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觉得周涛的屁话对您有用吗?您说周涛是诗人,不觉得这亵渎了诗人的称谓么?周涛就是个痞子,只有这个痞子时代能成全他。说实话,他连当痞子的资格都没有,他只是痞子脸上的鼻涕。他不值得我评论,免谈。
您问我如何理解一位在文革中遭受打击,掌权后彻底否定文革的领导人,却用似曾相识的文革手段对我进行的迫害。
您指的是哪一个领导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文革”后不管是哪个领导人,谁也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样板戏还在演着,《朝阳沟》还在演着。“文革”时期的独裁体制还在继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是后“文革”时代。毛泽东死了三十多年,还在那里躺着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谓理论指挥这个不思进取的民族。
而这一切,正是我在《将军,不能这样做》里所忧虑的。
现在,历史上的许多档案都出来了,纵观邓小平的一生,他其实就是个时时刻刻在看人眼色的投机分子。邓小平重新上台之后的一切作为,就是我的思想的价值,就是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英勇地闪现出来的思想光芒。不管我怎么死,中华民族总有一天要隆重地纪念我。前进的后人和前进的法律一起一定会隆重纪念我。
我怎么理解呢?我能怎么理解呢?我是一个弱者,我是非洲草原上一头美丽的跳羚,我只会跳得美丽供自己欣赏。老虎要吃我,狮子要吃我,我有什么办法?跑不动了,蹲在那里给吃就是了——弱肉强食,这是自然法则,谁叫人家嘴里不但长了枪杆子,还长有原子弹呢?
《将军,不能这样做》发表之后
诗刊1979年8月号发表《将军,不能这样做》时,我正在云南麻栗坡采访。整个采访期间,我一直惦记着这首诗,细细地计算着,什么时候该出来了。回京的路上,路过一个县城,我寻思这期诗刊该出来了,就专门跑到县城一个新华书店去打听。
书店不大,只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柜台里。我径直跑到她面前,问:
“请问,八月号的诗刊来了吗?”
女服务员也很有礼貌地回答:“来了。但是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期诗刊有一首特别好的诗,一来就抢光了。”
这时我对我的这首诗的思念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我挺直了胸膛,向那位女服务员敬了个标准的军礼,说:
“我就是那首诗的作者,刚从前线回来。您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说不下去了,满脸泪水。
年轻的女服务员怔怔地望了我一眼,脸红了,轻声地说:
“我自己还留着一本——给你吧!”
说着就从柜台下面拿出八月号诗刊。
我急忙翻开诗刊,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果然洋洋洒洒地登在这期诗刊上。
我急忙在兜里掏钱。女服务员笑着说:
“我已经买过了,送给你吧!”
当时我真是喜疯了,大声说了个谢谢,又向她行了个军礼,拿起诗刊就跑了。
当时我的家属还在当时的蒲圻县(现在的赤壁市)。回京的路上,我请假顺便回家。谁知一进家,还没坐下来,家属就说:“昨天蒲圻闹翻了!”
“什么事?”我急着问。
家属说:“你写了一首《将军,不能这样做》的诗,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我笑起来,说:“别大惊小怪,一个县城能有几本诗刊?还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了!”
家属说:“不是诗刊,是解放军报!”
原来,解放军报很快(九月四日)就转载了《将军,不能这样做》。
我一下子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那一霎,我现在也说不上来,是意外?是激动?是兴奋?是害怕?是一个诗人有了读者的幸福?还是一个军人对现实的敏感而惊悸、恐惧?
总而言之,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该闯的祸——来了!
我下意识地骂了一句:“杜志民!这兔崽子!”
杜志民是军报编辑,是我的朋友,我以为是他从中弄的小伎俩。
那时候没有手机,长途电话也极不方便,我不可能当时就问具体情况。
我的大哥,一个公社的副书记,听说我回家了,直奔到我家。我一听说大哥来了,急忙出门迎接。谁知一生老实巴交的大哥,看见我,老远就站住,在院子里愤怒地指着我,大吼道:
“你!你什么诗不写,写这样的诗,你不怕死,我们还怕呢!”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无名烈火内外攻心。大吼一声:
“滚!”
