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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辉 姚雪垠，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多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1970年至1973年，曾下放原蒲圻县羊楼洞武汉市委“五七”干校——
1967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特别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革命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在这个纲领指引下，从中央到省市，从地方到军营，“五七干部学校”如雨后的草菇一般，纷纷攘攘从全国各地冒出来。1970年3月初，武汉市委也成立了“五七干校”，地址在蒲圻县（今湖北省赤壁市）羊楼洞一带。羊楼洞是个拥有万亩茶园的国营大农场，茶园纵横数十里，所产“洞茶”行销国内外。“文革”期间停工停产，造成大部分茶山荒芜，茶叶产量直线下降。中共武汉市委把市直属各机关的部分干部集中起来送到这里，共分成六个大队，均以茶园劳动为主。经过清理阶级队伍，文教卫系统的干部大部分到崇阳插队落户，与当前运动重点有关系者送东西湖学习班继续深挖深揭，处级以上和问题尚未解决的几十个人去“五七”干校，组成“武汉市直属‘五七’干校第三大队第一连”。姚雪垠很“荣幸”地成为第一连第二班的学员，所驻之地是羊楼洞附近的蓼坪铺。
当是时，从北京传来一则消息——据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军代表有一个讲话，主要内容有三条。其一，老弱病残全都要下去，走不动的用担架抬，一个不留，“连根拔”。其二，革命群众下去是劳动锻炼，那些头上有帽子的，下去是劳动改造。其三，那些有问题的人，“我劝告你们，别再痴心妄想回北京城了，北京城不需要你们这号人！”
背井离乡前途未卜之际再听到这样的话，那些将下干校的人会是怎样一种心态，可想而知。而姚雪垠却没把这个消息放在心上，因为此一去能不能再回武汉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只要能让他继续创作《李自成》，无论在哪里无论干什么他都乐意。一种侥幸心理让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进了干校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再不会天天开会学习，再不会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这样8小时之外的时间就属于个人，他就可以利用这种时间写作了。想到这些，他轻松，他快乐，他又一次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3月24日，是干校学员报到的日子。老伴黎明即起，再一次为姚雪垠整理了行装，为他煮了挂面，打了荷包蛋，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下去，然后他挑她提，夫妻双双走出家门。她把他一直送到规定的集合地点，又亲眼看着他上了火车。老伴挤在送行的人群中，远远地与他挥手告别。虽说姚雪垠并不以此行为苦，但此情此景仍然让他动情动容。
火车开出武汉市区，一路向南飞驰。看着两侧青山迅速后退着，仿佛白驹过隙般稍纵即逝，姚雪垠不由自主想到了自己的花甲高龄，想到了《李自成》的任重道远。才情湍涌的日子本已不多，可是不多的日子却仍然不由他支配。历史上曾有汉文帝允许邓通“开铜山铸钱无数”的故事，姚雪垠多么希望自己的时间能变成邓氏的铜钱，需要多少就铸多少，无论怎样挥霍也永远使不尽花不完呀！痛苦出诗情，一首七律《赴五七干校》的腹稿诞生于路途中：“老妻送我破晓天，行李肩挑挂笑颜。到死方休填大海，有情不忘攀高山。白头渐似苏卿节，岁月原非邓氏钱。梦里据鞍人尚健，立功犹望趁衰年。”
两个小时以后，车到赵李桥。下车步行6公里左右，才到连队驻地羊楼洞。这里是湖北湖南两省的交界处，正所谓“山高皇帝远”之所在。天野茫茫，荒草萋萋，一派落寞寂寥景象。
劳动开始了。侍弄茶园是“主业”，间或也参与种植小麦和红薯。锄草、施肥、采茶，惯于舞文弄墨的双手忽然操练起犁耙锄头，变化是痛苦的，改造需要过程。艰苦的物质生活加上沉重的精神负担，使一些人很快就染上了“三气”病：闷气、怨气、灰心丧气。生活过于简单枯燥了，无聊的人们便以谈论他人嘲弄同类来自娱。十几个单位的人在一起劳动，闲话、怪话多得就像山野里的风。又因为一连人多是老头老太，故时有“往前看青山一片，往后看老弱病残”之谣。
姚雪垠顽强地抵抗着“三气”流行病，抗体就是他的《李自成》。就像他在诗中写的一样，他以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不易其节的坚贞不屈来勉励自己，决心用精卫填海的顽强斗志来实现自己的宏愿望。他从来不讲怪话，不开那些低级趣味的玩笑。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始终腰板挺直，神态自若，浓眉下一双大眼，总是闪现着炯炯的光芒。白衬衣的领子上打着补丁，蓝卡几布裤子也磨得发白了，却干净、整齐，穿在身上利利索索。出工时，他挽起裤腿，甩开臂膀，在窄窄的田塍上迈着大步。微风拂着他斑白的头发，担子在他肩上咿咿呀呀地唱。
