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方逢时和两江总督曾国藩超越时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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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值得一读

雾里清风

领略了~

欢宝轩

不错 ，写的好，文章跌宕起伏，内容交替，富于变化，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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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行者

《大隐楼集》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项目。方逢时，明代嘉靖进士。在大同先后任巡抚、总督。方氏诗文集《大隐楼集》主要是他大同时代的经历见闻与感想记录，谓之"边塞记"，对于理解十六世纪后半期以来蒙古族历史、蒙汉关系史、我国长城地带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传统，颇具价值。是出自主事者本人的一手资料，十分珍贵，向未点校出版。

大天行者

方逢时(1523~1596)，字行之，号金湖。嘉鱼(今属湖北)人《明史 卷二百二十二 列传第一百十》

方逢时，字行之，嘉鱼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授宜兴知县，再徙宁津、曲周。擢户部主事，历工部郎中，迁宁国知府。广东、江西盗起，诏于兴宁、程乡、安远、武平间筑伸威镇，擢逢时广东兵备副使，与参将俞大猷镇之。已而程乡贼平，移巡惠州。

隆庆初，改宣府口北道，加右参政。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四年正月，移大同。俺答犯威远堡，别部千余骑攻靖卤，伏兵却之。其冬，俺答孙把汉那吉来降，逢时告总督王崇古曰:"机不可失也。"遣中军康纶率骑五百往受之。与崇古定计，挟把汉以索叛人赵全等。遣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语俺答部下五奴柱曰:"欲还把汉则速纳款，若以兵来，是趣之死矣。"五奴柱白俺答，邀入营，说以执赵全易把汉。俺答心动，遣火力赤致书逢时。而全方从臾用兵，俺答又惑之，令其子辛爱将二万骑入弘赐堡，兄子永邵卜趋威远堡，自率众犯平虏城。逢时曰:"此必赵全谋也。"全尝投书逢时，言悔祸思汉，欲复归中国。逢时以示俺答，俺答大惊，有执全意。及战，又不利，乃引退。辛爱犹未知，奄至大同。逢时使人持把汉箭示之曰:"吾已与而父约，以报汝。"辛爱执箭泣曰:"此吾弟铁背台吉故物也，我来求把汉，把汉既授官，又有成约，当更计之。"乃遣部下哑都善入见。逢时晓以大义，犒而遣之。辛爱喜，因使求币，逢时笑曰:"台吉，豪杰也，若纳款，方重加爵赏，何爱此区区，损盛名。"辛爱大惭，复遣哑都善来谢曰:"边人不知书，蒙太师教，幸甚。俺答使者至故将田世威所，世威亦让之曰:"尔来求和，兵何为者?"使者还报俺答，召辛爱还。辛爱东行，宣府总兵官赵岢遏之，复由大同北去。于是巡按御史姚继可劾逢时辄通寇使，屏人语，导之东行，嫁祸邻镇。大学士高拱曰:"抚臣临机设策，何可泄也。但当观后效，不宜先事辄易。"帝然之。俺答乃遣使定约，夜召全等计事，即帐中缚之送大同。逢时受之，崇古亦送把汉归。逢时以功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甫拜命，以忧归。后崇古入理京营，神宗问谁可代者，大学士张居正以逢时对。

万历初，起故官，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始逢时与崇古共决大计，而贡市之议崇古独成之。逢时复代崇古，乃申明约信。两人首尾共济，边境遂安。逢时分巡口北，时亲行塞外，自龙门盘道墩以东至靖湖堡山梁一百余里，形势联络，叹曰:"此山天险。若修凿，北可达独石，南可援南山，诚陵京一藩篱也。"及赴阳和，道居庸，出关见边务修举，欲并遂前计。上疏曰:"独石在宣府北，三面邻敌，势极孤悬。怀、永与陵寝止限一山，所系尤重。其地本相属，而经行之路尚在塞外，以故声援不便。若设盘道之险，舍迂就径，自龙门黑峪以达宁远，经行三十里，南山、独石皆可朝发夕至，不惟拓地百里，亦可渐资屯牧，于战守皆利。"遂与巡抚吴兑经营修筑，设兵戍守。累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如故，加太子少保。

