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你不懂广东人

村夫遥星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调查显示，有82.86%的广府人、39.18%的客家人和38.18%的潮汕人认为自己的方言比其他方言好听。同时也有37.06%的客家人和37.27%的潮汕人认为广府白话比其他方言好听，而广府人对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好听度”，评分却很低。由此可见，在广东地区，白话占了绝对的优势。


　　广东人的兼容并蓄，同样反映在语言上。近20年，大量华洋杂陈的港式粤语长驱直入，对粤方言所作的深耕改土，是历史上两百年都难以达到的。其结果，粤方言在最古色古香的美名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最多创新词汇的特点。“炒更”、“揾食”、“搞掂”、“无厘头”、“士多”、“T恤”、“的士”、“擦鞋”、“人气”、“案底”、“做骚”、“草根阶层”、“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以及“他很阳光的样子”、“她苍白着脸”这些词法乱用的港式粤语，复畅行内地
　　
　　老广为何要死守着自己的方言？(3)


　　半个多世纪以来，广东还经历了两次移民高潮。一次是1949~1952年间，解放大军南下，土改大军南下，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开入广东。另一次是1980年代以后，广东改革开放，在“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激励下，千百万北方人怀着创业梦想，奔赴广东这片热土，形成风起云从，百川赴海之势。粤语一度成为人们热衷学习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竞相开办了粤语速成班，报学者十分踊跃。我们从电视新闻上看到南下列车上的汹涌人潮，亦不禁瞠目结舌，叹为百年难见的奇景。




　　移民潮对广东政治、经济、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互动互补的。尤其是第二次的移民潮，还在持续高涨。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南北文化都在不断洗牌，民风民俗的丕革，已深入到每条街巷、每家店铺、每个公司、每户家庭、每个人的起居、饮食、衣着、娱乐、求职、婚姻等等庸常生活，却是不争的事实。


　　像深圳这个新兴城市，1982~1990年间，就有164.25万人口，从外地迁入，占了当地人口增长的96.62%，普通话在这里已差不多成为主要的交际媒介。如果还按传统的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族群标准来划分它，未免有牵强之感。


　　有人认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显示了推广普通话的必要性。但我却认为，正因为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才显示了保护粤语的刻不容缓。我在报纸上看到，杭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在向政协会议递交的《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提案中大声疾呼：“当你来到四川茶楼里，发现摆龙门阵的人操的不是四川话；当你在对外电视节目上，再也听不到闽南话；当你来到了非洲的某个部落，发现土著人全说一口流利的English（英语），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当所有的城市都说同一种语言时，那么每个城市独有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所以，我呼吁要保护杭州方言。”


　　我不禁为这位委员拍案叫好。什么时候，我们广东也有人能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为保护广东方言而奋臂大呼，我一定为他呐喊助威。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1)


　　广东人排外。


　　这是北方人对广东人一个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误解。以至许多根本没踏足过广东，甚至连一个广东人都不认识，一句广东话都不会听的人，也如矮子看戏一般跟着嚷嚷：“广东人排外啊！广东人排外啊！”让人在无奈之余，也恍然明白，为什么曾参杀人、三人市虎的故事会在中国流传千年，有时以讹传讹的杀伤力，真是大得惊人啊。




　　广东人是否排外，我们不妨到广州的南海神庙看看。相传唐代从印度来了一批朝贡使者，在南海神庙这里登岸，其中有一个叫达奚司空的使者，在神庙两侧各种了一棵波罗树。后来这个达奚司空因贪看日出风景，竟误了上船，他的同伴都走光了，他却孤身一人流落异乡，不久郁郁而死。他的遭遇令当地乡人深为感动，于是封他为南海神手下六侯之一的助利侯。从此南海神庙也称“波罗庙”。


　　达奚司空居然可以成为中国人的神灵，受人间香火供奉，是一件极具象征意味的事情，令我不禁想起广州华林寺中的马可•波罗，不也成了五百罗汉之一吗？还有唐代被贬到广东的韩愈，虽然在潮州只逗留了不及一年时间，但当地人不仅建起韩文公祠纪念他，甚至连潮州山水也改称“韩江”、“韩山”、“韩木”，其崇拜程度，高于孔子，简直超佛越祖；海丰的方饭亭，是纪念文天祥的；虎门也有纪念林则徐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们都不是广东人。


　　任仲夷这个名字，广东人都很熟悉。他是河北人，1980年代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的改革开放，就是在他任内正式启动的。广东人对他一直念念不忘。多年后，任仲夷在谈到广东人是否排外时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能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过去隶属广东的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


　　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足证广东人并不排外。凡对社会有功德的人，自然可得到人们的崇敬，不管他是来自北方，还是西方。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一看历史，受到最多歧视和排斥的，到底是广东人，还是北方人？如果说广东人确有排外行为，那么，是出于他们夜郎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受到压迫后的反弹？广东被称为“南蛮”，历代王朝对她进行了种种妖魔化，史书上有盈千累万的记载。即使到了现代，在革命风暴的荡涤下，许多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或剥落蜕化，或一扫而空，但广东人两千多年来所遭受的误解，却没有多少改观。任仲夷所提到的“地方主义”，就是一个痛苦的例子。


　　一位革命老人向我追述往事。1949年，解放军渡过长江，长驱南下，快要打到广州了。当时担任两广战役的主力军，绝大部分是东北战士，这位老人就是其中一分子。他很坦率地对我说，当时他们的确有一种观念，觉得广东人都是些“有待解放”的小商贩和小土地出租者。南下行军途中，各种有关广东人排外的传言，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广东麻风病人很多，一旦染上，无法医治，全身霉烂而死”；有人说“广东天气炎热，煎饼不用火烤，放在太阳下一晒就熟”；也有人说“北方人到广东语言不通，工作难做”。飞短流长，谈虎色变，有人干脆要求在赣州掉头回北方。


　　为了让东北战士更多地了解广东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第三书记方方都在会上作了报告，详细解释广东人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他们当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中肯与客观的。方方是广东普宁人，他在会上说：


　　“关于民情民风俗，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叫‘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
　

村夫遥星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2)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的。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漂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得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为了消除北方人的误解，方方把广东人的衣着、礼节、饮食习惯，也一一加以解释。“ 广东人好吃，那也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那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各色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敢吃，外省人会觉得惊异。”


　　在风俗方面，“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特别是受了年来战争的影响，封建礼节已大受破坏。如潮汕妇女过去喜欢搽粉的，后来在战争中生活艰苦，要外出挑担糊口，就再也不讲究天天搽粉了。”


　　甚至连他们的洗澡方法，方方也作了详细讲解。“民众一般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南北的生活习俗、社会风气、文化传统，在许多方面，的确迥然不同。


　　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绘形绘色地介绍一个地方民众搽粉与洗澡的习惯，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方方横说竖说，无非是要告诉在座的北方干部：“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的领导干部和许多工作同志，都是外来干部……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老家在广东梅州的叶剑英，也以客家人的身份告诉大家，其实广东人和中原人，五百年前是一家，“现在定居在广东的人，很多都不是广东原来的本地人，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过去的汉人。一般史籍的记载，都说南北朝时期汉人被迫南迁，逐步被压至海岸，再无地方可退了，就在广东定居下来。南迁汉人在和异族与当地土人的双方面斗争中，逐步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和组织，这就是广东人之多数聚族而居，封建姓氏的团结比较坚强的缘故。”


　　叶剑英和方方的话，句句都说得很实在，但却未能消弭南北之间的隔膜，也无法阻止悲剧的上演。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广东老人，谈起1950年代那两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仍然唏嘘不已。


　　当年叶剑英、方方领导广东土改，由于天下已经大定，他们根据广东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结果却被斥为“和平土改”。中央认为其根源在于广东人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于是，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便像巨灵之掌打到广东人头上一样。


　　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大批北方干部浩浩荡荡调入广东掺沙子，从粤北山区到粤东平原，遍布广东各地。广州市属各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大部分是南下的。本地干部被批的批，斗的斗，撤职的撤职，开除的开除。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是北方人。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与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与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


　　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


　　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


　　叶剑英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亦受到牵连，被调离广东。临行前，他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主帅无能，累及三军。”叶帅为自己无法保护广东干部不受无辜伤害而痛心。不知多少广东人因他这句话而泪流满面。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被戴上“反党联盟”帽子，受到严厉处分的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冯白驹和被戴上“右倾、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帽子的方方，直到1983年和1994年才分别获得平反。


　　
　　被人排斥，还要担着排外的恶名(3)
　　
　　本来，广东人承受了如此深创巨痛的伤害，有点怨气也在情理之中。但广东人并没有这样做，试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对北方的门户是更加敞开了，还是更加封闭了？