有人说：“真是‘豆腐烂了架子在’，姚老头真够硬气的。”
其实，姚雪垠的心情也颇为苍凉。毕竟，他已经进入老年，每日里“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高强度劳动，对他来说决不会比别人感觉更轻松。何况他比别人有着更深一层的精神痛苦。然而，既然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个人又没有能力改变，怎么办？玩世不恭？苟且偷安？愤世嫉俗？颓唐堕落？不，他的性格中没有这样的基因。姚雪垠就是姚雪垠，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悲观厌世，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消极沉沦，所以他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一份坚定的自信，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出一种高傲的自尊。这种自信和自尊在特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素养和品质。正因为如此，姚雪垠比别人更容易随遇而安更容易适应环境，更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自己的位置与价值。
农业劳动是与老天争抢时间，所以每7天中一个星期日的工作节奏必须改变。干校规定实行轮休制，假期集中起来使用，每个学员每3个月可以回武汉住10天。这对于姚雪垠来说实在是一桩天大的美事——10天，多么充裕的一个数字呀！足以让他一头扎进《李自成》，痛痛快快地写一阵子了。
1970年10月，第二次探亲假结束之后，干校分派姚雪垠去作农具保管员。从农具的购置、发放到维修、保管，全套工作流程都由他一人负责。虽然其他劳动不再参加，但每天仍然忙得没有闲工夫。尽管如此，毕竟比下田劳动轻松了许多。姚雪垠尽职尽责地完成着这项任务，他把数十年如一日的一丝不苟作风运用到农具保管上，一百多号劳动力所使用的各种农具都被他摆放得井井有条，板锄、蓐锄、镐、茶篓、绳子等等分门别类各就其位。严整的秩序节省了库存空间，他在库房的一角为自己腾出了一张床的位置。征得领导同意，把铺盖搬出集体宿舍，他恢复了夜半起床读书的自由；摞起两摞土坯搭上一块木板，他有桌子；一只倒扣在地的箩筐上铺几张报纸，他又有了椅子。仓库里老鼠太多，半夜三更时分总出来捣乱。姚雪垠便收养了一只黑猫。他把猫刷洗得干干净净，夜晚让猫睡在他的两层棉被中间。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在猫身上轻轻一拍，猫就“倏”地跳出去，所向披靡，万无一失。
姚雪垠不动声色地做着这一切，满怀希望地为重新开始创作《李自成》准备着最基本的条件。自来水和发电设备正在安装，条件越来越齐备，他的心绪也越来越舒展。在寄给儿子海星夫妇的信中，他非常乐观地描述了自己的现实情况和对未来的设想：
我的生活很好，每天劳动之后，有热水洗一洗，还可以自己喝杯酒。上次放假，我到羊楼洞买了两瓶好酒。今天放假，又到羊楼洞，未买到，只买了一瓶葡萄酒回来。你母亲的户口，暂时不要急。此地条件很好，将来如果能来此地也不错。在我下来前，群众已作过讨论，我们的存款是正当收入，等我的问题解决后，存折发还。你母亲手头有了钱，每年可以到你们弟兄那里和姐姐那里住几个月，根本没有困难。而且五七干校是轮训干部性质，也不会在这里住一辈子。（《姚雪垠书系?誗绿窗书简》）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报告说：
现在基建工作很紧张，我担任全连保管，我一走，别人摸不清家底，材料工具一时供应不上，会误了工作进程。我现在每天从早晨五点多钟到夜晚九时，大部分时间在仓库，一小部分时间在工地，要啥有啥，保证供应。再有几天，第一期基建任务完成一个阶段，我就可以请几天假了。（《姚雪垠书系?誗绿窗书简》）
这时候，已经是1971年的春天，“批陈整风”运动正在全面展开。根据党中央关于“结合批判陈伯达，教育全党干部，整顿思想作风，提高思想认识”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社论和评论员文章，一再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全国报刊随即掀起了对所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及其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浪潮。党内的斗争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姚雪垠从中感受到的是自身政治待遇的提高。当夏天来临时，他写信向家人报告说：“从本月初开始，我和另外九位同志已完全和革命群众一起学习，活动，值夜班，跟完全解放差不多。”
虽然还是不能自由自在地写作《李自成》，但能够同“革命群众”站在了一条战壕里，姚雪垠已经是无尚的欣幸无尚的荣光。每次派他值夜，总是从午夜12时到天明。这是睡眠的最佳时光，人最容易犯困。而姚雪垠却总是精神抖擞，神采奕奕。他搬竹椅一把，持木棍一根，一个人坐在宿舍前边的露天土台上，四围群山寂寥，暗影高耸。
