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的天才：里芬斯塔尔

村夫遥星

莱妮·里芬斯塔尔，优秀的舞蹈者/出众的演员/天才的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被称为“奇观之母“。其纪录电影《意志的胜利》是电影理论家人人都会讲到却又个个笔伐的经典之作。二战后连遭几个国家数次受审，受尽牢狱之灾。在世人的诅咒中，这位年过五旬的女人以照相机为伴深入非洲的黑人部落，几本画册使她成为不折不扣的专业摄影师；八旬的她又对海底五彩绚丽的世界迷恋不已……。一个神话追求者，最终将她的生命编织成神话。一生酷爱运动和美的美丽女子，究竟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代表作品： 《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 1935 《奥林匹亚》Olgmpia 1938 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3-2003）德国 她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德国女明星，也是德国著名女导演，20岁主演了高山电影《命运山峰》，30岁完成了自己集导演、演员、制片、编剧为一身的第一部高山电影《蓝光》，32岁为希特勒拍摄了以纳粹党的慕尼黑代表大会为背景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34岁开创了竞技体育拍摄技巧，拍摄了以德国奥运会为背景的影片《奥林匹亚》，战争结束后，她先后做过三次牢，54岁她深入非洲出版了摄影集《奴巴》，75岁开始学习潜水进行水下摄影， 100岁完成了一部以水下景象为主题的纪录片《水下印象》，她为希特勒工作，她与希特勒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她就是已故德国电影界传奇人物莱妮。里芬斯塔尔。她的一生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当我不在人世之后，我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电影。” 这是德意志最强悍的女人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夜晚。2003年9月8日，黑夜覆盖着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慕尼黑南郊，没有狂风骤雨，没有闪电雷鸣，没有山崩地裂，平静至极，甚至连溺死过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施塔恩贝格湖此刻都只是在暗夜里向着维尔姆河的方向流去，孤独地流向一片未知的空阔，低缓，含蓄，未曾溅起浪花。小她四十岁的爱人克特纳告诉世界，她安然平静地在睡梦中离去，“只是心脏停止了跳动”—。不，这完全不是她的风格。1902年8月22日，秋季阵风拂过柏林教堂巍峨的尖顶，她降生时强壮的哭叫声却比这尖顶还高，甚至让人怀疑是否有一个男孩困在她体内，她认定这不可思议的景象预示她一生的写照。1988年，苏珊•桑塔格忧心忡忡地针对她画册的出版说：“法西斯的迷人之处隔了六十年的光阴,却不曾消散……” 她只能嗫嗫地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却不能再过多辩驳——她为第三帝国拍的电影的确太漂亮了！而此刻她竟然如此平静地离去，甚至让人不能回过神来。里芬斯塔尔，电影学院讲义里不敢提及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女导演，二战浩劫后几度被关进精神病院的第三帝国最后的篇章，101年的岁数让所有恨她的人也为之气短，她的一生绝不是忏情录而是征战史，是以，朱迪•福斯特曾经计划自导自演一部里芬斯塔尔的传记电影，当被问到自己会选择什么电影标题的时候，她脱口而出:“被爱、被迫害、永不被忘记。” 一 、被爱 七十年来，尽管她说“不过，我那时确实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任何角度都不好看，不是那种会让女人喜欢的男人；但是，他很有魅力。”可她还是否认了传说中与希特勒的浪漫关系。她一生中和男人并不紧密相关，“从未遇到一个真正使我幸福的男人”。里芬斯塔尔的父亲从一名蓬头垢面的管道工奋斗成为衣着整洁的取暖通风设备厂老板，给予了她血液里从不向命运低头的性格也埋下了她比男人还好勇斗狠的导火索。除了工作，她几乎全无爱好乐趣。这让阿道夫.