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景泰江西状元首辅陈循有后人在赤壁

大天行者

   赤壁人都称江西人为老表，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由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当地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人口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然而江西当时是中国第二大人口省，为了平衡人口，朝廷并允许移民“插标占地”，如同美国西部大开发，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赤壁市很多人家都有家谱证明祖上是来自江西，据万历《吉安府志》记载，庐陵“城市人物繁多”。海瑞的《兴国县八议》也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肩摩扶接”海瑞《兴国县八议》亦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由于“地不能使之尽农，贸易不能使之尽商”，因此“比比游食他省”。
      陈循（1385—1464），明朝第一个在北京中状元的人，是明朝第十二个状元，前十一个是在南京中的。他是江西吉安泰和人，也是泰和继首辅杨士奇之后，泰和出的第二个首辅，被称之为“状元首辅”。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正统中，累进户部右侍郎。景泰中，进华盖殿大学士。尝集古帝王行事，名勤政要典，上之。英宗复辟，谪戍铁岭。石亨败后，循上疏自讼，释为民。循著有芳洲集十卷，与东行百咏集句，均《四库总目》行于世。1449年—1457年任内阁首辅，卒于明英宗天顺年间。
     赤壁有一木刻匾，上面反刻“钦命仕致少保户部尚书华盖殿东阁大学士陈  月  日  谨封”。此匾应该是抄家的封条模版，查询明代官职名，华盖殿之名应该是在洪武到嘉靖初。这些职位符合的人是陈循。他在景泰元年（1450）升为首辅，景泰二年（1451）升为少保太子太傅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华盖殿大学士，也就是加了更多官职的首辅，其权利相当于宰相。没有想到“江西填湖广”竟然波及到这位大人物的后人，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悄悄的走进了赤壁，成了正宗的赤壁人。

大天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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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鹏

