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不知为何在这样的日子,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新闻:《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职》。
与以往看到此类新闻有所不同的是,有种得到印证后的喜悦,或者说是“成就感”。还有,突然觉得有点悲哀:怎么连马克思都救不了衣俊卿?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常艳”的长文,写她为了留在中央编译局,获得北京户口,如何如何讨好衣俊卿,给他送钱送物,甚至把自己也送了上去,与衣俊卿开房十几次。 后来,帖子被删了,“常艳”发了一个道歉声明,说她写的是真人,但不是真事,而是“小说”,弄得人一头的雾水。 当时,我就将里面的一些细节做了求证,比如,中央某个领导去调研,某个领导去开会,衣俊卿发表文章等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与当时新闻的报道都十分地吻合,如果当日没有及时记载,是很难做到这么准确无误的。当时,我就判断,不说全部是真的,至少有部分是真实的,可能“常艳”遇到了某种压力,改口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没有像以往的许多传闻那样不了了之,而是给了公众一个说法,尽管这个说法有些简略。 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作为一位长期从事马克思研究、传播工作的教授、博导,也没能免俗,照样倒在石榴裙下。 有点悲哀的是,马克思能够救国家,能够救政党,却不能救一名资深的马克思的研究者、传播者。 看了衣俊卿的简历,终于弄明白了,问题不在马克思,而在衣俊卿本身。不是马克思不灵,而是衣俊卿太水。 最为一名长期研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教授、博导,连马克思最基本的“等价交换”原则都没有学到。同样都是将“常艳”日了,拿了,如果他将“常艳”留在了中央编译局,并且解决了北京户口,肯定不会是今日这个结果。 真希望衣俊卿以此为戒,多读一点马克思的原著,不要再去研究什么“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了,要知道,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会吃亏上当的。也不要再去写什么《日常生活》了,这个题目太大了,马克思的日常生活、官员的日常生活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单独去申请课题经费的,有了课题经费,莫说你去包二奶三奶的,免得你再去惹什么“常艳”、“常鲜”之类的,她们马克思的水准比你可高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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