希特勒都不吝词汇的把“德国最完美的女人”这样的赞美加冕于她，事实上，接受希特勒工作邀请以后的里芬斯塔尔干得的确完美，而且完美得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1935年拍摄短片《自由之日：我们的军队》 从很小时候起，里芬斯塔尔对命运的理解就是可以支配与驾驭的，年轻时，她就像一颗冲出炮膛的榴弹，什么都不畏惧，把别人几辈子都不敢做的事都做了！4岁写诗，16岁报考舞蹈演员，20岁作为芭蕾舞演员一登台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人们为她显露出独霸舞台的气势所折服，在布拉格的个人舞蹈巡演中，观众暴风骤雨的掌声没有摧垮剧场的舞台燃烧起了她亢奋的神经，结果她跳坏了膝盖！里芬斯塔尔相信这是冥冥中自有注定，四年后，踌躇满志地给导演阿诺德•范克写信，要求主演他下部电影《圣山》，与路易•特兰克演对手戏。高山片之父阿诺德•范克一向以严厉著称，此刻却被她随信附上的照片吸引住了，剃刀般的嘴唇与冷峻的峨眉，他相信拥有这样相貌的女人必定拥有非凡的意志力，于是同意让她出演，但需要亲自攀岩，里芬斯塔尔不但攀过了电影里的峭壁，她甚至还徒手攀过了欧洲版图上几乎所有的白云岩山峰，对她而言，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的恐惧更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催化剂，那种乌云压城城欲催的震慑反而解放了她灵魂中的拿破仑。里芬斯塔尔征服了高山也征服了观众，拍下十部电影之后，连好莱坞导演冯•斯登堡都心悸不已，他对她许诺："我可以把你塑造得跟黛德丽一样举世闻名。”。 但是，这样的女人，一旦下定决心要在男人的世界里做一番事业，就势必不甘只在银幕上留下她的貌美。那是1932年的德国，二战的硝烟还藏在德国军工厂的某根烟囱中未被燃起，经济危机的焦躁、惶恐却席卷着德国社会疲劳的身心。正如自由派时事评论家利奥波德·施瓦茨席尔德当时描述的那样：“从每一次谈话中，无例外地会从谈话中感到，像有一股毒气向你扑来似的情绪，忧虑、不安、疲惫、反感、愤慨和歇斯底里构成的六千万倍的混合物，这种无法言状的也难于描述的情绪本身就是一个祸根”。也正是这一年，里芬施塔尔初次聆听希特勒演讲：“那一刹那……如同神谕出现……就像地球在我眼前无尽地绵延，并突然从中间裂成两半，喷射出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使得地球颤抖。当时，我似乎瘫痪了。”阿道夫.希特勒，同样注意到了她！那一年恰好是里芬斯塔尔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蓝光》上映，她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电影导演，也成功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德意志帝国未来的元首想必也早已经在里芬斯塔尔的镜头语言中嗫嗫自语：古德里安的装甲思想和行动,会帮助我改写世界历史，而里芬斯塔尔的镜头，将为我开创意识形态上的钢铁洪流！ 《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 1935l 1934年，纳粹纽伦堡党代会，手拿直接发行无上特权的里芬斯塔尔直接调遣包括36名摄影师在内的120人，坐在22辆警车上长驱直入，在纽伦堡，根据她要求抢建的便于拍摄的桥梁、高塔、斜坡已经陆续就位，根据她的剧本编排而修改的会议流程也已经安置完妥。于是，一声令下，36台摄影机像机枪一样同时向100万人扫射，无数的聚光灯轰炸得纽伦堡好像被挖掘出的地层下的三千年前罗马古迹一样惊心动魄，无与伦比的手笔与元首对她本人才华慷慨的信任让里芬斯塔尔几乎一夜间就完成了电影史上最气势宏伟、蛊惑人心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她继承了几千年前流浪诗人荷马的衣钵，令古典主义诗歌中宏伟的文学叙述以画面的形式展开，在整体协调与个体呼应的故事主题中，从17万英尺的胶片中走来的希特勒俨然成为带领德国人民走出红海的圣徒摩西。1935年，电影公映，德国人民在热泪中认定了自己属于神裔的子民，苏维埃政权的领袖斯大林观看后也肯定为之动容，以致给她发去贺信，表示赞赏。后来《意志的胜利》获威尼斯双年展和巴黎博览会电影展两大金奖。两年后，里芬斯塔尔更执导拍摄了当年的柏林奥运会，她指挥着200多人的摄制小组铺设同步轨道，挖摄影坑，甚至放飞热气球，在画面叙事上的构思开创崭新的摄影技巧，让里芬斯塔尔成为运动摄影领域的真正先河，最后，花费18个月时间，里芬斯塔尔在400公里长的素材中剪辑出了四个小时的鸿篇巨制，是为《奥林匹亚》！