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黄光裕和贾跃亭一样，在狂飙猛进的路上，被历史的车轮狠狠地甩出
贾跃亭回国的消息甚嚣尘上之时，黄光裕明年将被释放的传闻，同样铺天盖地——这一对难兄难弟，走在一条殊途同归的路上。
惯于左右手互搏玩跨界的马云，终于把阿里巴巴在美国折腾上市。随即而来的12月19日，万达商业地产将在港交所挂牌，市值或超过千亿美元，王健林的身家可能重新超过马云，夺回“中国首富”的宝座。
与此同时，86岁的“华人首富”李嘉诚在想什么？
他经历大风大浪，小心翼翼地游走在各种势力之间，缔造了庞大的李氏商业帝国。自言“商人不谈政治”的他，去年“钦定”了李氏家族接班人李泽钜，半数资产西进，抄底英国，布局欧洲。
这不过是一场财富的流变故事。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写完《浩荡两千年》后感慨说：“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这群“屌丝逆袭”的中国富豪们，在中国急剧转型的当下，都有着逃脱不了的宿命——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型政商格局中，“贾跃亭们”游走在官方博弈和商业创新之中，需要的不仅仅是政治智慧。
1972年，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中国和美国》一书中不无疑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42年过去，依然是天问。吴晓波在研究中发现，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政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色，工商业者如何与政府平等相处，是一个十分危险，甚至仍然带有某种禁忌性的话题。
贾跃亭不幸再次成为一只小白鼠。“海漂”了五个多月后，11月26日中午，乐视网创始人兼CEO贾跃亭发微博称，在香港顺利完成手术，已回京住院做进一步治疗。一部演了大半年，主题为“贾跃亭去哪儿”的悬疑剧似乎终于接近落幕。
他本来是一个被市场追捧的创新者——乐视希望通过全产业链的垂直整合以及多元化的商业模式获利，但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这样做。
有人说他是一个造局者——他用互联网模式再造了传统电视行业，传统电视企业开始直面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不断向内容方聚拢。
也有人说他是一个搅局者——他带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在智能电视行业里演绎着全新的故事，改变了智能电视传统的定价模式。
2014年初，中国视频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乐视网，市值飙升至41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创业板市值最高的公司——贾跃亭也跃升为创业板首富。在市场最乐观时，民族证券、中金公司等预测乐视网未来市值将超过千亿级。
彼时的贾跃亭保持刻意的低调，他对媒体称“千万不能说我们是在颠覆广电行业，因为我们这种模式和广电其实还是非常互补的。乐视拥有最强的传输能力、最高效的入口、最多的视频内容，因此可以推动广电体系的创新和变革。”
然而，正像马云靠阿里金融颠覆中国传统银行业一样，他也成为中国互联网视频行业的“颠覆者”。媒体报道称，贾跃亭的一个合伙人说：“山西人以经营票号闻名，而贾跃亭更是一个很敢玩钱的人。”
从山西垣曲到太原再到北京，刚刚四十不惑的贾跃亭，多年以来，在监管和政策的红线内外寻求平衡走钢丝。这家因创新和冲击垄断而赢得喝彩、又因涉嫌灰色操作亲近权贵而遭质疑的明星公司，其命运已然失控。
同样失控的还有黄光裕和他庞大的国美帝国。左手实业资本，右手金融资本——以实业资本获取利润切入金融，再用金融资本杠杆作用发力实业——从而产生让黄光裕津津乐道的“1+12”效果。
这种模式让黄光裕着迷。而且在亚洲亦不乏成功典范，韩国三星、日本三井、住友、三菱皆为此中高手。但黄光裕和贾跃亭一样，在狂飙猛进的半路上，被历史的车轮狠狠地甩出，进入人生的漫漫寒冬。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同样适用于商业。黄光裕起于草莽、长于借势、精于权变，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家的匪气和赌性，同时也代表了一代企业家的崛起和湮没。
在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看来，中国目前的政商关系不能简单化解读。被企业界称为“商界思想家”的他，在其著作《野蛮生长》中举了两个实例，民国时代的虞洽卿之于蒋介石，台湾的辜振甫之于台湾国民党。后者的名言是：“人生就是个舞台，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
在企业家与政治家的人身关系上，无法忽略的是，东方社会的确有一套游刃有余的处世智慧。然而穿过历史的长河，能善始善终者寥寥可数——这正是政商关系在人身关系层面的令人蛊惑和鬼魅之处。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对此吴晓波一语中的：中国存在着太多、大大小小的、争取捕鼠特权的“乔布斯”，因而抑制了发明捕鼠器的“乔布斯”的诞生。
费正清1972年时的困惑，至今仍未解决，这似乎越发成为一种悖论——中国商人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
在中国由于一个超强的集权型政府的存在，它控制着关键生产资料的配置，甚至经常亲自“下场比赛”，逼迫着民间资本只能在夹缝中生存，民间商人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托庇于政治权力之下。
哈耶克，在其最知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中写道：国家的主要角色应该是维持法治，并且应该尽可能的避免介入其他领域。
写就西方经济学“圣经”《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虽然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同为政府主导型，地域广袤的中国在维持统一上的任务更为艰巨，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历代都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稳定之后，国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远胜于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
为此，独立政治学者吴稼祥试图提出了解决方案，他在《公天下》一书中，解剖中国四千年政治史，推演未来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尝试多中心治理和双主体法权。
今年年初在广州见到了王健林。和声称“商人不谈政治”的李嘉诚一样，他当时也言语中肯：政、商最好不要走得太近，但是也不能太远，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最好的。
美国并非独善其身。2013年，在美国SEC对摩根大通雇人问题发起调查之时，大多数美国人颇不以为然。《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2011）一书作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谈及美国的政商裙带关系毫不客气地说：问题很大。
华尔街之王——黑石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之子就曾在高盛实习，后去花旗集团做了分析师，还在多家知名事务所当律师，最后成功进军电影业。克林顿夫妇之女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在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麦肯锡。
重庆“黑打”后遗症，至今尚存，**家族资本帝国的调查，余音未了；大病初愈的贾跃亭，目前提出了神秘“See计划”，乐视何去何从，疑云密布；自喻为风清扬的马云精于公关、长袖善舞，阿里金融真能蚍蜉撼大树？在中国强调法治的当下，他们又该如何完成中国式的“救赎”（Redemption）？
——转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撰文：陈无诤（本刊市场金融总监、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11-28 09:32
收藏
转播
赞
踩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