五年，召理戎政。时议者争言贡市利害，逢时临赴阙，上疏曰:

陛下特恩起臣草土中，代崇古任，赖陛下神武，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北部输诚效贡，莫敢渝约，岁时请求，随宜与之，得一果饼，辄稽首欢笑。有掠人要赏，如打喇明安兔者，告俺答罚治，即俯首听命。而异议者或曰"敌使充斥为害"，或曰"日益费耗，彼欲终不可足"，或曰"与寇益狎，隐忧叵测"。此言心则忠矣，事机或未睹也。夫使者之入，多者八九人，少者二三人，朝至夕去，守贡之使，赏至即归，何有充斥。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而民间耕获之入，市贾之利不与焉。所省甚多，何有耗费。乃若所忧则有之，然非隐也。方庚午以前，三军暴骨，万姓流离，城郭丘墟，刍粮耗竭，边臣首领不保，朝廷为旰食。七八年来，幸无此事矣。若使臣等处置乖方，吝小费而亏大信，使一旦肆行侵掠，则前日之忧立见，何隐之有哉?

其所不可知者，俺答老矣，诚恐数年之后，此人既死，诸部无所统一，其中狡黠，互相争构，假托异辞，遂行侵扰。此则时变之或然，而不可预料者。在我处之，亦惟罢贡绝市，闭关固垒以待。仍禁边将毋得轻举，使曲常在彼，而直常在我。因机处置，顾后人方略何如耳。夫封疆之事，无定形亦无定机，惟朝廷任用得人，处置适宜，何必拘拘焉贡市非而战守是哉?臣又闻之，御戎无上策。征战祸也，和亲辱也，赂遗耻心。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既贡且市，则无征战矣。臣幸藉威灵，制伏强梗，得免斧钺之诛。今受命还朝，不复与闻阃外之事，诚恐议者谓贡市非计，辄有敷陈，国是摇惑。内则边臣畏缩，外则部落携贰，事机乖迕，后悔无及。臣虽得去，而犬马之心实有不能一日忘者，谨列上五事。

至京，复奏上款贡图。寻代崇古为尚书，署吏部事，加太子太保。以平两广功，进少保。累疏致仕归，御书"尽忠"字赐之。二十四年卒。

逢时才略明练。处置边事，皆协机宜。其功名与崇古相亚，称"方、王"云。

大天行者

SMJ 发表于 2016-6-16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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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与胡林翼并称曾胡，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平民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二十八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后丁忧在湘乡老家，此时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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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曾国藩是王夫之的粉丝，尊崇其刚直不阿、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深受其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感的影响，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期，清同治五年（1866年），他刊刻船山遗书，并作《船山遗书序》，使王夫之的思想和学术光耀千古。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又称王船山，湖南衡阳人。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古典传统文化学术的集大成者，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早年曾求学长沙岳麓书院，后参加抗清斗争，晚年居衡阳县曲兰镇石船山，著书立说。一生著述甚丰，以《读通鉴论》、《宋论》等为代表作。主张经世致用，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曾国藩是听王夫之的故事长大的,两人是正宗衡阳老乡，曾国藩的祖籍地与王夫之晚年著书立说的衡阳县曲兰镇，相距不到五十公里，后曾国藩迁居湘乡（今双峰）荷叶塘，两者相距也不到一百公里。他们之间有两层校友关系：曾国藩少年时代曾在衡阳石鼓书院念过书，而王夫之曾在这里教过书；后来曾国藩又在长沙岳麓书院念过书，而王夫之也曾在这里念过书。

　　曾国藩与王夫之不仅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而且关系还很神妙，现在衡阳还流传曾国藩与王夫之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曾国藩在衡阳创建湘军期间，去瞻仰回雁峰下王衙坪的王夫之故居时，王夫之六世孙王世全还把先祖王夫之当年用过的一把宝剑赠送给了他；而这把宝剑，竟是当年明太祖朱元璋赠给王夫之先祖的。后来，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竟凭着这把宝剑攻克了金陵（南京），剿灭了太平天国。