她在拍摄期间口口声声地说，“奥运会开十四天就要结束，而我的电影至少要让人家看二十年。”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达到了这个目的。这部电影后来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金奖，在巴黎电影节上得了大奖，而且至今仍然是一部研究纳粹美学的一个经典电影文本。 那时她的确是被爱的，人生最风光的岁月，她穿着泳装滑雪，跺一跺脚可以把整座阿尔卑斯山踩在脚下；她挽着希特勒的手臂同游，轻轻一声咳嗽可以让杀人不眨眼的元首殷勤地递上手帕；她甚至指挥着雅立安男人们为她鞍前马后地效劳，这些连死都不怕的男人怕极了她微微皱一下眉头。那时的她已经着手把美定义为嚣张、飞扬跋扈与咄咄逼人！一切就像她写的诗，如论如何跳跃、美艳、攀爬，却都以君临天下的气度大理石般盘踞着纸。 二、被迫害 《意志的胜利》与《奥林匹亚》像是电影纪录片史上两座奇崛的山峰，美而惊心动魄，既有一种钝器的质感也有着锐利的锋芒，在技术上无疑都是极佳的电影，有一种独自生长的封闭和强大的史诗性力量。其革命性的剪辑、上帝般的俯瞰、以及大气的广角特写都深深影响了日后电影拍摄技巧与广告产业的发展。人类本身也第一次变作了史诗的载体而非演绎的历史，这些都让后来者只能仰望不能平视。不过，1939年9月，她被邀请去波兰拍摄闪电战的胜利，战争的狰狞和德国士兵对待波兰俘虏的残酷令她的心开始破碎。她甚至在100岁以后的回忆中说“对已经活到100岁没觉得什么高兴，反倒宁愿在1939年9月1日之前就已经死去:希特勒闪电入侵波兰之前是我的顶峰，从此之后一直是下坡路和数十年的挣扎和沉默。”也正是从那时开始，里芬斯塔尔拒绝再用艺术的蛊惑为政治宣传裹包糖衣，但加上《民族的节日》与《美的节日》，四部电影确立了她如日中天的声名，也让她在纳粹艺术的卷宗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案底，以至于第三帝国倒台后，里芬斯塔尔先后5次被投入盟军监狱，还多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直到1949年，前西德非纳粹化委员会终审判决里芬斯塔尔为“纳粹同情者”，“没有从事与艺术无关的工作”，无罪释放。但她还是无法摆脱铺天盖地的指责。里芬斯塔尔只能一遍遍重申:“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潜意识。”但事实上，里芬斯塔尔在电影界已经变成了一种忌讳，许多电影计划最终因缺乏资金而不得不流产，甚至连她的生活处境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她只能和母亲寄居在一个朋友房子的顶层能做饭的小阁楼里。但残酷的处境却并未让她的反思屈服：那并非是一种宣传性的纪录，而是纯粹的历史。如果是斯大林或者邱吉尔强迫我去拍，我也会用同样的角度和画面。我曾经在第三帝国的残酷中生活过，留下一个恐怖可怕的世界，我对此是有所承担”。“我为自己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道歉……但我不能为拍摄了《意志的胜利》而道歉,它得了大奖。我的所有电影都曾获奖。” 1956年，海明威的小说给了她通往非洲的路线图，20年没有再拍电影，“半个世纪不能工作重返电影简直等同于死”她不得不以私奔的形式达成自己对视觉艺术的饥渴，电影拍不成了就拍照片好了，她深入苏丹中部的努巴部落，在经历了一场几乎断送性命的交通事故后，拍下努巴人的婚丧嫁娶、狩猎、文身、摔交。十几年间，她数度往返。“和努巴人在一起时，我的欢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和自己握手言和了。”1972年，她的非洲写真集《努巴》出版并巡展，悲叹原始自然消失的唯美风格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必须用三个秘书才能对付每天收到的来信，德国媒体和文化界略微缓和了对她一贯的敏感态度，但苏珊•桑塔格却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再次拉响了防空警报，这位一向以笔锋犀利著称的美国文化评论界女祭祀指出里芬斯塔尔自称的“唯美主义”，在力与美的夸张中，掩盖着对种族身分的划分，乃是换汤不换药的法西斯审美品味。这正好引证当有人问里芬斯塔尔为什么只拍年轻与美丽的努巴人，从不拍老人与孩子，她回答说：“对我来说，作为被摄体，这些人没有魅力。” 再入非洲 尽管，里芬斯塔尔有资格愤愤不平，曾经为欧洲的法西斯政府工作过的艺术家在战后几乎名声都没什么损失，为什么偏偏人们对自己的惩罚是如此严厉？