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哭 作 荣
1
2013年11月12日,星期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粒儿到山西看望老父亲去了,女儿在上海演出。
这天清晨,我同往常一样,起得很早。打开电脑,看了一下博客上的情况,不知怎么,灵感就来了。不知是哪根神经莫名其妙,七不接壤八不搭界地忽然就想起了曹操,想起了曹操的名字。我一直觉得曹操的名字是起得是真好,这会儿一想起来,诗就来了。灵感一来,写诗并不费劲,没多大功夫,一首《别说曹操》的短诗就成了。读了几遍,觉得很不错,不是一般的不错,是很不错,是一首难得的好诗。我乘着兴,就把它放进博客里去了。
写诗不难,写一首好诗是很不容易的,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写罢《别说曹操》,感觉一良好,满脑子的兴奋就都来了。
就在这当口,手边的电话铃响起来了。
我看了看时间,六点刚过。这么早!谁这么早打电话!
那头传来粒儿的分明的呜咽之声。
“怎么回事?”
“作荣走了……”
“什么?”
“作荣走了……”
“什么?”
“作荣……走了……”
我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
2
不可置信的事往往就这样突然发生在面前,生活就是如此残酷!
怎么可能呢?由于电话里玉萍和粒儿一直在哭,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走了呢?
怎么可能!简直就像临时瞎编出来的关于别人的故事。
整整一天,我就呆呆地坐着,只觉得胸口闷得慌……
近半年了,我身体一直不好,几乎连楼也不下。
粒儿一天打了几次电话,嘱咐我务必不能一个人去作荣家,一定要等她,她已经买了当天晚上的火车票,我们约好在北京站会合,直接去作荣家。
怎么可能呢?
一个月前,我们原军委工程兵出来的几位诗人还相邀在解放军报社大院聚了一次餐。出席的有:
原工程兵报社社长、82岁的刘汉杰先生;
后工程兵缩编为工程兵部的原工程兵部部长王殿华先生;
解放军报原文艺总编喻晓先生;
原广播电视局李克寒先生;
还有作荣和我一家三口。
那天有三个人瘸着腿:韩作荣,李克寒和我。
聚餐前,所有的人都到喻晓家坐了一会儿,无拘无束地说了一大阵闲话。喻晓细心,还在窗口前的书案上放了文房四宝,请大家签名留念。我签了一句话:“从坑道里爬出来的精神”获得好评。作荣签名时,喻晓笑着说:“作荣的字真好。”我说:“他年轻时字就好。”
那天聚餐的几个人中,气色最好的要数岁数最大的刘汉杰老先生和俞晓夫妇。嫂夫人七十岁了,还年年坚持冬泳。气色最差的是作荣,脸色发灰,发暗,很是憔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中间有一个懂得医术,准能看出问题,引起警惕——几个秀才太笨了。几位人物中他岁数最小,他属猪,小我三岁。也没有人着意劝,只是友爱地请他少抽点烟。作荣一生话语不多,且像诗一样吝惜。他说:“少多了。”
聚餐时,我与作荣照例是挨着坐的。这不用吆喝,几十年来,但凡在一起喝酒聚餐,我俩总是坐在一起,而且,大多是我坐左边,他坐右边。因为我是个左撇子,除了拿筷子是右手,干什么都是左手上前,舒服些。年轻时我喝酒就不行,作荣酒量比我大,别人斟给我的酒,我总是偷偷用左手倒给作荣,他都是出色完成任务,没有一次被别人抓着破绽。
只有一次我偷偷给他倒酒他没接招,那是在沈阳。主人用金品五粮液招待我俩,才喝两杯我就偷偷给作荣倒酒。作荣一开始没说话,只是用手挡了一下,不让我倒。我白了他一眼,他用手遮着嘴,在我耳朵根上悄悄说:“这么好的酒,还不使劲喝——笨。”那天夜里,一桌人喝了三瓶五粮液,谁也没醉。
那天本来准备喝白酒的,大家说来说去,还是说岁数都不小了,别喝白酒了,最后谁也不勉强谁,象征性地喝了点红酒。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的聚会,仿佛是冥冥之中提前告别似的。实际上,那天谁也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虽然世道艰难,但是我们谁都觉得自己还是很健康地生活着,心里没有一丝阴影。连照个像的意思也没有。粒儿带着小相机,自己随意照了几张,效果不好。
我怎么一家人全去了。我孩子许久没见昆昆,想昆昆了,那天见了高兴得很。
昆昆,这世上只有我孩子一个人这样称呼作荣。