生活刚趋安定，岂料风波又起。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乘飞机摔死在蒙古境内。其后不久，党中央发下一大堆红头文件，阶级斗争形势进入“外松内紧”状态。学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有人在小组会上发言说，“林彪这个大坏蛋，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党中央早就看出来了。”姚雪垠听后颇不为然，心里想：若果真如此，为什么还要把林彪作为“最忠实的战友和学生”大树特树，为什么还要作为“法定”接班人写进“九大”党章？该他发言了，为了把上述想法表达得准确而委婉，他特别引用了白居易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有人当即质问他：“林彪要是王莽，毛主席该往哪里摆？”姚雪垠事先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时语塞。座中立刻有人替他回答：“姚雪垠讽刺毛主席重用林彪，把毛主席和林彪比成西汉的哀帝和平帝。”
于是，“‘摘帽右派’借学习中央文件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成立了，并立刻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层层上报，最后经由干校校本部批准，由姚雪垠所在连队召开批斗大会，本大队的兄弟连队集体参加，军代表亲临指挥，校本部来人坐镇。大会结束时当场宣布：“由于姚雪垠的‘罪行’‘很有典型性’，校本部已经决定，先要他写检查，然后押赴各大队进行‘游斗’”。
就在这时，姚雪垠的小儿子姚海天利用从新疆回武汉探亲的机会来到了羊楼洞。特殊时空中的父子相见骨肉团圆，以其特殊的形式与内容让姚海天永远记忆犹新历历如昨。他说：“出发前，听母亲说父亲又出事了。我坐火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傍晚到羊楼洞，下车后再步行几里，才到了蓼坪铺。干校宿舍是一间大平房，许多人住在一起。我一进门，就看见父亲坐在小凳子上，正趴在床边，就着昏暗的灯光写东西。我喊了一声‘爸爸’，父亲抬起头看看我，没有站起来，也没有流露出父子多年分别之后重聚的喜悦，只轻轻答应了一句：‘你来啦。’满屋子的人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入睡前我给父亲打了一盆洗脚水，算是尽了一点孝心。当夜我和父亲合睡一床，两人无语。熬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一早匆匆吃过饭我就和父亲告别：‘爸爸，我走啦！’父亲应了一句‘你走吧’，仍然趴在床上写东西……”
姚雪垠所写的，别人以为是检查，实际上却是一封辩诬的长信。他在信中引经据典，先以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发端，说明引用诗句进行交流的风气起于春秋时代；再运用大量的实例，来证明古人说话引用诗句时只求表面意义相合，从来未见有何人加以曲解并陷人于罪；最后再说到自己在发言中引用诗句，是继承古人的风尚，绝没有“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之意。信的最后，姚雪垠逐条批驳了批判会上强加于他的所谓“反党言论”，言之凿凿，无懈可击。
不知道是因为辩诬长信发挥了作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把姚雪垠“押赴各大队进行‘游斗’”的决定没有实行，他的“恶毒攻击”问题后来也如风吹去不了了之。一场灾难来也疾去也快，却把一份沉痛永远浓缩进姚雪垠的记忆里。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大洋彼岸飞抵北京，周恩来总理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20多年的冷面对峙随着两双巨手的紧握而结束，中美关系的春天到来了。国际政治大背景的变化缓和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压力，五七干校内的气氛也渐渐轻松，早就在学员中风传的返城消息，似乎离现实越来越近了。干校两年，姚雪垠放过牛，喂过猪，采过茶，盖过房子修过路，可以说什么活都干过，就是不能理直气壮地写《李自成》。这种蹉跎岁月，姚雪垠已忍无可忍。5月9日该他休假，回到城里后他径直奔向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的家门，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对姚雪垠来说的确至关重要的谈话。