1993年，一部由德国与比利时合作拍摄的名为《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壮观而可怕的一生》的传记影片再次引起话题。里芬斯塔尔在这部电影中仍然对她的影片的历史作用讳莫如深。她坚持认为个人是无法回避历史的包围与纠缠的。但她也许应该知道，既然当初敢于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就应该有勇气对历史负责。任何闪烁其词都只能被看成是心虚的表现。一个敢于与历史调情的人是要受历史的严格检验甚至是报复的。她也许觉得历史不公平，为什么卡拉扬依然满面春风地扬起他手中的指挥棒，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居然也被奉为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付出如此之多，凭什么就只有莱妮．里芬斯塔尔一人要承担为纳粹张目的历史责任?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对此问题一针见血：“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三、永不被忘记 伟大的艺术需要献身精神，就像迷人的法西斯不得不遭到禁锢，但那种禁锢也是作为一种美的标本存在的。希特勒称赞《奥林匹亚》是“对我们党的力量和美丽的无与伦比的、独特的礼赞”，一个德国导演在战后指出，“即使将希特勒与纳粹领导人的镜头从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克电影中剪除，做成一个非纳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这部电影将体育处理成一种仪式化的英雄的、超人的伟业”。 悲剧的根源，就在她把美当成宗教，笃信“真善美”三位一体，只要发现“美”，以为“真”、“善”必居左右。她献身的是美，在她心中，美的地位高于元首高于“党”。结果却是献身给法西斯。马克斯•韦伯说得好：“一事物之所以为美，恰恰因其不真不善，唯其不美不善，才成其为真。”由于她的天赋，使电影美到极致，但并不真实，其中蕴涵的魔力甚至超越了法西斯的期望值。这是悲剧中的悲剧。反法西斯电影经常大段地剪取《意志的胜利》，也是因为它不真实，比真的还可怕，更适合作反面宣传。 希特勒、戈培尔和里芬斯塔尔 她72岁的时候，隐瞒20岁年龄，报考潜水执照成功。开始30年水下摄影，并创造潜水2000余次的纪录。她94岁的时候，去哥斯达黎加拍鲨鱼。95岁开始学习最新的SONY专业设备，苹果机加工图像的电脑软件也都是自己操作。97岁的时候，带着摄制组到战乱中的苏丹，因战事突变，紧急撤出时直升飞机坠毁，她大难不死。2002年，她100岁了，终于完成了她的最后一部纪录片《水下印象》，片长45分钟，记录了她于1974-2000年在印度洋海底潜水时拍摄的海底景象。在这1些年中，她好像是要刻意被人们遗忘一样，从一向钟情的天空、大地和高山，一头扎进了寂静无声的深海。不再有意识形态的能指、不再有煽动性极强的画面，只有印度洋的海水将无数斑驳的颜色唤醒…… 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志的胜利》这样一部电影成就了她，也毁了她。这个强悍的女人也注定将一生走不出希特勒阴影的笼罩和法西斯标签的类型化。尽管里芬斯塔尔在电影的气势与调度上流露的野心比那些学院派大师们更震撼，但她的宿命已经安排了她注定要在另一条更陡峭更险峻的道路上等候发落。一生对美的执着表达让里芬斯塔尔不会被人们忘记，她有这样的信心，自然也有着留待后人评价的勇气。她一生崇尚力与美，崇尚形体上的庄严与大势的渲染，这本是没有什么错的，错就错在她偏偏将美的形象投射给了纳粹，投射法西斯，投射给了元首。只能说是命运的造化如此，世事如烟，她创造了奇迹，可奇迹便是一幕幕悲剧，就像一边是宁可彗星般耀眼划破苍穹转眼隐入大地黑漆的短暂，一边是愿如衰草寂寂生长不求不占永沐甘露的久长，她只能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她的天赋与才华让这种选择更带有几分悲怆和无奈，恰恰说明里芬斯塔尔一生也走不出去的迷局实在是因为她不是不想，而是不能。“我会用2000匹白马拍摄战争搏杀的场面，亚马逊女王简直就是我的个人肖像，热情果敢，充满勇气……”里芬斯塔尔曾经这样表述自己最想拍的那部电影。其实，这样的故事正是在浮生里她所历经的热闹与萧条，挣扎和不甘心，也同样隐喻了生命里最叵测的东西与最激情最亢奋的美的结合，这种美，带着神话般的单纯与不可违，这样的美，是极致的。这样的美，同样也是里芬斯塔尔，意志的胜利。 深入非洲的里芬斯塔尔 莱妮·里芬斯塔尔相关： 1902年，她生于柏林一个商人家庭，先是以一个芭蕾舞者成名。