说起来也是一把子伤心。孩子小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北京日子过得艰难,就让孩子把我最要好的三个兄弟按年龄分别叫“莽——昆——仑——”,是给孩子备一条后路的意思。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孩子背靠莽昆仑,也有个投奔之处。作荣排在第二,所以叫昆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两个所谓莽者,所谓仑者,其实是两个小人,自从我出事之后,几十年便躲得我远远的,再也没露过面。
但是我孩子从小却一直得到作荣的悉心呵护。他和玉萍都疼我孩子。孩子从小爱吃他们从哈尔滨带回来的红肠和鸡翅,其实只不过是高兴地说了句真好吃,这么多年,他们只要是回哈尔滨或哈尔滨有亲人到北京来,就专门给我孩子留着哈尔滨红肠和鸡翅。桑卡自小叫作荣昆昆,叫玉萍昆姨,一直叫到这么大。
当年作荣住在和平里,他家在六楼,楼道挺陡,光线也不好。只要是我们一家到作荣家去,每次走的时候,作荣都是自己亲自抱着孩子,从六楼到一楼。每下一层,孩子就在作荣脸颊上亲一下。从他家到公共汽车站不远,每走几步,孩子就亲一下,给昆昆加油,作荣不停地叫“幸福幸福,不累了”。
那次聚会之后大约二十天,作荣给我打电话,我没接着,就打给粒儿。(因为怕干扰写作,我一直不用手机,只有座机,亲近的朋友知道粒儿的手机号,凡与我联系不上,就打粒儿的手机。)粒儿正好在进城有事,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我随即打电话给作荣,原来作荣是聚会那天见我的腿也跟他一样一瘸一瘸的,惦记着,问我的腿的情况。我笑起来了,开了句玩笑,瘸子问候瘸子,我的腿好了些,但还是有问题,你腿怎么样?他说也好了些。彼此说了些要多多保重的话。我还告诉他,最近新疆周涛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文章,十分隐晦曲折地把我骂得一塌糊涂。作荣说,小痞子,别理他。
就像平常打电话一样,说完事就挂了——这就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3
每年,作荣的生日,我们一家三口都到作荣家,两家人一起为他过生日。作荣的生日好记,12月16日,我总开玩笑说,他比耶稣早出生9天。
如今回想起来,我们之间友爱的日子,真的像诗一样,清净,简洁,蕴深沉于透明之间。多少年都是两家人在一起,从没有外人瞎搀和。没有过郊游,没有过宴会,就是坐在一起,说说话,就近吃点便饭,就把生活欠我们的那点温度补上了。
1997年12月16日,作荣五十岁生日时,我写了一首七律《贺韩作荣兄五十寿》:
“如流岁月叹情长,二十六年酿蜜香。
狂雪比肩慷慨赴,好诗对酒舞歌尝。
高山立壁孤无岸,大海舒波气有疆。
一盏青灯填古寺,闭门只管做文章。”
2002年2月,我患结肠癌,住进了肿瘤医院。当时正是春节期间,医院要等到春节初八上班之后才能动手术。生死未卜,我当时灰心至极,已经准备慷慨赴死了。大年三十下午一直到晚上,也就是春节最美好的时光,作荣、徐刚、商震、陆健诸公都挤在我的的小病房里,和我一起守岁。大家在一起说着各种各样的笑话,或者互相挖苦,或者互相调笑,千方百计逗我笑。只有作荣,静静地坐在中间,偶尔插一两句嘴。作荣不善言,任何时候都那样。这是我一生收获的最宝贵的幸福,朋友们帮我熬过了死神的纠缠,我活过来了。
2011年10月1日,我写了一组4首七律《一生一世》,并用书法写了一首送给作荣。作荣看了我的书法,笑着说:“书法进步很大嘛。”我对自己的书法从不敢有半点骄傲,连连说:“小有进步,小有进步。”
写诗的年头长了,我的性情被诗陶冶得十分孤僻,不管谁是谁非,不爱也不善与人交,只与作荣交好就足够了。这就是这一组七律的写作思绪。
1
一生一世一相知,苦守清贫只为诗。
热血杜鹃啼血泪,多情蚕宝吐情丝。
可怜家国腾飞日,难忍子民哀号时。
大恨从来无自我,坚贞来自屈原师。
2
一生一世一知音,兄弟情长手足亲。
家国风云肩有重,文坛鬼魅竹无心。
三更夜哭轮台鼓,汉水魂殇焦尾琴。
四十年终成正果,无为歧路泪沾巾。
3
一生一世玉情浓,天谴诗朋做弟兄。
马乱中华思济世,兵荒南北竟相逢。
秀才命贱心高洁,大海波平浪拍空。
我辈诗坛无对手,洗心谁看小爬虫。
4
一生一世一孤松,独立冰峰上九重。
四面青山皆戴雪,八方热土尽眠冬。
呼风不见春风绿,悬胆谁知越胆红。
登顶攀高亲世界,可怜孤苦哭苍穹。
这些诗都收进我的《叶文福诗词选》里了。
一生就交了这么个战友,朋友,兄弟,如今,就么一个战友,朋友,兄弟,就这样静静地走了。离66岁生日还差一个月零4天。
4
四十三年的兄弟情谊,叫我从哪里说起!