直挺挺地倒在门前的走廊上,昏死过去。
回到北京,我赶紧到解放军报社。解放军报社收到两大麻袋全国各地给我的来信。我把这些信扛回来,一个人读了几天,哭了几天。每一封信都是在真实地向我倾诉读后感。不少信向我诉说他们的境遇,控诉生活对他们的迫害等等。读得我毛发悚然。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该有事了。我怕这些来信处理不好会影响别人,看完之后赶紧都烧了。
有一封信是柯岩和邵燕祥写的,不长,感谢我写了这样的诗。
那时候的中国,好像是春天,乍暖还寒,有点二四八月乱穿衣的味道。我十月应邀到沈阳,几十桌辽宁的诗人热情招待我。可是我回北京后不久,他们就奉命批判我。
1980年6月,四川省开文代会,会前专门派一个叫陈犀的到北京来邀请我去参加会议。我和陈犀一起去了成都,可是陈犀一到大会就消失了,再也不见我。是孙敬轩偷偷提醒我,说气候变了,说有个叫杨星火的女诗人戴着20公分大的像章坐在主席台上,这样的大会能让我参加?只得把我安排到一个朋友单位的宾馆住下来。
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我一生参加了一个不声不响但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会议——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这个会议可以说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1980年底,我正在湖北家乡休假。快要过春节了,忽然收到一封工程兵党委发给我的加急电报,电文如下:“接中央军委命令,接此报后速到北京崇文门宾馆,直接参加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
我是工程兵机关级别最低的干部,这样的命令简直就把我吓了一跳。因为工程兵党委命令我不说,还是接了军委的命令要我速到北京崇文门宾馆参加会议的。我十分惊恐,警惕,想不参加。但又怕因此惹出更大的是非,没有细想,只得急急忙忙赶回北京,直接到了崇文门宾馆。
会议对外宣称是贺敬之主持,其实会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胡耀邦幕后主持的。
不仅是胡耀邦主持,还是胡耀邦争取来的。
原来,根据邓小平的果决,是连发奖大会都不许召开的。这正应了谌容大姐提醒我的那句话:“你不了解上面的情况。”作协为什么费那么大的劲要求我妥协?
邓小平准备直接向文艺界抡大棒子,被胡耀邦苦苦劝阻了,说有什么问题,开一个会议讨论讨论嘛,这才有了这个会议。
我到会时,会议已经进行到第三天的下午了。
到会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邀请全国评论界、电影界和戏剧界讨论上海戏剧学院沙叶新等三个作者写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一位北京作者发表在《飞天》杂志上的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李准的儿子李克威写的反映河南信阳事件的剧本《谎祸》,还有一个剧本《女贼》的政治倾向问题。
其中,只有我一个是诗人。
我既不属评论界,不属戏剧界,也不属电影界。
我心里直打鼓,想起请君入瓮的典故,也想起1957年大鸣大放的阴谋,想悄悄退出会场,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会议分大会和小会,小会分三个组,每个组大约十几个人。大会则是全国各地的所有评论家,戏剧工作者,电影工作者,几千人的大会。
我先说小会。
小会分三组。把《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三位作者拆开,一个组一个。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大会的具体情况,后来才知道,把他们分开是不让他们互相有联系,各自接受批判。而《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作者不参加会议。
会议实行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
我好像是分在第三组。我领了一些大会文件之后就直接去参加小组讨论。我进去时,一个叫路石的老头正在发言。我就坐在与他正好对面,隔着只有几十厘米宽的条形小会议桌。本来,我已听说了开会的一些情况不如人意之后,真的想偷偷走人的。但在看文件的时候,那个叫路石的老家伙满口是“文革”时令人肉麻的语言,把那几个剧本骂得一塌糊涂。直叫人恶心。我不知道那么多人是怎么在忍受的,我听了一二十分钟,实在听不下去了,拍着桌子大喝一声:“住口!”把那家伙吓得一下子满头是汗,立马不说话了。我愤恨地说:“明明说搞三不主义,你还在这里胡抡棍子,你们都还挨得挺舒服!经过十年‘文革’,终于能在一个会议上搞三不主义,我们党的进步真大!会上搞三不主义,会后搞不搞?这不明摆了是阴谋吗?”
这会议也就开不下去了。听说我来了,并且一来就造反了,已经挨了两天批判的沙叶新们立即活跃起来,大家凑在一起,把大会的各种情况都汇总并商量对策——我就这样上了“贼船”。
我就知道自己回不去了——我必须在这里发言!