有一天，她在等一列地下铁的时候，瞥到月台对面的一张电影海报，宣传的是阿诺德·范克博士（Dr. Arnold Fanck）导演的“高山片”「命运山峰」（Mountain of Destiny），这张海报催眠了她，她先是找到了「命运山峰」的主演路易·特兰克（Luis Trenker），说她想在他的下一出戏里和他演对手戏，并请他把她的照片寄给范克博士，魏玛影界的“高山片之父”。那张照片上咄咄逼人的美也把阿诺德催眠了，他马上请她主演他的下一部电影，演对手戏的是路易·特兰克。到20年代末，里芬斯塔尔已是当时的一个偶像，她的高山攀援几乎憾人心魂，赤着脚，抛弃绳索，向人的极限挑战，向至高无上的力量进军。在那荒无人烟的积雪地带，自然环境所携带的震慑力兼具大美和大恐怖，而里芬斯塔尔的美因此也超越了“女性、性感、人间”这些范畴，这让塑造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极为欣赏，对她说：“我可以把你塑造得跟黛德丽一样举世闻名。”但是另一个人比斯登堡更欣赏她，或者说，更有条件欣赏她：阿道夫·希特勒把她变成了国社党电影的首席指挥。她也藉此极为天才地成了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 1933年，希特勒请她为国社党的大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影片没有公开放映；但她不久就接受了希特勒的个人委托，为国社党的1934年纽伦堡军事阅兵拍摄纪录片，这就是她最为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4）。摄制期间，第三帝国向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6个摄影师，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三十六架以上的摄影机在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听候调配。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让瑞芬舒丹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声称超越了她。她用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来记录这场宏大的阅兵里的个人和整体，又用瓦格纳歌剧的手法来表现这场庞大阅兵的主角――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在这部毫无情节可言的杰作里，里芬斯塔尔把“纯粹”和“秩序”当作主人公来塑造，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达得不仅前程灿烂，而且显得无限动人。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奖。 里芬斯塔尔和戈培尔 之后，她受国际奥委会所托，为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1938）因此成了她的经典之作。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首映，正好是希特勒的49岁生日。她的这份辉煌礼物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四个大奖，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电影法西斯」）。不过，这部影片所记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人和速度和力量的结合在瑞芬舒丹的摄影机之下，显得象神话一样。法西斯美学波澜壮阔地侵入人心，她先是把竞技变成宗教，然后又把宗教变成“意志的胜利”。 第三帝国倒台后，里芬斯塔尔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她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几次遭到逮捕（期间她成功地越过一次狱）。1949年，她终于结束了牢狱之灾，但是舆论和评论界的牢狱更迅速而扎实地围困了她，而且她作为导演的生涯随着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终她一生，里芬斯塔尔都拒绝承认她和希特勒政府有什么“浪漫的交往”，她坚称她只是一个电影导演。