“辛部长，解放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中都对我内查外调，我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问题呢？”“没有。没有发现你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据说毛主席曾经肯定了《李自成》，这件事情你知道不？”“当然知道。王任重打电话向宋侃夫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宋侃夫立即召集市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办法。当时市委书记黎智和我负责领导文化系统的‘文革’工作队，他和我一起找到工作队长池彭彦，让他设法保护你，保护你的书稿和资料。但是毛主席的具体指示，要求他要对群众保密。”“原来如此。”姚雪垠恍然大悟。然后再顺着自己的思路问道：“听说因为尼克松访华，北京的新华书店把封存在仓库中的《李自成》都拿出来，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摆在一起卖，很快就被读者抢购光了。有这回事吗？”辛甫点头，姚雪垠穷追不舍：“还有，各地图书馆都已经得到北京的通知，《李自成》可以自由借阅了。”辛甫再点头。
于是，姚雪垠最后摊牌了：“可是，《李自成》还没完完。我已经6年不写了。我今年62岁，再耽误下去，就来不及了。那样既对不起毛主席，也对不起全国的广大读者。”他说，“当初去干校，是为改造思想。可是最近干校的思想乱了，劳动也松松垮垮，把原来的劲头都赔光了。我再留干校，等于白白浪费生命。”他的语气几近于央求，“辛部长，你知道我历史上没有问题，又知道毛主席对李自成是肯定的，那就让我离开干校，让我回武汉来，在家里赶快写《李自成》吧。”
辛甫被感动了，低头沉吟片刻，然后很爽快地回答：“好吧，你回来吧。”“真的？”“真的，我马上通知干校。你回去把该交待 的事情交待一下，回来吧。”
就这样，借着尼克松的“光”，姚雪垠从干校回到武汉，时在1972年初夏。他按组织规定向市文化局创作室报到，创作室负责人林戈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告诉他上级已经明确指示：姚雪垠的主要任务就是写《李自成》，其他事情不许随便打扰他。林戈还特别嘱咐说：“你不必到单位上班，就在家写吧，可以节省来回跑的时间。”
终于，姚雪垠有了一个稳定的写作环境和一段完整的写作时间，这是他多少年来所梦寐以求的。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姚雪垠足不出户，夜又继日地伏案写作。
（1973年），一月中旬，“武汉市专业文艺创作会议”召开，姚雪垠出席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讨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与“三突出”创作原则之关系。
他原本没有准备说话，却终于忍不住站起来，“明目张胆”地对“三突出”提出了质疑……
姚雪垠发言时，态度是冷静的，语气是平和的，遣词造句也尽量委蛇婉约，但同行们还是心有灵犀地听出了他的潜台词，雷鸣般的掌声因而经久不息。十几年来一直“夹起尾巴”过日子的姚雪垠又一风光占尽，但他也为自己又一次招来了麻烦——因为他的发言“错误”，使那些为他网开一面让他留在城中的领导同志没法再为他说话，所以他不得不再次打起背包回到了蓼坪铺。1973年12月27日他在致海云夫妇的信中说：“我于前晚休假回家，下月6号返干校。”由此可以确定，起码是从1973年的9月起，姚雪垠又恢复了“三个月休假一次，一次休10天假”的生活节奏。
不幸之中的幸运是，由于当时主持省委宣传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余英同志的仗义执言，为“三突出”问题批斗姚雪垠的报告被压下了，批斗会因此而流产。而幸运之中的不幸是，就在这个时候，医生在他的身体里发现了癌症的魔影，生死攸关，姚雪垠面临着一场更为严峻的挑战。
“武汉市专业文艺创作会议”之后，姚雪垠又回到了干校，《李自成》的创作再一次中断了。“书还能不能写完”的问题沉重地压在心头，姚雪垠只能用矢志不移的信念与命运抗争。1973年9月16日，他给江晓天写信：
近一年来，许多人遇见我，包括第一次见面的人，都说出希望我赶快写的话，害怕我写不完。这是出于读者对我的这一工作的重视和对我的年纪的担心。因为我也具有同感，所以必须争取在死之前将全书写完，而且决不是潦草从事。（《姚雪垠书系?绿窗书简》）
心意沉沉中，1973年过去，1974年来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8个年头。这一年的重头戏是把林彪同孔子绑在一起进行批判。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从此掀起了又一场运动浪潮。过罢春节，上级通知姚雪垠暂不回干校，留在武汉参加批林批孔。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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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7-15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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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16 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