　　“衡阳王夫之，明季遗老，国史儒林传列于册首，而邦人罕能举其姓者……”如此一位同乡学者被埋没，使得曾国藩颇有感慨。他曾经说：王夫之的学问以汉儒为门户，以宋儒为堂奥，其生平指趣，专宗洛闽，其考订《礼记》，注疏《诗经》，辨别名物，正好和汉学大家相合，只不过他为人低调、不张扬，因此名望才稍逊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言下颇为不平。曾国藩本身就有非常浓厚的地域观念，他编练的湘军就是以湘乡籍士兵为主而组建而成的。

　　曾国藩出于对先贤的尊敬和为了振兴乡邦的学风，同时他隐然以王夫之的继承者自期。因此，他把重新刊刻王夫之的遗书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希望能为王夫之出版全集。

　　其实，早在道光庚子、辛丑年间，在王夫之玄孙王半帆的主持下，由同乡邓显鹤，邹汉勋主理，刊刻了王夫之遗书二百多卷，但遗憾的是，还有许多没有刊出，且发行数量和社会影响力都非常少。

　　由于王夫之“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的反清立场，曾国藩深知自己是当朝的权臣，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非常容易被人误会自己有异志。他在刊刻船山遗书时，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自己当幕后英雄，由九弟曾国荃出面。一方面，曾国荃没有考中进士，心里一直都不舒服，成了高官后，喜欢做附庸风雅的事情，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获得读书人的承认。毕竟是骨肉兄弟，曾国藩也不希望自己的弟弟被看成是一介武夫。另一方面，曾国藩自己出钱，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为官清廉，到死的时候才存下一万多两银子，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而曾国荃一直在前线领兵，抢掠收受，获利无数，曾国藩心想，就让他出点钱来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吧。

　　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吩咐弟弟曾国荃出资八百两白银，在安庆设立书局，开始收集刊印船山遗书，由挚友欧阳兆熊前往安庆负责其事。第二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太平天国灭亡，书局也迁移到了这里，改称金陵书局。

　　虽然表面上看，似乎《船山遗书》是曾国荃主持刊刻的，并且还是他出的钱。事实上，真正主持的仍是曾国藩，以曾国荃的学养，也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而且攻下天京后不久的九月，曾国荃就因为遭受朝廷的猜忌，傲贪成性的他不得不弃官回到荷叶堂，直到为了镇压捻军起义，才被重新起用。曾国藩入南京后，担任两江总督，其后的刊刻事情，主要就由他亲自负责，在曾国藩的书信中，有许多是关于刊印遗书的。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王夫之的遗书已经基本搜集刊刻完毕，欧阳兆熊给曾国藩写信，问在哪里印刷比较好。曾国藩给他回信说：“船山书将次刊遍，印刷或在金陵，或在扬州，俱听卓裁。”让他自己决定。曾国藩还专门让人抄录了一份，送给一些好友批评鉴定。如他就派自己亲兵将抄本送到几千里外的北京，让刘昆指正。这样做为的是进一步提高质量，使这本书成为传世不朽的名篇。

　　是年冬天，全书印刷了几份样本。欧阳兆熊找到曾国藩，请他为全书写序言。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余以《礼记章句》为先生说经之最精者，拟细看一遍，以便作序，因以考校对者之有无错误。”由此可见，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曾国藩仍然担心样书质量不过关，还要亲力亲为仔细校勘一遍。后来，许多友人多次催要，曾国藩不得不一再解释。他给好友黄倬的信中还说“王船山全书去冬即巳告竣，又多至三百二十二卷，尚未开刷。现寄信至长沙，俟刷成后再行奉寄。”直到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曾国藩才将样书全部校对完毕，写好了序言，这就是传唱不衰的《船山遗书序》。

　　文以人传，人以文传。王夫之的著作能够重见天日，广为流传；他的思想和学术能够光耀千古，成为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一代大儒，这些都是曾国藩整理、宣传和发扬光大的结果。毫不夸张地说，曾国藩为天下文人士子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让世人都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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