90年代初，瑞·慕勒（Ray Muller）拍摄的「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1993）以采访90岁的里芬斯塔尔的形式展开，在这部纪录片中，里芬斯塔尔回顾了当年如何开始走上银幕；如何第一次执导「蓝光」（The Blue Light，1932）；如何受邀于希特勒，开拍她的两部经典之作，并在摄影技术上费尽心思；如何被别人误解和诟病，如何继续活下去，等等。自然，里芬斯塔尔在她和纳粹党的关系上有撇得过清的嫌疑，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诸如她对纳粹集中营的不知情，她也无力自圆其说（在她摄制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时，她曾经使用过集中营的一批吉普赛人）。但是，她半个多世纪来所承受的耻辱和痛苦似乎也够多了。1938年，瑞芬舒丹出访美国，包括好莱坞，为她的「奥林匹亚」作宣传。自那时起，她就开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断的攻击：“莱妮，滚回家去！”――这就是好莱坞给她的欢迎词。各大制片公司的头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制片公司的声誉。虽然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的不少圈内人还是得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参加观赏。不过，美国评论界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机时报」写到：“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荧幕的史诗。” 镜头里得意洋洋的希特勒 事实上，在追求完美上，很少有导演可以和里芬斯塔尔匹敌。在拍摄「奥林匹亚」期间，为了表现百米短跑的真实速度，里芬斯塔尔创造了自动前行的摄影机，运行速率和运动员的速度相当；拍摄跳远，她在沙坑边挖了一个洞，以此达到仰拍跳远的效果；为了拍全景，她用热气球送六个打开的摄影机上天，虽然这个试验连续地以失败告终，她的摄影理念还是远远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但是极为有意思的是，正是她的这种史诗般的镜头和天才设想成了她悲剧的材料。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说：“莱妮被平反为美的祭师，并不见得是好现象，显示了我们无力侦察出对法西斯的渴望。莲妮不是一般的唯美派那样浪漫地玩人类学，她作品的力量，等于她政治及美学意念的连贯……没有历史透视，这种欣赏会引导我们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各式各样有害的宣传。”（「文星」1988年2月号）不少影评人更把里芬斯塔尔的这种法西斯美学上溯至她的“高山片”时期，认为“高山片”所传达的征服意识和壮阔美感正好和希特勒的纳粹思想不谋而合。不过，真的要在纳粹政治意识上追究里芬斯塔尔的话，那么，她的电影中至少也有和希特勒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奥林匹亚」中，她用大手笔表现了黑人的身体，黑人的速度，而这显然不会让希特勒高兴。在她的生命后期，她更几次出入非洲，和当地的土著一起生活，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最后，在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她开始学习潜水，撇开人间，专注于拍摄寂静无声的水下世界。但是，这些照片的命运并不比她的电影好。1997年，在德国汉堡有一个“里芬斯塔尔剧照和摄影展”，这个展览立即遭致了强烈抗议，他们的标语是：“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等等。为此，里芬斯塔尔很愤怒地对报界声称：“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里芬斯塔尔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二战期间，有很多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都曾经为欧洲的法西斯政府工作过，这串名单很长，比如罗贝尔多·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但是他们都在战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他们战后的声名几乎也无甚损失。