　　据2004年的统计，广东全省有7000万户籍人口，有2800多万流动人口。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几乎有三成是外省人。别忘了，在拥有广东户籍的人口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外省籍贯的。从1994年至2004年，在广东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以每年100多万的速度增长，而
　　2003年更创下新纪录，达到320多万。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都在广东。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广东人排外了。试问，如果你是一个排外的主人，你家里会天天宾客盈门吗？


　　可惜，事实并不能稍稍触动某些人的良知，也不能使他们的成见有丝毫改变。总之广东人就是排外，你打死我也不会改口的了。广东人把北方人叫做“捞松”，还不是歧视？殊不知，“捞松”一词，并非广东人发明的，而恰恰是北方人自己叫开来的。以前北方人见面，喜欢互称“老兄”，广东人听多了，也把北方人叫做“老兄”，发音不准，变成了“捞松”。这和广东人叫潮州人做“冷”，叫日本人做“架佬”，叫西方人做“鬼佬”一样，虽然含有戏谑成分，但要把它提升到地域歧视的范畴，则未免小题大做了。


　　四川人口里的下江人，东北人口里的关里人，北方人口里的老广，都不是歧视，惟广东人一叫“捞松”（老兄）就是歧视。这恐怕讲不通吧？现在，甚至已经敏感到连“外地人”、“外来工”这些词，似乎都含有歧视成分了。如果一个广东人说：“你们外地人……”那他很有可能会被指为歧视外省人。


　　在广州街头还有一种现象，常令外省人怒发冲冠，就是当他们向广州人问路时，对方一听他的外省口音，往往立即闪开，不愿搭理。遇上这种事情，简直就是当街受辱，谁都会觉得十分难堪与气愤。不过，广州人并非天生冷漠，而是他们遭遇了太多这样的例子：一个外省人上前问路，问完以后就说：“请别误会，我是北方某某大学的学生，来广州实习，跟老师走散了，钱包又被人偷了，你能借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和学校联系吗？”如果你真的糊里糊涂把手机借给他，那么十之八九是肉包子打狗，一去没回头。


　　这种街头骗子实在太多，以至广州人一听外省口音问路，便心生戒意。这是上了无数次当，交了无数学费之后，买回来的教训，你能怪他们吗？

村夫遥星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2)


　　广东人的沉默，就是在这种漫长的歧视和压抑中，渐渐养成的。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反复告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做人做事都不可太高调，太高调容易节外生枝，招惹是非。一个人如果因为到处吹嘘自己很有钱，而招来强盗小偷，大家会嘲笑这人是“捉虫入屎忽”（自己给自己添麻烦）。广东人的性格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对国家大事尤其如此。




　　广东人真的患有“政治冷感症”吗？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用“是”与“不是”来回答的问题。无论说“是”或“不是”，都可以立即找出一大堆相反的证据，引致无穷的质疑、设臆、反诘、论辩。争论本来就不是广东人的强项。


　　事实上，如果回答“是”，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政治变革，都与广东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广东会出现太平天国这样的运动？为什么广东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为什么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中心会在广东？为什么会有数十万广东工人参加震惊世界的省港大罢工？历史的是非功过，固可以从长计议，慢慢评说，但总不能把广东人的政治热情与献身精神，一笔勾销吧。


　　但如果回答“不是”，也同样遇到麻烦。因为不仅外省人这样看广东人，就连广府人与潮汕人，也都承认自己对政治的态度，颇为疏远。这就不得不触及到问题的深层核心了：什么是政治？


　　广东人对政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政治并不仅仅是在庙堂之上参政议政，也不是非要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不可，更不是在茶余饭后胡诌些所谓的政治秘闻，就叫做忧国忧民。在广东人心目中，创造利润、积累财富也是政治，计算效益成本也是政治，提高效率也是政治，公平的商业竞争也是政治，建立健康的市场秩序也是政治。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的，无一不是政治。钟南山院士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大的政治。”这是广东人最典型的政治观。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刚刚启动，人们还在为市场经济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甚至对开办经济特区，也有人端出一副“爱国”嘴脸，对广东怒目而视，严词质问“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意思是广东一搞特区，就是搞新租界，搞卖国！


　　在一片沸反盈天的争论声中，广东人依旧默默地做着自己认准的事情。他们并不是完全无视争论，而是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去留意聆听，“遇着红灯绕路走”、“水路不通走陆路”。就这样，一个一个禁区被冲破了。在无尽的顺流逆流中，广东人的心境，用一段粤语流行歌的歌词来形容：“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有人说广东是“穿堂风”，近代史上许多新思想是从广东兴起的，许多革命是从广东出发的，但虽然尽得风气之先，最后却都是穿堂而过。在广东播的种子，开花结果却在别处。这种情况并不是谁抛弃了广东，而是中国的地理决定的，也是广东人的性格造成的。平心而论，这也没什么不好，无论做播种的人，还是做收成的人，都不要紧，各施所长而已，最要紧是粮食收回来了，大家有饭吃。


　　不要小觑我们每天从事的具体事务和日常生活，虽然庸庸碌碌，琐碎无奇，但点点滴滴，日积月累，就是一股移山填海的力量，就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就能影响制度。广东人推崇一种“认认真真做事，忙忙碌碌赚钱，潇潇洒洒享受”的生活态度，好像与政治绝缘，其实，这三条已经把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都概括进去了。


　　从近代史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源头都在广东，难道与广东对外开放时间最长、接触西方文化最多、经济实力雄厚、绅商力量强盛毫无关系吗？从2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看，深圳经济特区先行一步，探索经济改革的道路、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经济的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综合实力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形成……这一切，对社会价值观的冲击与刷新，对国家制定政策的影响、对法制建设的推进，一句话，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已经够彰明昭著的了。


　　第二篇 广东没文化，谁有文化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1)


　　广东到底是不是文化沙漠？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关于文化的定义，几百年来众说纷纭，各路大师的专著也汗牛充栋。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等等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一个族群所生活的社会遗传结构的总和；有人认为，文化是某个社会或部落所遵循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所遵循的共同信仰和传统行为；也有人认为，文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并传给
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然而，无论哪个说法，都不可能导出某个地区、某个族群“没有文化”这个结论。


　　一个庞大的人群是不可能生活在文化沙漠上的，那是一种不可想象的状态。文化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它必然存在，是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的一个属性，一个标志，是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叫法而已。盎格鲁撒克逊有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新几内亚食人族也有新几内亚食人族的文化。它们不以你的赞赏而生，亦不以你的嘲笑而亡。


　　谁也没有什么资格说自己的才是文化，别人的就不算文化。说一个族群没文化，等于否定了他们的人类属性。好比你跑到别人家里，指着人家的孩子说：我家的儿子是圣人，你家儿子是白痴。人家不一扫帚把你打到大街上去才怪呢，你还好意思哭爹喊娘地埋怨“他们排外”吗？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广州文化时说，如果时光倒流30年，陈寅恪还在世，就没人敢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了。“一位老先生在此地的活动决定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小觑广州。”言下之意，似乎没有这样的大师，就可以小觑广州了；没有这样的大师，广州就有沦为文化沙漠的危险了。说到底，还是那种精英文化、偶像文化心理。


　　无可否认，陈寅恪是一位文化大师，而广州的文化亦因为大师的存在增辉不少。但文化是一个庞大复杂、多种多类的体系。陈寅恪只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他是某一方面的大师。不能说他端坐在广州，广州就有了文化；他离开广州，广州就没文化了。


　　文化这东西，天生在那儿，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捏着鼻子厌之恶之也罢，紧闭眼睛假装看不见也罢，给别人扣上一顶“文化沙漠”的帽子也罢，全没有用。总之你避也避不开，绕也绕不过去。日前欧洲经济咨询和研究机构Robert Huggins公布《世界知识竞争力指数2003/2004》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125个领先地区中，珠江三角洲排在第85位，甚至高于香港（香港排在第102位），是除日本之外最具知识经济竞争力的亚太地区。如果这也叫文化沙漠，那真是无话可说了！


　　北方之所以觉得广东缺乏文化底蕴，是因为南北文化的底蕴不尽相同。北方文化发祥于黄土高原，奉太昊伏羲、轩辕黄帝为人文始祖；而南方文化则受孕于浩瀚大海。广州古称番禺，番禺是一位海神的名字。广东的文化就是海洋的文化。