摘要：大学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职。学界对大学士的排名规则以及首辅的确定缺乏深入研究。文章认为明代大学士拥有宰相的核心特征，具有宰相之实。大学士的排名遵从四个规则：排位首看加官；加官同，看殿阁；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同时任命，看列名先后。根据这些规则，总结出了仁宗以后历任首辅名单。明代大学士排名之严格，是前代以及随后的清朝所没有的。明朝的内阁与首辅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大学士；首辅；内阁；宰相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大学士是明代的核心官职。学界对此官职的研究众多，然而对明代大学士的排名规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查阅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未检索到对明代大学士排名规则有具体研究的文献；检阅相关学术著作，也未找到具体研究此问题的内容。
学人对清代大学士的排名有一定研究，例如刘洋的《清朝大学士班次问题初探》[1]。清代的大学士受到军机大臣的挑战，作用大大不如前代；而且，清代官场的民族因素突出，排名规则具有特殊性。相对而言，明代的大学士更重要，排名规律更具普遍性。
明清时的大学士与唐宋时的翰林学士有重要的传承关系。翰林学士的首长是承旨，也就是说翰林学士的首长是任命制，谁担任承旨谁就是。明代的内阁首辅不是官职，它是排名最高的大学士。《明史》云：“以位次居首。” [2]（卷253，张至发传）大学士的排名关系到首辅的确定。
本文以《明史》中的《宰辅年表》[2]（卷109、110，宰辅年表一、二）为主要研究对象。注意到其中存在错误，学界已有人进行了订正，例如胡丹的《〈明史·宰辅年表〉校正〉》[3]。本研究结合《明史》其它内容、《明实录》等进行了校勘。
一、大学士是真宰相
皇帝在宰相的辅助下行使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是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朱元璋废除了丞相这一官职，却废除不了宰相制度。逐渐发展起来的大学士，成为明代中后期的宰相。决策权包括两部分：做决定之前的议事权和最后的决定权。最后的决定权属于皇帝，而阁臣拥有做决定之前的议事权。阁臣、首辅常分别被称为“辅臣”、“元辅”，阁臣辅助皇帝行使决策权在明代得到正式承认。
朱元璋废丞相后设置大学士，作用不显。朱棣即位后选择阁臣参预机务。然这些阁臣品级太低，不能称为宰相。“（宰相）具有较高的地位，起百官领袖作用。这里的地位一般指官职。这个要素把决策层中的决策人员和秘书、辅助人员区别开来。”[4]
大学士要成为宰相，必须提高品级。最简单的办法是提高大学士这一官职本身的品级。仁宗朱高炽可能顾忌到朱元璋的禁令，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他在即位之初（1424年8月），分别为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加官为太常寺卿、户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和通政使。这些官职都是正三品，距离正二品的尚书还有一段距离。
9月，晋升杨士奇为少保，杨荣、金幼孜为太子少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大学士通过加官，跃居于尚书之上。此后，大学士处于决策层、具有较高地位，具备了宰相的两个核心要素，可称为宰相。[4]加尚书等头衔，品级在正二品及以上的为正宰相；加侍郎等头衔，品级在正二品以下的为副宰相。首辅（首相）就是排名第一位的宰相。
白钢等人认为：“它（内阁）不是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不是它的下属，首辅并不能真正完全等同于宰相。”[5]他们片面地认为宰相仅限于行政首长。《论秦汉时期的宰相》一文己指出了这些错误。
大学士的官衔通常分为两部分：学士衔和尚书、侍郎衔。这两个官衔的连接用“兼”字。例如仁宗即位那年的8月，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似乎他兼有两职。实际上，大学士兼领的尚书、侍郎是虚职。如果要处理部务，应加“掌”、“判”等差遣用词。
《仁宗实录》记载：“（杨士奇等人）俱掌内制，不预所升职务。”[6]（仁宗实录卷1，下）《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故事，居内阁者不当出理部事；理部事不当复与阁务。（高）拱称掌，不言兼，当为部臣矣。”[7]（卷6，高拱传）再如，嘉靖二十三年，吏部尚书许赞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无权，说：“何夺我吏部，使我旁睨人。”[2]（卷308，严嵩传）由此可知，尚书、侍郎官不是兼官，而是加官。为了提高地位，大学士的官职上出现了第三部分——师保官（以及散官、勋官）。师保官无具体执掌，也可视为加官。
大学士所冠殿阁包括四殿二阁，分别是中极殿（旧名华盖殿）、建极殿（旧名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这些大学士都是正五品，地位较低。文华殿与太子有关，加大学士衔罕见。作为一种例外，曾有兼两殿阁大学士者。例如景泰七年五月，陈循兼华盖殿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高榖、王文都兼谨身殿大学士和东阁大学士。大学士的本职在翰林院。自仁宗时，大学士不再入院理事。翰林院撤销了大学士的办公桌，引起抗议和皇帝的干涉。[2]（卷73，职官二）
《明史》云：“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2]（卷72，职官一）大学士入文渊阁参预机务是权力所在，加官尚书和师保则大大提到了地位。此二者是大学士成为宰相的要素，缺一不可。仁宗及以后，少数阁臣没有大学士头衔，大学士也用作致仕加官或者死后赠官。[8]考虑到多数情况，可以将仁宗以后的大学士视为阁臣的代名词。
二、大学士的排名规则
排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学士与其它官职的排名；第二，大学士内部之间的排名。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大学士作为一个整体时的地位。朝位班次本以品级、衙门排列，井然有序。大学士地位上升后，与部臣发生了位次上的争议。
