。
习近平同志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要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方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党内称谓是件严肃的事，党内互称“同志”既是规矩又是传统。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党员干部之间称谓的改变，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精神实质，让有着共同信念的党员能够在这次“反四风”的活动中，更加树立对理想信念的高度认同感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责任感。
“细节决定成败”，我们要扫除的“四风”，恰恰是存在于日常工作的细微之处。党内称谓这一看起来锥刀之末、片瓦之地的小事，恰恰体现着党员干部的权力观、地位观、荣辱观，关系到领导干部怎样认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事关百姓的心中秤、眼中情、胸中敬。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干兴邦”。党员干部之间的称谓看似小事，实则体现着党内作风、彰显着干群关系、凝结着宗旨意识。当前，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彻底解决已经存在的“四风”问题，切实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放任“老板”、“大哥”这类称谓扩张与蔓延，就会导致公职人员不讲拼搏、不问付出、不求实干，一味琢磨如何与领导加深感情、通过歪门邪道求提拔。而一旦处在“同志”一样温暖的海洋里，就能赢得团队之心，必然会在党内形成风清气正的务实之风，促使领导班子精诚团结、干部队伍上下一心，推动形成务实发展的整体合力。
让我们还“同志”一词的本真，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把“三严三实”落到实处，拆掉官员称谓这堵墙，让“同志”健康而自然地回归广大党员干部心间，干群之间、同事之间，都能亲切地叫上一声“你好，同志！”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4-30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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