　　对中原文化，广东人一向尊重有加，因为那是祖先的文化。然而，中原文化虽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却绝不是唯一的源头，更不是用来衡量天下文化的唯一标尺。四合院可以住人，西关大屋一样可以住人；吃高粱可以饱肚，吃稻米也一样可以饱肚。大家头上都是一片天，并不是只有你一家名门正派，别人都是邪魔外道。


　　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说：“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者也。”梁启超也早就提出，中国文化有南北之分，有海洋与内陆之分，“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而经史大师蒙文通则把中国文化细分为齐鲁、秦晋、荆楚三支。中原文化移植到海边，也要发生变种的。


　　不同时代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把天候地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条件，足以令人幡然醒悟。南方既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当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死抱着四夷宾服的心态，以北方文化作为衡量和评价一切文化的唯一标准，等于抹杀了黄土高原与冲积平原的区别，抹杀了高原气候与海洋气候的区别，抹杀了吃大米和吃高粱的区别。可以说一开始就错，结果是一步错，步步错。


　　你有你的中原文化，我有我的岭南文化(2)


　　在某些人看来，广东人都是土包子，土包子一夜发了大财，还是土包子。一个地方要让别人觉得你有文化，不是靠有多少茶楼食肆、多少烧腊店、多少人在炒股、多少人在买彩票，而是靠高等学府、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科学技术、卫生设施等等。

村夫遥星

　　粤剧就是粤语地区的剧种，是唱给广东人听的。这一点切不可忘。不要总是抱着“让全中国都来听粤剧，让全世界都来听粤剧”的空想。有些人一听洋人在晚会上用英语唱京剧，就沾沾自喜，以为连外国人都加入了保护国粹的行列了。殊不知那些只是噱头而已，对真正的京剧发展并无裨益。


　　无论物换星移几度秋，粤剧在广东始终有一批忠实拥趸。广东人把粤剧叫做“大戏”。推敲起来，粤剧属于皮黄系统，但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博采众家之长，血缘十分庞杂。昆、戈、汉、徽、秦、湘等剧种的唱腔，在粤剧里都能找到一点影子。还有南音、粤讴、木鱼、龙舟、板眼等广东民间说唱的元素。广州方言属声调性，各种道白形式都有很强的音乐性，因此，从广义来说，粤剧的道白也是一种音乐。


　　在有戏院之前，戏班都是坐着一种绘有龙鳞菊花图案的红色木船，在水乡渔市间漂泊，哪里乡下有迎神赛会、喜庆宴席，就去那里演出。“梨园歌舞赛繁华，一幕红船泊晚沙”。有时天气骤变，红船在茫茫江海之上，风雨交加，雷电大作，戏班便会全体动员起来，在船上大演《八仙贺寿》。我们试想当时情景：黑云压顶，洪波涌起，红船就像一根断苇，随波逐流，艰难前进。


全体演员们在锣鼓锵锵声中，冒雨向天跪拜，齐声高诵：“东阁寿筵开，西方庆贺来，南山春不老，北斗上天台。”这种场面，既悲壮万分，又凄凉至极，使我们不禁为这些粤剧演员的境况怆然而涕下。


　　粤剧的历史，以前人们没有很好地整理保存下来，残缺散失严重。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覆水不可收，行云难重寻。我们除了深深地惋叹，无能为力。就像红船，虽然大部分在战争时期被毁坏，但战后仍有幸存，却因无人照料，随着光阴荏苒，已全部付之逝波，连一条也没有剩下了。一些粤剧界的泰斗，曾经红透半边天的，但考其生平，竟几近空白，就像南海十三郎。


　　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誉銶（一名江枫）。是粤剧界著名的开戏师爷（编剧），才华横溢，为薛觉先写过不少经典剧本。抗战时期，广东韶关沦陷，南海十三郎带着救亡剧团，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逃往粤东的故事，在梨园传诵不绝。抗战胜利后，南海十三郎得了精神病，到香港定居，生活相当落魄潦倒，终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1956年薛觉先逝世，刺激他病情恶化，被送入香港青山精神病院，1980年代初辞世。


　　就算你听不懂粤剧，也请鼓鼓掌(2)


　　历年来，以南海十三郎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剧都出过不少，但其实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大部分都是口耳相传的故事，未经征信考核，甚至连他的笔名来由，也众说纷纭。一代天才，留落人间的形迹，皆如鸿爪，恒在依稀仿佛间，令后人低迴叹息不已。


　　喜爱粤剧的人，谁也不会忘记唐涤生这个名字。他所写的粤曲唱词，清隽雅丽，音韵和


谐，被粤剧爱好者形容为“字里行间有一股馥郁芬芳的余韵，袅袅无穷”。曾经有人问我，粤剧唱腔的特点是什么？我虽非行家，但一提起粤剧，总有一种凄凉婉转的意味，涌上心头。我觉得唐涤生写的唱词，最能代表粤剧的神韵。试举一段，以飨读者：“画栏风摆竹横斜，如此人间清月夜。愁对萧萧庭院，叠叠层台。黄昏月已上蟾宫，夜来难续桥头梦，飘泊一身，怎分派两重痴爱？不如彩笔写新篇，也胜无聊怀旧燕，谁负此相如面目、宋玉身材？”真是一唱而三叹，读唐诗宋词，亦不外如此。


　　已经失去的，我们无法让它再生，但还没有失去的，断不能让它从我们手上失去。


　　我有时在电视上看见香港的歌星登台唱粤剧，感触很深。他们唱得那么自然，那么投入，甚至连功架台步，也学得惟妙惟肖，好像他们本来就是粤剧演员。反观我们广东，有几个流行歌手肯在台上唱粤剧的？他们宁愿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喊什么“翠花，上酸菜”，也不愿唱一唱自己家乡的粤剧。


　　如果我们不加以爱护，一个剧种的失传，并不是危言耸听的事情。据统计，在中国已知的360多个地方剧种中，有半数以上目前已走向消亡。


　　陕西过去有地方戏30多种，现在，全省有名称和演出团体的剧种不到10种；


　　江西省流传的34个剧种中，大约有8种已完全消亡；


　　山西省在建国初期还有52个地方小剧种，现在只剩下10多个剧种有专业剧团；从1984年至今，平均四五年就有一个小剧种消亡。


　　这只是冰山一角，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很严重。粤剧会不会有一天也面临这样的处境？这不是杞人忧天。虽说广东是经济强省，也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一不缺少资金，二不缺少人才，三不缺少观众，一些资深的粤剧界人士也认为，粤剧在广东还是很有观众缘的，在许多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中，常常高踞第二、第三位，但问题是怎么把这上面所说的三者有效地串起来，使整个市场真正活起来。


　　我知道很多人已经在做这件事了。从报纸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粤剧名家进校园”、“大学生粤剧生活体验”、“大学生粤剧一日游”、“粤剧与大学生零距离对话”……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一次两次的活动，能有多大成效，实在无须过分介怀。广东人的性格一向平实，只求做好自己的本份，尽了人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到了收获的季节，自然会有所收获。


　　希望每一位广东人，就算你不会听粤剧，就算你不爱听粤剧，也请你为粤剧鼓鼓掌。因为，这是你家乡的戏剧。


　　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靓少佳、新马师曾、文觉非、千里驹、白燕仔、萧丽章、罗品超、郎筠玉、罗家宝、梁醒波、芳艳芬、红线女……当我历数着这些广东人十分熟悉的粤剧名伶的名字时，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段凄怨缠绵的《帝女花》：“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附荐凤台上，帝女花带泪上香……”深红色的天鹅绒大幕缓缓开启，聚光灯下，他们的扮相、他们的台风、他们的唱腔，成了几代广东人的回忆，不可磨灭。舞台因他们而精彩，人们的庸常生活也因他们而有了一缕悠然的韵味。


　　广东离文化大省有多远？(1)


　　近两年，把广东建设成文化大省的呼声愈来愈高，相关的讨论也很热烈。10年前，人们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而激动，现在又为“建设文化大省”的口号而激动。这口号确实很振奋人心，但它的潜台词似乎是：广东现在还不是文化大省。或者说，广东现在是人口大省，文化小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总和，不是论斤秤的，也不在乎先进与落后，只在乎有多少人买你的
账，有多少人愿意按你的方式去生活。


　　“文化沙漠”本来就是强加给广东的一个子虚乌有的东西，就像《西游记》里的“唵、嘛、呢、叭、咪、吽”咒语一样，压得孙悟空翻不过身来，其实揭开一看，什么也不是，破纸一张。很多时候，癞子就是这样炼成的，别人不停地说你是癞子，说啊说啊，听多了，你也开始相信自己是癞子了。