《明史》记载：“自弘治六年二月，内宴，大学士丘濬遂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恕之上。其后由侍郎、詹事入阁者，班皆列六部上矣。”又载：“嘉靖以后，（大学士）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2]（卷72，职官一）这两条记载互相矛盾。原因在于位次之争都是个例，几经反复。嘉靖年间正式确定内阁与锦衣卫单独列班，居文武朝臣前。阁臣与部臣的位次之争得到了解决。具体时间在嘉靖九年。[9]
本文重点讨论大学士的内部排名问题。经过研究，发现它遵守如下规则：
第一，排位首看加官。品级高者在前，同品则按照官职和衙门次序排列。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是正一品；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太子三师（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是从一品；太子三少（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是正二品。师保的排序为师、傅、保，六部的排序为吏、户、礼、兵、刑、工。三孤在太子三师前，太子三少在六部前。
如嘉靖五年五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高于太子太傅，故宏“居一清上”[7]（卷1，费宏传）。嘉靖十年九月，李时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翟銮为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时后入，以宫保官尊，反居銮上。”[2]（卷193，李时传）
第二，加官同，看殿阁。四殿二阁的排位自高而低依次是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翰林学士低于殿阁大学士。翰林以殿阁大学士之外的头衔进内阁须额外注明，例如“入”、“直”内阁等。
嘉靖五年七月，费宏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高于谨身殿大学士，故费宏地位高于杨一清。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夏言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夏言取代严嵩成为首辅。
然而，殿阁排序有时出现例外。隆庆元年四月，陈以勤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陈以勤官位在前，殿阁衔却低于张居正。当两条规则发生矛盾时，以第一条规则为准。
第三，官职同，看任职先后。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夏言、严嵩同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任华盖殿大学士在前，故地位高于严嵩。
第四，同时任命，看列名先后。“（天启）三年正月，（朱国祯）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 [2]（卷240，朱国祯传）再如泰昌元年十二月，方从哲致仕，刘一燝、韩爌都是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但刘列名在前，是首辅。
此外还有一条补充原则：同时任命，看报到顺序。万历三十五年，叶向高、李廷机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叶列名于前。按照规矩，叶向高理应排名在前。由于二人关系很好，李又比叶早报到半年，二人互相推让。结果皇帝听从了叶向高的意见，并赞扬他的美德。[6]（神宗实录卷440）任命顺序与报到顺序两规则发生矛盾时，原则上以前者为准，后者一般需要皇帝的特批。
三、历任内阁首辅
按照以上规则，本文统计了自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九月大学士初兼师保之官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亡这一时期的首辅。依次是：杨士奇(1424.9-1444.3)、杨溥(1444.3-1446.7)、曹鼐(1446.7-1449.8)、陈循(1449.8-1457.1)、徐有贞(1457.1-1457.6)、许彬(1457.6-1457.7)、李贤(1457.7-1466.3)、陈文(1466.3-1466.5)、李贤(1466.5-1466.12)、陈文(1466.12-1468.4)、彭时(1968.4-1475.3)、商辂(1475.3-1477.6)、万安(1477.6-1487.10)、刘吉(1487.10-1492.8)、徐溥(1492.8-1498.7)、刘健(1498.7-1506.10)、李东阳(1506.10-1512.12)、杨廷和(1512.12-1515.3)、梁储(1515.3-1517.11)、杨廷和(1517.11-1524.2)、蒋冕(1524.2-1524.5)、毛纪(1524.5-1524.7)、费宏(1524.7-1527.2)、杨一清(1527.2-1529.9)、张璁（后改名张孚敬）(1529.9-1531.7)、翟銮(1531.7-1531.9)、李时(1531.9-1532.3)、张孚敬(1532.3-1532.8)、李时(1532.8-1533.4)、张孚敬(1533.4-1535.4)、李时(1535.4-1535.7)、费宏(1535.7-1535.10)、李时(1535.10-1538.12)、夏言(1538.12-1539.5)、顾鼎臣(1539.5)、夏言(1539.5-1541.8)、翟銮(1541.8-1541.10)、夏言(1541.10-1542.7)、翟銮(1542.7-1544.8)、严嵩(1544.8-1545.12)、夏言(1545.12-1548.1)、严嵩(1548.1-1562.5)、徐阶(1562.5-1568.7)、李春芳(1568.7-1571.5)、高拱(1571.5-1572.6)、张居正(1572.6-1582.6)、张四维(1582.6-1583.4)、申时行(1583.4-1591.9)、王家屏(1591.9-1592.3)、赵志皋(1592.3-1593.1)、王锡爵(1593.1-1594.5)、赵志皋(1594.5-1601.9)、沈一贯(1601.9-1606.7)、朱赓(1606.7