我生活在这样的国度,一生不知道人活着的滋味,这回,我要顽强地做一回人,别说是阴谋,别说是陷阱,别说是火坑,就是刀丛剑树,我也要跳!我必须说出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我有两首诗,《钓歌》和《火柴》,其中《火柴》里面有几句:“每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头颅,每人/一生/只发言一次。光的发言/火的发言/燃烧的生命/高举起鲜艳的旗帜。明知言罢即死/却前赴后继/深懂得/一次发言/是一生的宗旨/是神圣的天职。”
《钓歌》里有几句:“莫看钓竿静/丝线柔/苇筒浮/弩拔弓张/水深处/悬阴谋。本该东海作鲸虬/一旦命奔黄泉/只为误吞一口/可怜一生/只供钓翁三盅酒。”就是写参加这次大会时心灵深处的痛楚的。
到现在我能记得的作家、剧作家有:沙叶新,冯骥才,李陀,赵梓雄,李克威,田芬,苏叔阳等。
我们激动得几乎彻夜不睡,各自谈自己对“文革”的体会,各自准备在大会的发言。这些人我以前都不认识,都是在这次大会上认识的。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我把一首几百行的阶梯诗《青春的歌》念给这些人听,是冯骥才立即拿去说要寄给李小林的。我连李小林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笑起来了,我才知道李小林是巴老的侄女,《收获》的主编。我说我不知道《收获》的地址,冯骥才一把把稿子抢过去说:“我寄我寄。”我说:“我这是第二稿,我还要改一稿。”大家又笑了,冯骥才说:“等你改好,兔子早跑过岭了!”这首长诗后来就一字没改地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3期上。
马上要开大会了,大家都纷纷猜测大会的内容,商讨对策。我本来想写一个高质量的发言稿,但想说的太多,脑子乱哄哄的,只得花大半个晚上,把自己想说的拟了一个提纲。
大会是在礼堂开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来自全国的评论界、戏剧界,电影界,几千人。
我们与会代表是坐在前几排的,我坐在第三排。
台上坐的人,我只认得贺敬之。
我左手边坐的是诗刊社编辑部主任邵燕祥。他不是与会代表,只是来参加大会的。
前面讲话的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几位教授,《假如我是真的》一剧的三位作者都是他们的学生。他们分别讲了这个话剧的得失。其中我记得的内容就是说这个剧的结尾还是落入了俗套,上面来一个大人物,才解开了所有的谜。
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大会的主要发言是上海的刘金。当时听说是文艺处处长,后来好像是《文学报》的主编,他就是一个所谓专业评论家。一开始他也从专业的角度说了这个剧的不少长处。我以为也就是泛泛而谈,没什么新鲜东西。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这个剧什么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啦,把我们的现实说得一团漆黑啦,说我们这一代人坏得令他失望啦等等,基本语调就是我们小组那个叫路石的那一套。具体的我已经记不得了,我只记得我忍了又忍,忍得浑身发冷,直打哆嗦。邵燕祥看我十分痛苦的样子,用右手一把抓住我的左手,低声说:“文福,冷静点!”
我哆嗦着说:“好,好,好!”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突然站起来,想也不想,就指着刘金大喝一声:
“滚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我只知道我已经是忍无可忍。
刘金被我吓蒙了,定格在讲台上。我也被自己吓蒙了,左手怔怔地指着刘金,也定格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几千人也都被我吓蒙了,整个礼堂鸦雀无声。
我不知道这中间有多长时间,我只知道我从中渐渐恢复了思维,我指着刘金痛斥:“不许污蔑我们这一代人!我们有多坏,全是跟你们学的,比你们差远了!”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摊,直说得刘金满头大汗,连连说“我滚!我滚!”狼狈不堪地下台去了。我叫李克威上台,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怎么长大的,李克威,你去讲给他们听听!”
李克威立即上台。李克威是知青,他讲述了他们在黑龙江当知青的悲惨境遇。当讲到大年三十,他们弹尽粮绝,去偷劳改队的白菜,在雪地里吃生白菜,被劳改队的囚犯抓住了,把他们吊起来打,大年初一一大早,最小的女同学死在他怀里时,全场一片哭声。
我颠覆了这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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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4-27 14:40 上传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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