　　因此，建设文化大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广东从虚构的“文化沙漠”中拯救出来，也不是为了洗脱“南蛮”的嫌疑，更不要为了建设文化大省，而把广东固有的文化毁坏了。一位头脑清醒的广东CI专家在《羊城晚报》上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认为广东没文化，或文化很少、很小，所以要建文化大省，我认为没什么意义。如果从区域竞争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文化建设来提高广东的竞争力，这我倒赞同。因为区域或地区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竞争。”


　　他说到了关键之处。早就有学者指出：国家、区域之间，10年比的是经济，50年比的是制度，100年比的是文化。


　　可是有人不同意，反驳说：这是偷换了“文明”与“文化”的概念。衣食住行、民风民俗，乃属于“文明”范畴。大家说广东没文化，通常是指狭义的“文化”，偏重于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


　　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查查《辞源》，或指文章博学，或指文献典籍，并非指以文字表达的某一类艺术形式。中国的传统文人，都是诗文书画，无所不通，艺术与学术融为一体。像张九龄、陈献章、湛若水这些大家，既做学问，也吟诗作赋、也挥毫写字，闲来也治印，画竹子，也弹琴，既可以教书，也可以做官。他们的学问通常是以优美的文章辞赋，流传于世，从老庄到孔孟，由唐宋至明清，这个传统乃一脉相承。很少有人会故意把学问做得晦涩难懂，以此标榜自己是职业的哲学家、思想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文学家。

村夫遥星

“我喜欢钱，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2)


一说起生意经，人人眉飞色舞，谈上三天三夜也没问题，早茶午饭宵夜直落。我常常听见一些朋友口出狂言：“其实赚它一二十万并不难嘛，只要抓住机会就行。”这话听了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到大街上抓机会去，拿着通讯录一边翻一边想“我先赚谁的钱好呢？”真是豪情万丈，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人们积30年的能量突然爆发出来，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猛
然间受到巨大的冲击，摇摇欲坠了，有些顷刻瓦解，有些重新排序。这时的广州、深圳，确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充满了生气，充满了机会，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希望，但也充满了危机。


　　君子爱财没有什么不对，财是养命之源，只要取之有道就行了。这是古圣贤的教导。个人赚钱的动机是高尚还是龌龊，并不重要，它不会影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重要的是赚钱的规则是否完善。规则的好坏才是决定一个社会好坏的关键。当社会患上种种奇难杂症时，不能怪人们“贪婪”、“自私”，怪只能怪没有一套好的游戏规则。


　　然而，许多人不在规则上做文章，却只会挥舞道德大棒乱打，拼命想关上被广东人打开的窗口。当时广东创办的《南风窗》、《黄金时代》和《南风报》，竟被批评刊名与金钱有关，与香港和资本主义沾亲带故。一时间大帽纷飞，杀气四起。人间无端之事，往往如此。这些人对金钱的恐惧，简直到患上神经官能症的程度。


　　但他们全都失望了，石头一经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


　　1987年，有3位“青年教育家”风尘仆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致力于为青年“传道、授业、解惑”，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们是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和彭清一。他们的演讲，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


　　1988年，他们来到了深圳。在与蛇口青年的座谈会上，李燕杰和曲啸畅谈了他们参观了深圳和蛇口的感想。曲啸在称赞之余，也表示出对某些现象的忧虑，他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这是极少数的淘金者。”


　　但“淘金者”这个词一出，马上招来蛇口青年的提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说：“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了。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


　　蛇口青年立即反驳：“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我们蛇口青年以淘金者自居。深圳就是淘金者的血汗浇筑的。”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纳税，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不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曲啸也认为，当年美国那场西进运动，采用的互相残杀、掠夺、坑蒙拐骗手法，以及对当地印地安人的残酷掠夺，都是触目惊心的。我们今天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有相同之处，但我们绝不允许采取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那些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之类的办法。


　　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的一位干部事后说，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曲啸痛心地表示：“街上跑的小车几乎都是外国的，我看了心里很难受。这说明我们落后。”但青年们觉得这个说法太肤浅，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蛇口通讯报》一位记者反唇相讥，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也是落后的表现。




“我喜欢钱，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3)




曲啸等人赞扬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蛇口青年则指出，这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对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双方最后不欢而散。


　　这次争论，被当年的《蛇口通讯报》称之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用今天的眼光看，蛇口青年的观点，不过是一些常识而已，但在改革开放将近10年的1988年
，竟还可以轰动全国，本身就很意味深长了。有许多观念，不是盖几座摩天大楼，办几间三来一补工厂就能改变的。


　　有一次，一个上海参观团到了蛇口，其中有一位经理，对负责接待他们的深圳经理说，他在上海拿的工资，比他手下的职工还少。深圳经理十分奇怪，问他为什么经理要比职工少拿工资？


　　这位上海经理作谦谦君子状回答：“改革有不少阻力，有人议论你搞改革无非为了多拿几张花纸头。所以，我拿得少就证明我搞改革并非拜倒在孔方兄（钱）脚下。上级给我每月的补贴，我也不拿，拿了议论更多。”


　　深圳经理笑曰：“你这样做，在上海会得到‘不计名利’的赞扬，可在深圳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一个月的工资按规定多少，照拿不误，多劳多得，这一点我不谦让。当然，如果我不称职，可以把我撤掉。”


　　这两个经典的故事，对广东人的事业观、金钱观，是十分生动的注脚。虽然那些深圳青年，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方，他们是自己扛着铺盖卷，不远千里到南方来创业的。不过这群新客家人，已经接受了广东人的价值观——他们当中不少人就是冲着广东人的价值观才来的。


　　1980年代，金钱是个令人疯狂的东西。地皮、批文、回扣、官倒、个体户、万元户、炒更、下海、跳槽、股票……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关键词。凡是1990年在深圳生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触目惊心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用旅行袋、纤维袋、公文包、学生书包，装着大捆大捆的钞票，带着一身酸臭汗味，挤进了证券交易所。他们当中，既有个体户、工人、农民，也有机关干部、离退休干部、待业人员、教师、学生、厂长、经理。


　　流传最广的故事是某某人要用全副身家去炒股，妻子不同意，就把身家对半分了，后来老公成了百万富翁，目光短浅的妻子只好守着那几千元后悔莫及；另一个故事是说深圳某某人在若干年前被单位摊派买了两千元股票，压在抽屉里忘了，等他想起来的时候，两千元已经变成了几十万元，就算下半辈子什么都不干也吃不完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故事渐渐失去了它诱人的光芒。


　　进入21世纪，是中国市场经济日渐成熟的时期。十几年前那种“乱世英雄起四方，有钱就是草头王”，靠打几个电话，吃吃喝喝之间，弄几张批文，炒炒地皮就能一夜暴富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粤商，也进入了成熟期。


　　随着1970、1980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广东人慢慢长大成人，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对刚刚过去的物质匮乏年代没有深切的体会，受1980年代那股近乎疯狂的“抢钱潮”影响也比较少。那些在1980年代曾令人如痴如狂的一夜暴富的神话，他们往往一笑置之。与其做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不如找份合适自己的工作，老老实实挣钱，开开心心做人。他们对实现自我，比对挣大钱、揾快钱有更高的期望。


　　广州人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他们习惯于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既不愿意向别人借钱，也不愿意借钱给别人。举债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无债一身轻（不借债一身轻，不放债也同样一身轻）。据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成都和西安等7个城市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广州人对从“金融机构取得抵押贷款进行消费”、“有抵押的分期付款消费”等消费信贷方式的接受率最低。也就是说，广州人最不习惯于先使未来钱。


“我喜欢钱，没有任何虚伪地喜欢”(4)


另据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在本世纪初做的一项调查，发现有六成广州人认为幸福源于生活稳定、身体健康和有温暖的家；有三成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感到幸福是由于有知心朋友和一份不错的工作；只有12%的人认为有钱就会感到幸福。


　　广东人对财富一向保持低调，不喜炫耀，他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富不可露眼，贵不可张扬”。广东人把个人财富视作最重要的隐私之一，向一个不太熟悉的人打听他的收
入，就像打听女子的年龄一样，是一件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广东年轻一代在性格上、观念上——特别是对金钱的看法——与广东人的传统，有某种意义上的对接。广东人的传统性格似乎又回来了。


　　我在两个以广东年轻人为主的网站上，分别发了帖子，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话概括出自己的金钱观。回帖很热闹，我发现大部分回帖，都流露出轻松、平实、豁达、幽默，又不失追求的精神，而1980年代常见的盲目和浮躁情绪，则几乎消失殆尽了。


