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璜：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收藏

村夫遥星

解海龙《希望工程———大眼睛》1991年摄　

银盐纸基　20×24英寸　限量30张　

2006年华辰秋拍　起拍价24万- 30万元　成交价30.8万元

侯波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摄　

银盐纸基　11×14英寸　非限量　

2009年华辰秋拍　起拍价1万- 1.5万元　成交价1.1万元

王文澜《走向开放》1986年摄　

银盐纸基　20×24英寸　限量30张

2007年华辰春拍　起拍价1万- 1.5万元　成交价1.1万元

翁乃强　《知识青年到北大荒》　1968年摄

　艺术微喷　30×36英寸限量10张　

2007年华辰春拍　起拍价2万- 4万元　成交价17.6万

吴家林　《斗鸡　云南绿春》　2004年摄　

银盐纸基　20×24英寸限量30张　

2007年华辰春拍　起拍价1万- 1.2万元　成交价1.1万元

亨利·布勒松　《苏联工会》　

银盐纸基　11×14英寸　非限量　2

007年华辰春拍　起拍价3.8万- 4.5万元　成交价3.52万元

纪实类摄影艺术品的收藏在国外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是一个有着特性和规律的完善的艺术收藏门类,但是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很多藏品处于市场的起步价格,也是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的价格洼地,是收藏和投资的潜力股。

纪实类影像艺术品收藏在中国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有几位外国的收藏家,手持一份中国摄影家的名单和图录,游走在大江南北各艺术家部落,默默收藏着中国当代著名摄影家的代表作。如今,他们中有人已经拥有了北京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摄影书店,有的执掌着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中心,有的则成为国外著名收藏机构在中国的首代。

那时中国不仅没有摄影艺术品的价格参考体系,摄影家也不了解摄影收藏的规则,不懂签名版数、藏品的材质和技术要求。但同时,中国纪实类摄影艺术品的收藏也得益于这个时期,得益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和国外摄影收藏的升温。

2002年,北京“百年印象”画廊创建,开始代理翁乃强、王文澜、解海龙、林永惠、王征、杨延康、姜建等重要纪实摄影家,启动了中国纪实摄影艺术品的一级市场,标志着摄影收藏在中国的起步。

经过近十年的风风雨雨,目前国内已有爱普生影艺坊、北京百年印象、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影易时代、映画廊、巴黎北京摄影空间、大河影廊、see+影廊、国际影像、蓝宝影天、东磊影廊、泰吉轩、上海全摄影画廊、比极影像、M97画廊;郑州全视影廊,鼓浪屿影廊等经营着纪实性摄影艺术品的专业影廊,还有很多成熟的经营当代艺术的画廊也都经营着纪实类影像艺术品。

2006年华辰影像秋拍专场,上拍了一批中国摄影史上重要的纪实类摄影艺术品,广东嘉德和北京诚轩随后也开设了影像拍卖专场,其中也包括了纪实类摄影艺术品,而成交价格高达30万元的解海龙代表作“希望工程———大眼睛”,则引起了全社会对纪实摄影艺术品收藏的关注。

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界定

长时间以来,收藏界有人质疑:“纪实摄影你家也有,我家也有,怎么收藏？”

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可能没有机会了解国外大博物馆收藏的纪实类摄影艺术品,也不了解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所应具有艺术品的品质,将纪实照片的史料价值和纪实类摄影艺术品混为一谈。

这里不妨借用书画界的例子来解释其中的差别:王羲之的字帖小学生人手一本,但真迹是世界上顶级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2010年在拍卖现场创出几个亿人民币的成交记录。摄影与字画一样,收藏的是具有视觉艺术价值和包含了摄影高科技含量等众多因素的高品质的原作,也就是收藏界所称的“真迹”,而非影像。

在摄影收藏领域,还要强调“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的概念。纽约国际摄影中心著名策展人克里斯多夫·菲利普(ChristopherPhilips,ICP)对“纪实类影像艺术品”给出的界定是“用纪实性手法创作的摄影艺术(FineArt Photography)。”那些充斥媒体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摄影展,那些仅仅客观记录外部世界的照片,并不具备艺术品的属性和收藏价值,而且市场的价格也很低。

不妨看看国际主要拍卖市场上的“纪实类影像艺术品”:亨利·布勒松(Henri Catier-Bresson)的“决定性瞬间”、安塞·亚当斯的“区域曝光”、尤斯福·卡什(Yousuf Karsh)的“人物肖像”、阿杰·科特茨(A ndreKertesz)的“几何的画面和完美组构”、戴安·阿巴斯(DianeArbus)的“怪诞人像”、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战争”、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Frank)的“反决定性瞬间”、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aoSalgado)的“诗意”、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的“时尚”,等等。