即使是和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过从甚密的维特·哈兰（Veit Harlan），虽然他的电影“更和纳粹政府的调子押韵”，且极明显地表现反犹太情绪，他在五十年代后也得以重操旧业。可能历史对女人的清白有格外严格的要求，总之，里芬斯塔尔和其他几位在纳粹统治期间为第三帝国工作过的女人一样，包括维特·哈兰的妻子，都永远地失去了她们在战前的工作。而里芬斯塔尔受到的惩罚是最严厉的，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Richard Corliss）就此说得很坦率：“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里芬斯塔尔和希特勒 事实上，虽然里芬斯塔尔的名字至今还在流放中，「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却从问世起，就在电影学院的经典架上。这是两部被暗中模仿最多，明里最受争议的电影；里芬斯塔尔摄影机下的希特勒形象虽然成了希特勒的“原型”，但是对她的引用从来不曾妨碍过对她的批判。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在拍摄十多年后，直到1953年才得以上映）一直受到影评界的忽视，女性主义电影人桑德丝·布拉姆斯（Sanders-Brahms）因此惊呼：“怎么可能，五十年过去了，评论界依然如此惧于评论这部影片？无法想象，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拒绝评论这部电影就可算是一个正确的姿态？”这部Tiefland是里芬斯塔尔除「蓝光」外的唯一一部剧情片，也是她在第三帝国时期制作的唯一一部影片。在桑德斯看来，这部影片反映了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的拒绝，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反叛的故事，关于弑君的故事。影评人罗伯特·达桑诺斯基（Robert von Dassanowsky）也提出，Tiefland的拍摄并没有接受纳粹宣传部的经费，她藉着这部影片开始她的“逃出第三帝国”，逃出她的“法西斯美学”。然而，艺术而言，从“法西斯美学”的逃逸让里芬斯塔尔失去了自己最强劲的表现力。意识正确无法保证一部电影的艺术；反之，意识的错误也无法抹却「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辉煌，那种整饬而壮阔的美的确有很大的煽动力。无怪乎当代大牌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同行的敬意。至于好莱坞的那些类似「星球大战」的电影，大陆和港台拍摄的大量武侠片，绝大多数都带着点里芬斯塔尔笔法，有的高明，有的拙劣。 里芬斯塔尔晚年在阿沙格岛 自然，「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这两部经典之作，因为它们的出身，已被宣判永远地无法走出希特勒和纳粹的阴影。虽然，里芬斯塔尔对这两部影片的把握在气势上比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1925）显得更完美，但是格里菲斯和爱森斯坦所享受的崇高地位是永无可能被里芬斯塔尔分享的。里芬斯塔尔的这种宿命似乎也是艺术的一种宿命，或者说，一个有过失的女人的宿命。里芬斯塔尔晚年的时候，嘲讽而心酸地说：“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但是，接着，她很有勇气地说：“不过，我那时确实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任何角度都不好看，不是那种会让女人喜欢的男人；但是，他很有魅力。”显然，时年三十岁的雷妮和九十岁时回忆往事的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了解是完全两样了，但是，美学而言，法西斯的迷人之处隔了六十年的光阴，却不曾消散。问题是，以「意志的胜利」为代表的法西斯美学是不是可以堂皇地在电影美学上占一章？法西斯之美有没有可能只在美的范畴内得到评介？或者，那永远将是一种带罪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