　　下面是一些广东网友的回帖：


　　钱不可多，够用就行。


　　好天斩埋落雨柴……刀仔锯大树……


　　我自己的感觉：没钱的人是无耻的！

村夫遥星

广东真的是无商不奸吗？(2)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广东是最大的受害者。不仅消费者深受其害，正当企业和商人亦受荼毒。在某些地方，造假甚至成了主要的财源，受到地方政府保护。于是，贿赂公行、贪污腐败便成了造假的孪生兄弟，大肆蔓延。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李鬼从外地杀入，里应外合，内外夹攻。再厉害的李逵也招架不住，败下阵来。广东人每言及于此，无不心痛难忍。因此，与其说广东是奸商的乐园，倒不如说广东人因受害之深，对奸商的痛恨，亦较全国其他地方更为强烈。




　　古人不云乎：“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诚信是一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广东人常说“牙齿当金使”，就是一诺千金的意思。我们试一回首，广东人在生意场上扬名立万，少说也有上千年了，“粤商”这块金漆招牌，原是广东人的“本钱”，是值得他们为之骄傲的东西。靠蒙讹坑骗，能有历史上的海上丝路吗？能有“天子南库”的美誉吗？能有举世闻名的十三行吗？


　　广东人深知“信用”二字的千钧分量。不讲信用，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骗得了我一人，骗不了天下人，举头三尺有神明，最后摔个倒栽葱的，还是你自己。


　　然而，这只是一种道德的呼吁。我们其实很清楚，指望靠良心发现，靠道德自律来维持社会的公平、公正、公义，那是白日做梦。之所以出现正不能胜邪的态势，原因很简单，算一算成本效益就明白了。现在的社会现实是：违法犯罪的成本低，遵纪守法的成本高。造假即使被发现，所受的惩罚也很轻；但一个企业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却可能要付出巨大的额外成本。正邪双方的成本核算，完全不成比例。结果，愈是守法的企业愈难生存，长此下去，谁愿意遵纪守法？


　　一个地区的信誉一旦破产，便形成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之势——当然，死的大部分都是守法的企业。地下造假工场总是像猫一样有九条命。这时才来“穷极呼天，痛极喊娘”，已全然失效。


　　社会诚信的缺失，是短期行为泛滥的恶果。它大大增加了经营成本，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使投资者丧失信心，使企业难以健康成长、发展，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也会因此而沦丧，贻害千秋。


　　为了亡羊补牢，修复信用，重塑形象，广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整治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汕头市隆重举行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信用宣言》签字仪式、在传媒上大张旗鼓开展有关信用问题征文、信用论坛等一系列活动，希望强化人们诚实守信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然而，在所有诚信中，政府的诚信才是最重要的。建立政府的信誉，是规范整个社会个人信誉的前提。


　　危机公关做得好，固然有修补形象，减少损失之效，但我们知道，光靠轰轰烈烈的道德宣传，要解决信用危机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最后还是要走制度化的道路，以法节之。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亦然。再动听的道德说教，也不如执法公正严明来得有效。只有加大违法的成本，大到违法者无力承受；同时减轻守法的成本，使人们觉得守法比违法更容易赚钱，才能扭转目前的危局。


　　广东人，你要特别爱惜你的羽毛啊！


“饱暖思淫欲”和低离婚率(1)


“食色性也。”这句话，自从被收录进《孟子》这本书以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频繁引用，似乎成了人们恣情纵欲的理由。包二奶、婚外情、一夜情、繁荣娼盛……这些都是近20年来，常常与广东联系在一起的关键词。广东人不自辩，传言竟成滚雪球之势，满天下乱滚，愈滚愈大，令我辈书生也忍不住要笔之于书，代为申辩了。


　　或者有人会说，广东人要不是色狼，怎么广东有那么多“鸡”？有那么多性病？有那么
多二奶、三奶？在许多电视剧中，广东男人不都是一副獐头鼠目，猥琐淫贱的色狼相吗？一位东北作者在文章中痛心疾首地质问他的老乡：“当你的亲人姐妹沦为娼妓，在南方男人的身下痛苦挣扎的时候，你，一个东北人，有没有想一想，这究竟是为什么？”


　　“南方男人”这几个字格外刺眼。不知在这位作者的想象之中，东北女子到广东做娼妓，是不是好像高贵的公主被乞丐强奸一样？是不是如果她们在北方男人身下挣扎，就不那么痛苦，不那么屈辱呢？


　　以前香港人把北方娼妓叫做“北菇（姑）”，现在广东人也跟着这么叫。发廊、歌舞厅、夜总会、VIP房、桑拿浴室、酒吧……这些地方一度都沦为色情活动泛滥的场所。许多浓妆艳抹的少女，白天在城市边缘的出租屋里睡觉，入夜则出没于酒吧、宾馆、夜总会，游荡在闹市的霓虹灯下；在旅游区的酒店，三陪女三五成群，集体行动。一旦发现目标，衔尾追击有之，前后兜截有之，登堂入室有之，午夜电话有之，死缠烂打有之，各种手段，无所不为。你要学生妹，她们马上穿上校服，背上小书包来；要辣妹，立即歪扎上马尾，换上黑色“朋克”装；要制服诱惑的，一转身换上空姐制服。总之，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少一点定力的，都会抵御不住而失身。


　　我开车从107国道上经过，看见一群群女孩在路边列队，一边向过往汽车招手，一边发出尖叫，场面蔚为壮观。我到粤东一个县城，当地人盛情邀请我去泡温泉，那儿有许多女孩随便挑，陪浴、按摩、捶骨、陪玩、陪睡——只要你肯掏钱，想她陪什么都行。我婉言拒绝之后问：这些女孩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他们说，以前有当地人，但现在生意都被北方人抢跑了，“北方女孩长得靓嘛。”我奇怪地问：政府不管吗？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你不让他搞，旅游业萎缩了，酒店倒闭了，政府养活这些人吗？呜呼，难怪GA年年扫黄，但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效果总是不如理想。


　　其实，在婚姻、家庭、道德方面，广东人的本质是保守主义的。


　　大家在痛骂广东人“饱暖思淫欲”的同时，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到底是嫖客制造了娼妓，还是娼妓制造了嫖客？也许这又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争论的意义不大，因为这一切发生在广东，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也要长久留在广东，由广东人去承受。


　　改革开放以后，“繁荣娼盛”现象，在1980年代已经初现端倪。开始人们还不太肯承认，因为1949年以后，中国毕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把娼妓消灭得一干二净。人们不会认真研究那时的娼妓是如何消灭的，却陷在“我们也可以把旧社会污泥浊水荡涤干净”的情结中，难以自拔，以至于当娼妓重新出现时，大家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这是随着改革开放飞进来的“几只苍蝇”。


　　然而，苍蝇愈来愈多，消灭苍蝇的办法却似乎愈来愈少，也愈来愈不见效。这不仅仅是广东一地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人们再也不能把责任统统推到“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社会”头上了，有许多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自身产生出来的。几乎所有城市都深受娼妓问题困扰，像广东这类富裕地区则尤为突出。


　　无疑，“北方姐妹在南方男人身下痛苦挣扎”的情况是存在的，北方男人深感屈辱与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妓女，有些是为生活所迫，有些是被骗来的，有些被黑社会操纵着，做娼妓并非心甘情愿，也有的女孩发现受骗后，拼死不从，于是一再发生跳楼致残的悲剧。但也有不少妓女并非因为贫穷才出卖肉体，而是把这当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热切地盼望通过这种生活，傍上一个大款，从其卑微的出身一跃而跻身上流社会或富裕阶层，穿名牌衣服，用名贵的化妆品，出国旅行，拥有自己的轿车、别墅和美容院。




“饱暖思淫欲”和低离婚率(2)


　　人们对娼妓的看法，似乎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容。以前虽然有“笑贫不笑娼”的说法，但社会道德观总体来说还是很排斥娼妓的，但现在这些似乎已不再是社会问题，不再是道德问题，只是个人生活方式而已。人们称她们做“性工作者”，这是一种比较尊重人格的叫法，从港台传入以后，已被普遍接受和采用。


　　广东虽然有大批娼妓存在，但实际上，嫖娼者多为收入微薄的社会低下阶层人士。暴发
户和有官职的人是不满足于嫖娼的，因为性交后马上付款会让他们觉得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喜欢“包二奶”。把一个女人包起来让他们更有成就感。这些人收入丰厚，有足够的钱为二奶买住房，买轿车，买各种奢侈品，然后支配她的所有时间。包二奶较为稳定与安全，不会在扫黄中被抓，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家的感觉，甚至生儿育女。