-1608.11)、叶向高(1608.11-1614.8)、方从哲(1614.8-1620.12)、刘一燝(1620.12-1621.10)、叶向高(1621.10-1624.7)、韩爌(1624.7-1624.11)、朱国祯(1624.11-1624.12)、顾秉谦(1624.12-1626.9)、黄立极(1626.9-1627.11)、施凤来(1627.11-1628.3)、李国普[①](1628.3-1628.5)、来宗道(1628.5-1628.6)、李标(1628.6-1628.12)、韩爌(1628.12-1630.1)、李标(1630.1-1630.3)、成基命(1630.3-1630.9)、周延儒(1630.9-1633.6)、温体仁(1633.6-1637.6)、张至发(1637.6-1638.4)、孔贞运(1638.4-1638.6)、刘宇亮(1638.6-1639.2)、薛国观(1639.2-1640.6)、范复粹(1640.6-1641.5)、张四知(1641.5-1641.9)、周延儒(1641.9-1643.5)、陈演(1643.5-1644.2)、蒋德璟(1644.2-1644.3)、魏藻德(1644.3)。
天顺元年正月英宗复辟，徐有贞以兵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入内阁，高榖辞师保后为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按照加官则徐有贞在前，按照殿阁则高榖在前，考虑到当时处于政变的非常时期，这一矛盾可以理解。按照实际情况，徐有贞自陈循充军后当为首辅。
嘉靖五年，《宰辅年表》将杨一清排名于费宏前，有误，理由见前文。《宰辅年表》出现错误的原因在于遗漏了费宏担任过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
嘉靖十二年，《宰辅年表》将方献夫排名于李时前，有误。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宰辅年表》记载李时的官职是“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按照《明史·李时传》、《世宗实录》、《首辅传·李时传》，当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与方献夫的官职相同。《首辅传》载：“俄而孚敬复用，时居次。” [7]（卷2，李时传）《世宗实录》自嘉靖十一年五月方献夫入阁到十三年四月致仕这段时间，都将李时列于方献夫前。由此可知，嘉靖十一年八月张孚敬致仕后李时为首辅。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朱赓死，继任首辅的应当是叶向高而不是李廷机。理由是二人官职相同，而且此前一个月李就养病不到内阁办公，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退休。万历二十六年十月至二十九年九月，赵志皋在家养病，那么首辅为何不是沈一贯呢？原因在于：赵志皋官职排名于沈一贯之前，且他在养病前已继任首辅。《明史》承认这两种情形的不同，分别记载：“会志皋于九月卒，一贯遂当国。” [2]（卷218，沈一贯传）；“明年，首辅赓亦卒，次辅廷机以人言久杜门，向高遂独相。”[2]（卷240，叶向高传）
天启四年，《宰辅年表》将顾秉谦排名于朱国祯前，有误。前文已分析过。韩爌致仕后，朱国祯继任首辅，当时内阁中地位最高的是孙承宗。然孙承宗出镇，主要负责军事。他一直兼任兵部尚书，其尚书衔、殿阁衔与师保衔不成比例。这可看作他不能作为首辅的标志。
崇祯十四年，《宰辅年表》将张四知排名于谢升前，然张的官职却低于谢。查《明史·张四知传》，张担任过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间当在崇祯十三年五月姚明恭罢相之前，《宰辅年表》失载。今从《崇祯实录》，按照“范复粹、张四知、谢升” [6]（崇祯实录卷14）的顺序排列，张四知地位高于谢升。
四、分析和结论
仁宗即位以后，总计81人次出任首辅。其中有重复出任首辅的，最多的是四任首辅的李时和夏言。计有首辅61人，平均任期为3年7个月。超过十年的有：杨士奇19年6个月，严嵩15年8个月，万安10年4个月，张居正10年。首辅任期较短的原因有二：皇帝频繁地变动阁臣和首辅，例如崇祯年间；原首辅去职后新首辅尚未到职，次辅临时接任首辅。
在内阁首辅中，加官低于正二品的只有正统年间的曹鼐和天顺年间的许彬，都是以侍郎衔入阁。以翰林学士衔成为首辅的有正统年间的曹鼐、陈循，天顺年间的徐有贞、许彬、李贤，成化年间的陈文、商辂。后来，除曹鼐、许彬之外的人在任首辅期间都提升为大学士。以后，内阁首辅加官为正二品及以上，本官为殿阁大学士。这标志着阁臣地位的提升。
首辅不仅仅是排名居首的阁臣，他还拥有至关重要的票拟权。[10]然而，首辅在阁臣中不一定权力最大。例如，“时李时为首辅，政多自言出。” [2]（卷196，夏言传）“（翟）銮以资地居其上，权远出（严）嵩下。” [2]（卷193，翟銮传）“阶虽为首辅，而拱自以帝旧臣，数与之抗，朴复助之，阶渐不能堪。” [2]（卷213，高拱传）“及高拱再入直，凌春芳出其上，春芳不能与争，谨自饬而已。” [2]（卷193，李春芳传）
首辅的实际权力与与阁臣的个性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有关。例如，“翟銮资序在嵩上，帝待之不如嵩。” [2]（卷308，严嵩传）再如，“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 [2]（卷219，赵志皋传）另外一个原因是,首辅仅是内阁的领班人，不是负责人。他不是其他阁臣的上级。
明代大学士的排名非常严格，且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前代以及随后的清朝所没有的。例如，唐、五代、宋时期的翰林学士排名主要看资历。清代的大学士排名也主要看资历，领班大学士则常由皇帝指定。清代的大学士自身品级极高，不需要加官来提高身份。
宰相概念的第一要素是“处于国家最高决策层”，而不一定是最高行政首长。[4]唐朝的政事堂、明朝的内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都是典型的例子。（《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篇文章将政治局常委会称为“集体总统”。 [11]不准确，应为“集体宰相”。）明代的内阁制和首辅制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精彩的一章，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半仙

