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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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上学，课文中有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中有一节讲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雪地里就着雪花吃炒面。每读到这一节我的肚子就咕咕地响，那个时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我们连炒面也吃不上哩。还有结尾一段更让我气短，“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前后很多排比句，总结的一句说的是：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说实话，那个年月，我虽然已经十几岁了，但是还没有喝过豆浆，连见也没有见过。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困惑，那个年代，我们绝对没有对“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过丝毫的怀疑。时光过去了30多年，我已经人到中年，炒面是早已不吃了的，豆浆也再勾不起我的食欲。我在想：现在谁是最可爱的人呢？我把所有能想到的“人”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承认，这个问题难倒了我智商。

　　我转而问另一个问题：那么，谁是这个时代最幸福的人呢？于是，想起了前一阵子杭州给文化名人送别墅的事。杭州政府为了延揽名流，以增加本地的文化实力，在西溪湿地公园建起“保障性”别墅，“第一批国画家潘公凯、吴山明，音乐家徐沛东、作家编剧刘恒、程蔚东，作家余华、麦家，剧作家赖声川，漫画家朱德庸已经入住”(居然没有含泪大师的份，可见杭州方面有眼无珠)。听说连海峡对岸的李敖听到消息，也表示想要一套。我想：这些人才是这个时代最幸福的人呐！他们比被认为太阳底下最荣耀的当朝官员还要幸福至少五倍。首先，他们没有维稳责任，不用半夜三更策划“围剿”行动。其次，他们有光明正大的奉赠等厚禄，不用恬不知耻地“被”腐败。其三，他们人性自由，没有为红颜添香丢官的风险。

　　他们自然比中国富豪榜前100名也要幸福得多。富豪榜被称为“杀猪榜”就说明了其中的凶险。当今天下，利出一孔，要发财不走官府的后堂不可能，走了后堂，说不定哪天就要被制成祭品。而我们的文化大师们披着文化的光环，还顶着大师的头衔，只要坚持政治正确性，绝无落为阶下囚的危险（我一直不解，这些人等嘴脸有些不堪，网络的沸水滚滚淫天，竟不能伤及一根毫毛，反而越煮越吃香）。这些文化大师甚至比祖国呵护下的花朵还要幸福。近年报道时有我们的花朵吃了三聚氰胺致死的，时有我们的花朵被凶犯在幼儿园门口刺死的，也时有我们的花朵坐在三轮车改装的校车里栽死的，但是，有谁听说我们的文化大师什么时候被睡觉死、洗脸死，或者高兴死的呢？

　　追求幸福是普世人权，文化大师成为中国最幸福的人，这应该是国之幸事！我时常想：那么，这些大师们为做幸福的中国人树立了什么样的“普世标准”呢？我苦思良久，总结出做幸福的中国人的三步曲：第一步，在文化上事业上有所创意，赢得民间普遍的支持率，也即利润来源。第二步，在才思枯竭之前及时转型投靠庙堂，用前期积累的民间性为庙堂背书。第三步，在家里心安理得地坐等诏书送上门，里面不但有杭州的别墅，说不定还有委任状也未可知。对照之下，类似的幸福人士有体育界的邓亚萍，演艺界的倪萍大妈之流。候补的队伍里还有，比如，那个摩罗以及最近频频向当道示好的刘小枫等，不知道杭州方面有没有也为他们准备好别墅。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这个幸福三步曲有一个必要前提——这些人要既聪明又精明，不然成不了大师，这幸福三步曲就开不了锣呀。不过，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你我一般，材质平平，绝对成不了大师，那么，做新时代最幸福的中国人这件事，你我就不要妄想了啊。

车友驾驶陪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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