　　广东人很奇怪，即使是婚外情，也要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家，有线电视啦，管道煤气啦，音响啦，漂亮的餐桌和酒柜啦，一应俱全；还有工人房、儿童房，窗明几净，墙上挂着精致的装饰画，阳台种着米兰、文竹、茉莉和万年青。不知底细的，还以为进了一个文明家庭的样板房呢。


　　这些人标榜“喜新不厌旧”，虽然包了二奶，但不会轻易抛弃结发妻子，“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各有各的用途。他们自有一番高妙理论：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只茶壶通常都要配几只茶杯的。谁见过商店有“一壶一杯制”的茶具出售？难怪古人要大发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花都有个包工头，从1982年至1988年，在广州先后与6名女子以夫妻名义同居，成了名符其实的“妻妾成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当年曾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据统计，广州市法院1985年收到重婚案27宗；1986年28宗；1987年15宗；1988年17宗；1989年20宗。广东省妇联1996年至1998年接受包二奶的投诉分别为219宗、235宗和348宗。呈逐年上升之势。而1996年至2000年广东省各级法院共判处重婚罪383人。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因为大量重婚案并没有闹上法庭，甚至也没有人投诉。


　　广东女人对家庭的忠诚度，对丈夫的容忍度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有时高到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程度。尽管包二奶在广东某些地方成了一股风气，竟出现“二奶村”之类的景观。但大部分广东女人对丈夫脚踏两条船，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态度，甚至愿意妻妾同处一室，仅仅是为了保住家庭，保住子女不受伤害。


　　官方认为：重婚纳妾、包二奶、姘居、婚外恋等现象愈来愈普遍，已开始威胁到法定的一夫一妻制了。包二奶的表现形式是以金钱物质利益供养婚外异性，有的提供住房、汽车、生活费用，有的养暗娼，有的以秘书、保姆形式保持性关系，有的公开妻妾同居。包二奶的人不仅有港商、台商，还有内地厂长、经理和党政干部。


　　以前包二奶是很隐蔽的，现在愈来愈公开化了。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渐渐向这种行为低头，认为有能力包二奶是有本事——有财有势的表现。不少男人对此毫不隐瞒，甚至夸口炫耀。据官方数字透露，到目前为止，广东揭发出来的贪官污吏，95%以上都有包养情妇。宝安区区一个信用社主任，大肆贪污公款，仅花在几个二奶身上的金钱，就多达2000多万元。


　　有能力包二奶的，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富人。然而，这个社会上，还有一大批口袋里钱不多但又充满焦虑与渴望的年轻人，自认为有知识、文化层次较高，急于要获得一张通往这个花花世界的入场券，他们牢牢记住了张爱玲说过的话：“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


　　他们的事业虽然还不稳定，必须努力拼搏，才能再上层楼，但对目前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通常是从事IT业、保险经纪、股票经纪、广告设计师、律师、唱片骑师、美术教师之类工作——已比较满意。他们与暴发户和贪官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既不愿意嫖娼，也不会包二奶，违法犯罪的事情他们不愿干，也花不起那个钱。但在妻子或丈夫之外，拥有一两个不定期幽会的情人，却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给予他们某种身份的安全感。情人，这个充满文艺味的词，有时简直是一个文化的标签。




“饱暖思淫欲”和低离婚率(3)


和情人一起喝喝爱尔兰咖啡。听听音乐会。讨论一下几米漫画的人生哲理。谈论云门舞集。谈论摇滚歌手的私生活。谈论村上春树和博尔赫斯。当气氛合适时，他们会交流一下对一夜情或婚外恋的看法，“要不要试试？”他们半打趣半认真地问，这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小游戏。有时他们会发出“我为什么要这么活着”之类的感叹。然后相约一起去风味街试吃各种小吃。在烛光下互相凝视。在酒吧里尖叫起舞。一起在午后的阳光下沏乌龙茶。幽幽的叹气。目光朦胧。浅笑。憧憬着流浪。一起去游山玩水。以及诸如此类他们认为比较高雅的、
上档次的活动——当然，无论怎么高雅，最终还是要上床的。


　　“没有情人的人是可耻的。”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些人自视甚高，自以为是专业人士、文化精英，深信自己身上有一种令异性着迷的气质。他们的原则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当然有时也会主动的。他们还有许多类似的格言，比方说，“风流而不下流”。和异性相处时，他们便不停地琢磨如何才能把风流发挥到极致而不被人觉得下流。


　　有广东朋友不服气地反驳我说：这类人是有的，不过不是广东人。你留意一下，在昏暗的酒吧或咖啡室里聊天而神情暧昧的男女，有几个是讲广东话的？我留意了一下，果然讲广东话的不多。不过这能说明什么吗？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广东人，因为有太多的外省人在广东生活，对许多事情，我们根本无法明确指出：这是广东人干的，那是外省人干的。这些是广东的传统，那些不是。就好比你侄子到你家做客，把邻居的玻璃打破了，人家一样会把账算到你头上。


　　从1980年代开始，广东被人们视作一个性开放、性自由、性放纵的地方。大有众口烁金，积毁销骨之势。对此，我倒认为不应沉默，而要坚决驳斥。有一本谈论广东人的书居然写道：“广东人认为‘纳妾’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那么广东人如此理解‘纳妾’，对情人就更加宽容了。”完全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我没见过哪个广东人认为纳妾是天经地义的——除了纳妾者本人。广东人对情人的宽容，也并非完全认同这种现象，只不过觉得这是人家的私事，旁人不便干涉而已。所谓的宽容，是建立在尊重别人私生活的信念之上，并不等同于赞赏。


　　把广东描写成一个人欲横流的可怕渊薮，不过是一些三流色情写手的意淫之作。只要你稍微想一下，在广东这里常年生活着1亿人口，有多少娼妓？有多少二奶？你就会觉得情况并不像某些人惊呼的那么一团糟糕。2002年，广东省妇联作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广东省初婚者比例较高，而离婚率较低，有六成被访者对婚外恋持否定态度；城乡居民对自己婚姻满意的占80.6%。


　　另外一项调查是重庆市妇联所做的，结果显示，只有三成重庆人反对婚外恋；63%的重庆市民对婚姻表示满意。而上海的离婚率则达到0.49%，比中国的平均离婚率高出大约2.5倍，是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城市。据某些社会学家预测，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将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广东的离婚率一直处于低水平，1996~2000年平均只有0.12%。当然，离婚率的高低，不能证明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但从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广东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淫窟。


　　娼妓、婚外恋、重婚纳妾这些问题，并不是广东的土特产，而是全中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我这么说，并非要用别人身上的毒疮，来证明自己生疮是名正言顺。我只是想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广东一地所能独力承担的，它涉及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地区差别、贫富悬殊、价值重建以及如何立法执法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认识的广东人当中，绝大部分都十分纯朴，家庭观念比许多北方地区的人还重，为了妻儿老小，他们很能吃苦耐劳，一人兼两三份职是家常便饭，为了挣外快，他们可以一连熬几个通宵，把眼睛熬成熊猫眼，嘴里还说“没事没事”。可是你让他和情人烛光晚餐，红酒牛扒，他会觉得是极大的奢侈，宁愿到茶餐厅吃碗云吞面然后回家睡觉。




“饱暖思淫欲”和低离婚率(4)


　他们从心底看不惯那些花天酒地的暴发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暴发户），也痛恨包二奶一类破坏家庭的行为。2000年全国妇联对广东、四川等10个省进行修改《婚姻法》的调查，在广东发放的问卷显示，近半数的广东人要求刑事处罚婚外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广东人主流的价值取向。

村夫遥星

　　广东人的好赌，是出了名的。粤语中的“博命”，北方人理解为“拼命”，其实本意是用生命作赌注，尽博一铺。粤语有不少俚语，都与赌博有关：打骰（指管事的人）、好彩（幸亏、幸运的意思）、差一皮（差一截，“皮”为番摊术语）、食诈糊（一场高兴一场空之意，麻将术语）、有杀冇赔、揭盅（公开真相）等等，都是从赌桌上来的。广东人在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时，常常会拍着胸脯说：“大大都杀起。”原意是指赌钱时，即使下很多的注码，都可以受得起。


　　以前海外的广东华侨也喜欢赌，他们想回家乡，又没有水脚（路费），便经常做着“一铺返唐山”的白日梦——靠赌博一次赚够回乡的水脚。我不知有几人能梦想成真，但这句话，在老华侨中却流行了几十年，听得人耳朵都起了茧。