1950-1980年代,摄影在中国作为艺术的一类,与书画、油画、文学、戏曲、舞蹈等其他美术形态一样,主要由现实主义作品所构成,纪实类的摄影形态在摄影领域占据了主导位置,艺术摄影也主要由纪实类摄影所构成。也就是说,新中国的摄影艺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纪实类的影像艺术品。

谁将成为纪实类摄影艺术品市场的指标股

由于中国影像收藏出现的滞后,中国摄影史很多离世的重要摄影家,如新中国第一代摄影家沙飞、陈正青、齐观山等,仅留下了具有史料价值的影像,而少有可供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真迹。

2003年,西部著名摄影家侯登科英年早逝,在中国引起了谁来收藏摄影家的讨论。侯登科是中国重要的纪实摄影代表人物之一,“麦客”是侯登科最重要的代表作,现在出现在市场上的侯登科的摄影作品,极少数由作者亲笔签名,大多是由其授权代理人签名的藏品。

中国摄影收藏市场经过五年的稳步发展,进入了构建“中国影像收藏指数”的阶段,谁将成为中国影像收藏指标艺术家？首先,这些摄影家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因素:遵守摄影收藏市场的规则,拥有良好的信誉;作品有足够的成交量;透明的成交价格。

参照国际收藏市场的标准,兼顾艺术家的信誉、作品的完成度和质量,还有过去五年的市场表现等因素,藏家可以关注以下几位艺术家:

侯波的领袖肖像。年近九十的女摄影家侯波在上世纪50年代曾任中南海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很多人收藏侯波的照片是因为照片的内容为“红色经典”,殊不知从图像学的角度说来,侯波照片中的严谨、重大,富有强烈的形式感,奠定和构成了新中国领袖肖像所特有的视觉形式和传统,极具中国摄影美术的传统和意义。

翁乃强的红色经典。翁乃强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摄影系主任,是中国第一代接受过正规学院教育的摄影家,其代表作《回放》和《北大荒知青》以强烈的油画视觉和色彩构成而成就为红色经典摄影艺术品。这些从不摆布、为宣传报道所拍摄的照片,是研究中国的新闻摄影,报道摄影,宣传摄影,乃至当下的观念摄影不可多得的范本。他的照片无论从拍摄的内容,还是从视觉构成都将在中国的摄影发展史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王文澜的纯摄影。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王文澜是新时期中国纯摄影艺术(purephotography)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中国新一轮“纪实摄影”活动的先知先觉者。王文澜的摄影作品无论从摄影的技术技法、还是视觉表达,还有在影像哲理和美学的感悟都是同时代的佼佼者。他拍摄的内容、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对现实的评判意义对20多年来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熟的新时期中国纪实摄影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是新时期影响了几代摄影人的摄影家。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解海龙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偶然了解到“希望工程”后,开始记录中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和失学儿童状况,在一年时间里,解海龙自费走了12个省、28个国家级贫困县、100多个学校,这些照片的发表,引起了全社会对贫困地区基础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援助,从根本上改变了贫困地区孩子的生存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几代中国农民的命运,他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其他任何摄影项目都难以企及的。在摄影发展的历程中,解海龙和《希望工程》推动了摄影从“纪录社会”向“改变社会”的功能转变,在政治上为纪实摄影正了名。从此,在当时还不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中国的摄影师可以名正言顺地拍摄任何看似负面的题材。作为中国纪实摄影发展历程中最重要作品之一,解海龙的《希望工程》也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改革转型期最为珍贵的视觉文化遗产。

吴家林的《云南山里人》。吴家林在40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以特有的敏锐和视觉表达,让照片充满着“决定性瞬间”,无意中成就为马格兰图片社布勒松影派在中国最典型的代表人物。马克·吕布(M arc R iboud)认为吴家林的照片将“丰富的景象排列在一个看上去自然,但也同时又是十分精细的框架内。”吴家林作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琼斯母亲基金会国际纪实摄影奖和入围布勒松摄影基金奖的中国摄影家,是最早也是最普遍地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中国摄影家之一。他的作品在国内外众多重要摄影节和博物馆展示,并为许多机构所收藏。

刘铮的《国人》。刘铮从纪实摄影逐渐发展到关注各个群落的生存和心灵状态,寻求超现实的影像,成就为中国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用纪实性手法拍摄的《国人》,是中国纪实摄影从传统向“新纪实摄影”发展过程中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还成就为中国早期观念摄影的代表作之一,是戴安？阿波斯影派在中国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此外,刘铮的摄影艺术品还因几近完美的摄影技术技法的完成度,而得到了国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青睐。

冯建国的“大画幅西部”。留学日本的冯建国是最早将大画幅相机,高品质照片的制作和保存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在摄影界有“中国的亚当斯”之称。他的作品除了其艺术价值外,也可以作为美术馆、艺术馆和收藏机构摄影艺术品的品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