我与作荣相识于1971年10月。
那时我们都在原军委工程兵服役,他属53师,我属51师。
那时还是“文革”期间,全国没有一本文学刊物,人们每天盯着两报一刊社论的调调过日子。
我们工程兵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陈淀国。
虽然他只是宣传部一个分管文化的干事,但他喜欢办实事,敢于顶着各方压力办实事。他于1971年10月在北京一个我们工程兵支左的单位的六层楼上,办起了全兵种第一期文学创作学习班。从每个师或师级单位抽几个文学创作骨干,在学习班里集中一两个月时间写作,我俩都是这期学习班的成员。
这真是比金子还贵重的时间啊!
别忘了那是“文革”期间,多少人还在挨批挨斗,臧克家们还在湖北咸宁向阳湖的荒野里吟“向阳湖里心向阳”的伟大诗篇呢。
学习班大约有二十多个成员,没有人讲课,只给时间。但是还真请到了浩然讲了一次课。当时全国就一个作家,就是浩然,大名鼎鼎,把我们都激动得不行,其实那时浩然也就四十出头。
那时的北京出版界全无动静,倒是天津百花出版社到我们这个学习班来组稿,当时就出版了我们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本散文集,一本短诗集《工程兵之歌》。
据我所知,《工程兵之歌》是“文革”期间全国出版的唯一一本诗集。不少人说《工程兵之歌》是“文革”之后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不对,那时文革还没结束。
《工程兵之歌》里的作者都是年轻的干部战士在艰难和荒芜岁月里的习作,不管在内容、语言还是思想方面,都是很传统的,没有什么突破。但在那个年月,实在有后人想不到的艰辛。
1978年,天津百花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我和作荣的个人诗集,他的叫《万山军号鸣》,我的叫《山恋》。
从此,我们便携手步入诗坛,各自在自己开辟的文学领域开始了辛勤的耕耘。
四十三年,时光是一条线,而人生则是立体的。尤其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时常气候剧变,之间有许多变故,常常使我们措手不及,我和他,都是常出错。但我们总是兄弟情谊,总是携手一起度过了许多艰难岁月。
我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历史如何评价周,那不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是,那个残酷的年月,天安门广场到处是密探,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也是需要强大的英勇的。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游行——挽着手,并着肩,我们在一起英勇地走过了我们该走的人生道路。
我们来,我们走,我们来之来,我们走之走,其实都是时间的作品。说什么成功,说什么失败,说什么荣辱,说什么无奈,都是时间的该有的色泽,个人没有什么可计较的。
追悼会回到家,我给女儿打了电话,告诉她昆昆走了,(女儿因有演出任务不能回来,)电话里,女儿失声痛哭。那一刻,我……我的心碎了……
作荣平静地走了,平静得像他活着一样平静。作荣性格温柔,慢腾腾的,言语不多,几乎没发过火。他爱静,朋友们在一起,他多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抽烟。但他柔中有刚,柔中有倔,柔中有慧,该不服谁,你怎么也别想他服。
仿佛有一种天缘,我写这点文字时,手边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我顺手一翻,竟是王维的《送别》。我一时眼圈都湿漉了,我不知道王维是送给哪位朋友的,还是送给自己的,是送给作荣的,还是送给我的。我把它抄在这里,且将它作为一杯淡茶,古今一炉,以祭奠我们人生共有的诗的意境: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
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
2013,11,18,于北京三叶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