　　我在1923年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广州人赌博的报道，颇为触目惊心，记者写道：“东关，东门外之东皋、川龙口、东市街等处，合共开设地摊，约数十台，闹赌与博者，日夜不绝。南关，最热闹者为天字码头，该码头棚内摆设地摊牛牌等财赌博约有五十余台，任人赴博，并无人守卫。自永汉路见之，只见该码头万头攒动，伏地围博，有如趁市。”从这段文字，可以窥见当年广东的赌风是何等炽烈，省会城市犹如此，更不问乡村了。清末民初，广东被冠以“赌国”的恶号，也不完全诬罔。


　　赌博的祸害，在此不必多说，从古到今，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沦为盗贼的故事，洋洋盈耳。但赌博既然在广东盛行了上千年，那它就必定会在人们身上留下一些东西，在血液中沉积下来，悄悄地起着化学反应，在绵长的日子里，继续影响着人们的心理、性格与习惯。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但当我们描述广东人时，很容易就发现它的存在。


　　今天发行的各种彩票，无论我们把它们形容得如何天花乱坠，把它说成是高尚的公益事业，但它们带有鲜明的博彩性质，却是不争的事实。试问买彩票的人，有几个不是做着花两块钱博个百万富翁的美梦？舆论也是这样引导的。


　　“广东体彩2003年造就了147个百万富翁！”


　　这是某新闻网站的大字标题。害得我的头脑几乎又要发起烧来了。


　　广东的彩票销售量，一向名列全国三甲之内，经常是一枝独秀，占据了全国彩票收入的1/3。以2004年第4期足彩为例，全国各省市区的销量都在下降，连北京、辽宁等地都降至千万元以下，唯独广东仍保持3299万元的销售量，气势如虹，占了全国销量的27.51%。广东的福利彩票销售，也几乎年年都稳居全国第一。


　　这固然因为广东人有钱，但也反映了他们喜欢博彩的传统。人人都渴望成为百万富翁，但通往百万富翁的路却很窄，千千万万的人挤了一辈子也没挤上，而彩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希望。“中了，我的人生将会完全改观；不中也不要紧，做善事嘛。”他们这样说服自己走进彩票销售点。甚至在发生西安宝马案后，舆论强烈质疑彩票的公信力，对广东人买彩票的热情，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广东不仅有公开发行的彩票，还有地下发行的私彩、地下赌波（球）、非法六合彩等形式的赌博活动。人们对2002年世界杯期间的广东那股非法赌波的汹涌浪潮，记忆犹新。当时有人估计，地下赌波涉及波缆高达上百亿元。内地庄家与香港外围集团互相勾结，进行收受投注及对盘套戥。


赌风炽烈：把百万富翁的美梦做到底(2)


地下六合彩是另一种大型非法赌博。我们无法统计，究竟每天有多少关于六合彩的短信，透过空气飞来飞去，传入人们的手机；社会上时而盛传某电视台的卡通片有玄机透露，于是一到动画片时间，赌徒们就如蚂蚁般围在电视机前；时而又盛传天线宝宝有透码，于是大家又一窝蜂跑去看天线宝宝。不知有多少人被骗；有多少金钱流入了非法庄家的腰包。至少我的手机三天两头就会收到“香港六合彩公司内部人员透码包中，今期先供特码玄机，三八离合出真码，一七有玄机”之类的短信息，令人不胜其烦。




　　据广州市GA局称，他们受理的“有害短信息报警”，其中六合彩类的短信息共占报警总数的55%，中奖类短信息占总数的35%。尽管警方不断施以打击，但地下赌博依然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以前人们就说，“粤人好赌，出于天性。”不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天性？莫非也是水土原因？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这种天性对人生观也有深刻影响，广东人常用“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成世裤穿窿”来激励自己。在事业上，他们也会像赌徒一样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


　　广东人的性格，有两个特点是与赌相关的，一个是“愿赌服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另一个是“有赌未为输”，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这种气质与习性，并不是由赌博培养出来的，而是由生存环境天然迁化而成，属于群体的性格。广东人好赌，只是这种习性的反映而已。当这种习性反映在别的领域，比方说从政、从商，或从事其他有益社会的事业时，则使人恒若有一种超越成败的大将风范。


江湖险恶：谁把我的家园搅得乌烟瘴气(1)


广州的治安，一向是最受人们诟病的问题之一。


　　在我童年时代，广州是一个很宁静的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偷窃和抢劫的事情发生。夏天闷热时，很多居民都打开家门睡觉，甚至把床搬到人行道上，根本无须担心被小偷光顾。现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早已绝迹了。取而代之的是层层防盗门、防盗网、铁闸，大门上一律装上猫眼、防盗链扣。大家出门都小心翼翼，手机不要别在腰上；女人上街最
好不要穿金戴银；挎包最好斜挎，不要单肩挎；如果你是用背囊的话，干脆把它背在身前，以免招惹盗贼。马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手持棍棒的治安联防队员虎视眈眈，盯着公交车站和过往行人。


　　许多人一谈起广州火车站，都觉得惊心胆颤。这里是广州治安的一个缩影，广州治安好转，这里是最后一个好转的地方；广州治安恶化，这里是最先恶化的一个地方。小偷和骗子神出鬼没，长途汽车强行拉客，飞车党抢劫旅客物品、倒卖火车票、售卖假票、电话宰客、行骗、勒索、吸毒贩毒、强买强卖、卖假发票……政府每年都要对火车站进行声势浩大的“治安专项整治行动”，动用的力量包括城管、**、武警，甚至海陆空三军联合纠察队。


　　“有些时候我真想去统计一下广州市内到底有多少人是以偷抢骗为生的。”一位市民在网上说。他已经怒火熊熊了。人们有理由愤怒。这还是我们可爱的广州吗？骗人的手机中奖短信满天飞；办假证、开假发票的“牛皮癣”电话号码写满街；做生意一不小心可能就收了张伪钞；高薪招聘、丢包分财、电话促销等等骗术，也纷纷粉墨登场。小孩被告诫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更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物品。女孩子晚上不要与陌生人单独乘坐电梯，哪怕在电梯门还没关上时，有人赶来大叫“等等，等等”，你也千万不要好心按“开门”键，应死死地按住“关门”键不放手。


　　各种关于被骗、被抢、被奸、被绑架勒索的故事，在市井坊间广为流传。老百姓忧心忡忡。有人因为抽了陌生人的烟，变得迷迷糊糊，不仅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了，还带歹徒回家，把存折、金饰，统统交给了歹徒。有的匪徒抢劫财物时，先把事主抬起来头朝下往地上摔，直摔得头颅碎裂，半死不活。令人闻风丧胆的“仆头党”用砖头把人砸得脑门开花，然后再行抢劫。


　　我好几次从粤东或粤西地区乘坐长途汽车到广州，坐的都是直达快车，我的本意是为了快，但上车时听见乘务员提醒大家：“为了乘客的安全，本车沿途不停站，直达广州”，我才醒悟到原来还有这个原因。


　　直达快车走高速公路，还算舒适安全，但那些站站停的长途汽车，就比较危险了。你一上车，可能就会有骗子哄你玩扑克牌，哄你说易拉罐中大奖了，和你玩起掉包术。你不信也不行，他们连哄带吓，如果你还不就范，可能就要受皮肉之苦了。有人总结出从广州至深圳长途汽车上的5大陷阱：


　　一、不走高速公路，专走偏僻道路 ；


　　二、中途把人分批丢在路上；


　　三、中途上来一伙骗子，设局骗人，或上演闹剧，利用迷药骗乘客用人民币换假外币；


　　四、中途换车，然后换一伙人收钱，如果没零钱让他们找，他们就会给伪钞；


　　五、最后在离深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把剩下的人统统丢掉。


　　改革开放之初，外地劳工浩浩荡荡涌入广东，干着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拿着最少的工钱，享受最低的待遇。城里人对他们感激不尽，而乡下人也找到了入城工作的机会。好像是皆大欢喜。许多大型基建项目，还有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靠他们支撑起来的。对双方来说，这个时代开始时是极其美妙的，人们期待着城乡“双赢”的结局。


　　但到1990年代，玫瑰梦开始渐渐黯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陆续出现，任何人都看得出外地劳工的状况令人担忧，但似乎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1994年，震惊全国的湖南麻阳匪帮在广州闹市公开洗劫了一辆双层巴士，杀死1人，刺伤2人，随后又洗劫一辆新福利公共汽车，杀死一名来自新西兰的乘客。匪首张治成和他的同伙原来就是广州一个建筑工地的湖南籍劳工，他们第一次杀人犯案是在1992年。两年来，这伙匪徒持枪在广州、东莞、深圳等地杀人抢劫，共杀死了17个人，仅在广州一地，就杀死了14人，打伤30多人。人们一片惊愕。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不亚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江湖险恶：谁把我的家园搅得乌烟瘴气(2)