有待继续考证。

时光会走远

已阅

淡淡べ烟草味゛

楼主，贴上家谱。内容不是更易懂！

大天行者

家谱己失，找到最好。

大天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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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明史》载，陈循为官比较清正，宣宗时，御史张楷向皇帝献诗本为邀宠，虽知反惹恼皇帝，多亏他为之辩才得免罪。景帝时，他上书“勤政要典”，建议效古代帝王行事，治理朝政。当时江南大雪，麦苗冻死，他请求拨库银、买麦种予农，多为皇帝采纳。后来，石亨诬事泄，陈循获释为民，仍居铁岭，一年后病殁。于谦昭雪之后，陈循亦获平反，昭以原职赐祭。
陈循一生有过辉煌，也有坎坷，最后含冤而终。
少年时代
陈循生于明洪武乙丑年（公元1385年）二月十六日寅时，五岁丧母，十岁丧父，仲兄早卒，独与比他大十岁的长兄德逊相依，兄弟二人团结相处，和舟共济，生活清苦。但他少年时候，就以聪慧闻名乡里，“初入乡塾读书，不三数过辄背诵，老成咸异之。叔父陈一敬罢官归，从受业，大有造诣”（《南寮陈氏宗谱》）。陈循十七岁为邑庠弟子员，文学已出其辈类，部使者行县，屡试之，在高等，声誉籍然。永乐甲午年（公元1414年）乡试第一（解元），第二年，礼部会试第二，按会试考官拆卷第一名是陈循，因主考官梁潜是江西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举人），与陈循是同乡避嫌，遂改以洪英第一（会元）。殿试时陈循终于以实力获得状元。他是明代第十二名状元，也是在北京录取的第一名状元，明朝前期的十一名状元都是南京考取的。本邑先有谶云：“龙洲过县前，泰和出状元。”杨士奇在南京寄二绝，其一云：“龙洲过县千年谶，黄甲初登第一名，从此累累题榜首，东城迎喜过西城。”其后六年，城西曾鹤龄举进士第一，后十八年，真定（今河北正定）曹鼐为泰和典史补进士第一。