　麻阳匪帮一案开启了一个“互相猜疑的年代”。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鸿沟明显比1980年代加深了。犯罪浪潮席卷而来。贫富悬殊成了忿忿不平的根源。从这时起，涌入广东的不仅有建筑工人、流水线的装配工和搬运工，也有来打家劫舍的、绑架勒索的、拐卖妇女儿童的、贩毒卖淫的。在城市的各个阴暗角落，在城乡结合部，在拆迁待建的废墟上，在迷宫一般的农民屋村里，隐蔽着成千上万从全国各地涌来的流动人员。治安之差，开始严重损害广东的形象，破坏这里的生活和投资环境。




　　媒体对许多刑事案件的报道，在有意无意间，都强调罪犯是外省人，或操外省口音，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疏于管理的流动人口，是治安的最大威胁。一份报纸更直指广州的社会刑事案件，有80%是外省人干的。记得在1998年，广州社情民意中心做过一个调查，广州人对社会发展最不满意的是流动人口的管理（占70.5%）和治安状况（占60.5%），连续两年排在头两位。


　　这种状况，在进入21世纪之后，仍然没有好转。2004年底，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以相同的问题，再次做了调查，结果，在1000多名受访者中，仅20.8%的市民对广州治安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不满意程度比20世纪末的调查还高。一位市民在网上疾呼：“你可以做鸵鸟，但我们不行！”


　　有朋友和我说起一件事——他一再声明，自己对外省人毫无成见，他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外省人，大家相处融洽——他说，有一天他深夜单独回家，发现有人跟在后面，他走快那人也走快，他走慢那人也走慢，足足跟了他两条街。他心里有点发毛了，不知是不是遇上“仆头党”之类的大盗。这时，后面的手机响了，那人开始用白话讲电话，我的朋友顿时大大地松了口气，有一种“安全着陆”的感觉。


　　类似的故事我在网上也见过。许多广东人一说起外地人在广东作奸犯科就咬牙切齿，怒不可遏。一位市民在网上发表文章痛心地说：“整个广州就像一个被侵略的城市，像鬼子进村烧杀抢掠完了就走一样。”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这种看法很片面，不负责任，带有情绪。情绪太强，则不能理智地讨论问题。但却不能否认它具有普遍性。老百姓不是社会学家，他们的判断是很直观的，看见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消除这种“片面的情绪”，它将留下长久的阴影。


　　讨论城市犯罪问题，并不是本书的主旨。我也不打算对以下的质疑作更深入的探讨：为什么北京、上海也同样有大量流动人口，但那里的治安就比广州好呢？对于一个普通的市民来说，生态城市、花园城市、穿衣戴帽工程、光亮工程、亚运会工程、观光塔、大剧院这些建设规划，固然都很动人，但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更为重要的了。


　　要把犯罪浪潮打下去，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政府行政机关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作为广东人，我们与2000多万守法的外地劳工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的，我们不仅需要精神上的和谐包容，更需要有制度上的公平保障。让所有人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所有人都有免于恐惧的权利；让每一个热爱广东的人都有归属感；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受到伤害，我们都感同身受，有如自己的兄弟姐妹受到伤害一样，那么，我们的家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村夫遥星

结束篇


广东，日出南海，天地如花(1)


广东有着伟大的历史。她也必将有伟大的未来。


　　梁启超曾经说过：“拿一个北极投影的世界地图来看，全球被清清楚楚地划分成内中外三部分。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几乎都集中在内圈。更值得注意的是，内圈的西北角，处于东西交接地位的是北美；内圈西南与北美对应的，正是东北到东南亚海岸线，其中心点就在珠江口。”梁启超在写下这段话时，也许已经敏锐地预见到，有朝一日，当中
国真正进入世界大家庭时，广东将是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你或者很讨厌广东人，恨不得把广东人骂上三天三夜，哪怕嘴角生疮，也要咒他死至十八层地狱给阎王老子挖煤；又或者你很喜欢广东人，一高兴就忍不住舌灿莲花，把广东人吹到三十三重天上陪玉皇大帝饮茶。这都无伤大雅，7000万广东人当中，没几个知道你说了些什么，也没有谁会在乎。哪怕你说得唇焦舌敝，喉咙冒烟，白菜的价格也不会因此而涨跌，股市也不会因此而波动。广东人依然从从容容过自己的日子，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看电视，逛街。太阳还是每天升起，每天落下。珠江水还照样滔滔流淌。大海还照样潮起潮落。


　　广东人就是这样走过了两千多年。


　　纵观广东历史，在明清以前，大凡北方出现动乱，就是广东大发展的时期了。原因有二，一是朝廷陷于泥淖之中，自顾不暇，对岭南更是鞭长莫及；二是由于动乱，使北方的资金与人才大量南逃。但明清以降，我们发现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广东经过上千年的积累，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与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迥然不同的岭南海洋文化，自成体系，不仅无须再一味仰赖北方，而且有足够的实力推动中国的发展了。


　　如果说，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纯正血统的广东人，那么，今天广东人与外省人的区别就更加模糊了。由于交通发达，高速公路不断延伸，铁路不断提速，坐飞机从北京到广州，也不用三个小时。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全然更新。以前人们习惯以多少里地来衡量两地之间的距离，现在，开始改用时间来衡量了。你对别人说从甲地到乙地几百公里，还不如说几个小时车程更清晰。珠江三角洲正致力于打造“一小时都市生活圈”，人口的流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频繁。


　　打开电视机，全国各省的电视台几乎一一呈现眼前，我们可以通过电视，实时收看远在万里之外举行的体育比赛、音乐会和学术报告会，还有现场直播的战争、天灾人祸，还有世界各地的民风民俗；全国的报刊杂志都可以在邮局订到，在书摊买到，在网上看到；天南地北的人随时都能坐在互联网的聊天室聊天，不受方言障碍的困扰。人们在各种网络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见解，与素不相识的人论辩。我们真正置身于一个“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资讯爆炸年代。


　　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外省人像潮水般涌到广东打工。全国有1/3的流动人口集中在广东。而广东人到外地求学、就业，与外省人结婚的人数，也在节节攀升，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洗牌效应无所不在。广东人的饮食习惯在改变。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潮州这些大中城市，人们的衣着品味也在变化；阅读兴趣也在变化；婚姻观念也在变化；方言也在变化。一切都在急速的嬗变之中。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风暴，不仅悄悄改造着广东人的血统，也为广东文化注入了大量新元素。


　　广东人为什么充满活力？因为她是一个移民大省，历朝历代，不断有新鲜血液的补充，不断在种族上、文化上进行着优势杂交。从秦二世派来岭南缝补衣服的妇女，到为逃避战乱而南徙的中原望族，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屈大均说：“今粤人大抵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这种独特的优越条件，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西北高原地区，难以比拟的。




广东，日出南海，天地如花(2)


广东人充满活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生活在大海之滨。海洋永远是流动的，百川异源，归海而会，潮涨潮落，变化无穷。海洋对于经济的意义，无毋赘述，不独广东一地，即全国的沿海地区，都受着大海的恩惠。而广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北枕五岭，有如屏风，阻隔了胡地严寒的侵袭与江左习气的熏染。使广东既有五方杂处，兼容并包的特色，又保存了相对完整的本土文化。千百年来，广东人以其沉稳务实、孜孜追求的精神，以振衣五岭，濯足南海的高旷胸襟，默默地演绎着一段大海的传奇。




　　记得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对 “蓝色文明”歌功颂德，顶礼膜拜，仿佛找到了蓝色文明，就找到了全世界的归宿。但后来时移势易，渐渐不再谈论了。海洋似乎退潮了。风涛的巨响似乎远去了。但我坚信，到了明天，一轮红日又将在风腾波涌之间，喷薄而出，天地沐浴于万丈光华之中，熠熠生辉。


　　世界上谁都可以把海洋当作一种谈资，在沙龙里一边呷着清茶一边谈，也可以在课堂上谈，也可以在书斋里谈，或者把它当作一种情趣，一个梦，一种精神的调剂，或写成一篇散文，一首诗，一篇博士论文。但对于广东来说，蔚蓝的大海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线，是生命活力的源泉。没有大海，广东的一切都将截然不同。历史将改写。命运将改变。广东人是大海的儿子。广东人的性格，就是大海的性格。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前有所承，后有所开，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广东人都可以挺胸昂首，坦然自信地说：“我是广东人，来自南海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