大天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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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分兵四路，大举南侵，明军溃败，塞外城池仅剩一座大同（今属山西），也被也先包围。宦官王振鼓动英宗御驾亲征。陈循与礼部尚书胡滢、吏部尚书王直等率百官谏阻。然而英宗被王振蛊惑，不听劝解，执意亲征，结果在八月十六日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丧师弃地、俘君辱国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败，使明王朝遇到严重的危机。消息传到京城，皇宫上下一片恐慌。当时有拥立英宗弟弟郕王朱祁钰者，陈循即对众臣说道：“虏寇理屈而情畏，大势必不敢久留圣驾，当立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郕王辅佐，再想办法把皇帝迎回来，其他的不用多说了。”当时宦官金英说：“英宗的长子只有二、三岁。”陈循回答说：“但生一日，即是主人。”于是太皇太后下诏，立英宗仅有二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郕王朱祁钰监国。二十三日推举于谦为兵部尚书，二十九日举商辂、彭时入内阁，协办机务。此时，也先率部准备继续南下，一些胆小的官员鼓噪着迁都南逃。翰林院修编徐有贞，以星象、历数为依据，说：“天命已去，只有南迁才可以纾难。”陈循审时度势，与吏部尚书王直、礼部尚书胡濙等官员，坚决反对南迁，主张以保卫京师为根本。于谦则说：“言南迁者可斩也！”在他们的坚持下，避免了南宋半壁江山沦陷的悲剧重演，使民心得到安定。据户部尚书，当时同为内阁大臣的萧镃为陈循所撰的墓志铭所说：“至若徐有贞建言南迁，以淮为界，尤公力诤阻也。”
十月十日，也先率大军挟持英宗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的空房内，并派信使传话：“现在把你们的皇帝送回来了，请立即派大臣胡濙、王直、于谦出来接驾。”陈循说：“这肯定是诡计，不可派大臣，应先派一般官员前去问安、探望，弄清虚实。如果英宗果然在，而也先诚心送归的话，即去迎接，不可延缓。”探望者回来报告说：“看到了太上皇（英宗），他肯定地说，敌人无意将他奉还，只是将其作为入侵的筹码罢了。”陈循说：“这样的话，应当安排大将守城，不得轻易出战。”并密令城外各个马坊焚烧所存积的马草，以困敌方军马。敌人多为骑兵，见积存的马草起火，急得跺脚，惊恐不安。没过几天，战马果然无饲料。又招募五名勇士，潜行去宣府、大同、永平、辽东等边防守军处传令赴京勤王。所派五个人只有二人到达，其余三人为敌截获。看到皇帝的调兵命令，敌军开始惧怕，并有退兵的念头。又写了许多鞑靼文和汉文的宣传单，派人散发到敌人军营，以张扬我军势，涣散敌军心。以加封“国公”，奖励万金等高官厚禄悬赏也先首级，并伪造敌将喜宁的笔迹书写与太监兴安谋划合兵剿寇的书信，间离敌将帅。十月十三日，于谦、石享率军与瓦剌军战于德胜门外，瓦剌军大败。随后瓦剌军转战至西直门，也被明军击退。瓦剌军不甘心失败，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明军失利，瓦剌军攻到土城，遇居民阻遏，不得推进。因天寒地冻、人心惶惶，军心涣散，援兵将至，内外交困，于十月十五日夜，也先率十余骑脱身先逃。几天后，宣府和辽东之兵先后到达，宣府兵受命西追敌军，而辽东边防兵原处守备。南北军政边务、保安社稷等大事，主要是陈循谋划。
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严。陈循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北京保卫战终于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想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有陈循的一份心血。

孤独带点小惊喜

不忘乡愁

太长了，还冇搞清楚哪庄陈氏为其后人。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