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对近代中国的个性化解读

村夫遥星

胡绳对近代中国的个性化解读马勇2013年10月25日15:42       来源：北京日报

作为著名的近代史专家，胡绳发表过大量有主流意识形态特征又兼具个性的近代史著作，追根溯源，他的叙事手法和解读历史的方式，都源于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著

最近，重读了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这本小册子1948年在香港生活书店首次出版，后在北京多次再版，被译成英、俄、德、西班牙以及日文出版，其影响力由此可见。这本小册子貌不惊人，却以宏大叙事手法比较全面深入研讨184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对于这段历史给予了非常个性化的解读。

为什么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胡绳的代表作

1949年后，胡绳长期担负理论宣传责任，继续中国近代史研究。1950年代发表《中国近代史提纲》、《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等，既具个性化又兼具主流意识形态特征。其实，追根溯源，胡绳的这些解释，都来源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仅是胡绳的成名作，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之一。胡绳在这本书中所要说明的主题只有一个：帝国主义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在北京第六版序言中，胡绳描述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他说，1947年的中国，是中国政治大变动的前夜，GCD领导的战争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这就像毛泽东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这个提示，解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胡绳的这本书只写到1924年，而且由于作者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具有青年写作者的普遍弱点，掌握的资料也非常有限，时间也比较匆忙，因而疏漏以及论述不充分在所难免。评论界对这本书有褒有贬，在充分肯定其原创性的同时，也善意指出其主要缺点，即对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必要分析，因而对于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予说明，只是做一些概念化分析。

胡绳怎么看待近代中国问题产生的原因

胡绳认为，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就是因为西方势力东来，而西方势力东来，主要因为产业革命。在他看来，英国人十八世纪之前在东方还是比较规矩，虽然所到之处，对于过着落后经济生活的人民进行抢掠以及其它暴行，但对于远东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帝国还是心有畏忌，不敢太过放肆，只在可能范围内进行掠夺、欺诈性贸易。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之后，英国人的做法就不同了，新型工业资本家凭借巨大财富、实力向外拓展，好像他们此时随着技术手段改进，生产力提升，有着永远推销不完的产品，总想着让这个庞大帝国成为自己的市场。

英国需要中国这个庞大市场，中国就开放这个市场不就行了吗？开放市场，并不只是对英国有利，对中国产业换代、提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机会。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在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断然拒绝了呢？胡绳从两个方面解释了清政府的心态、决策困境：第一，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是对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海盗商人不法行为的一种合理答复；第二，清朝政府此时这样做，又是因为保卫自己政权的需要，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外患”往往与“内忧”同时出现。作为一个周边族群，满洲人趁着明王朝内乱入主中原，夺得政权，因此满洲人从自己的经验，更是深谋远虑地防御着来自远方不相识的势力，尤其是在满洲人统治不稳的时候，其防范也就势必加紧。

胡绳对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分析是有意义的，确实是内外两个原因影响了中国，使中国错过了“柔性”进入世界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

清政府的决断或许有自己的理由。但英国人以及西方各国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信奉贸易自由原则，不会轻易接受中国这样的闭关锁国。中国政府对贸易的统制与限制，在英国资本家看来，便是他们开辟远东市场的巨大障碍。如果不能打破这个障碍，远东其他国家也会仿效。所以，胡绳认为，即便没有林则徐1839年严禁鸦片，战争依然会在别的借口下发生。胡绳的这个猜测是对的，中国与外国的僵持需要一场战争去打破。

战争的结果是《南京条约》及其相关联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条约体系的形成。对于这个体系如何评价，一百多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胡绳认为，这个体系表示着清政府在战争失败后自动作出一连串让步，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由此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清政府内部负责外交事务的伊里布、耆英等，已渐渐失去过去自负不凡的骄态，此后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洋人”的要求，而又不丧失自己的“面子”。

为什么说从胡绳的这部著作看到十九世纪以来主流的叙事手法渐渐成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本可以利用五口通商的历史性机遇阔步走向世界，慢慢将一个农业文明转变成以农业文明为主，而又兼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复式文明形态”。然而，清政府没有这样做。中国在浑浑噩噩中浪费了20年。

就在这个时候，在鸦片战争结束不到10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英法美三国在与太平天国进行联络之后认为，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各国应该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选择中立，不介入不偏袒。对于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胡绳评论道：外国人对中国内战保持中立自然是应该的。如果当时各国是在道义上同情太平天国，而在实际行动上则承认双方为对等的交战团体，力避干涉中国内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选择。

但胡绳并不完全这样认为。胡绳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看出当时各国“中立政策”的实际意义，决定各国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中国的政治进步，科学发达，而是他们的利益。他们之所以选择中立，只是为了要观察一下，看清究竟用什么方法利用这一复杂局势为自己取得更多的利益。

各国政策的出发点是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有什么错吗？只要各国没有利用别人的内乱损人利己，不是一个中国最应该期待的政策吗？

其实，胡绳所遗憾的不是各国的“中立”，而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支持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胡绳说：“太平天国方面，对待外国侵略者，虽然还不能恰当地运用革命的外交政策，但天然抱着革命的人民的气节，并没有一点媚外的表示。外国人虽然希望太平天国能开放全国，全部容纳外国人的要求，但他们并没有从太平天国的领袖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这个表达显然高估了太平天国的觉悟，这是作者的理想，而非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决断。

胡绳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动因，是因为清政府虽已愿意对外让步以求全力对内作战，但清政府所应许的让步还不够使外国侵略者满足，而只足以鼓励他们的欲求。同时，也决不是因为各国同情太平天国，所以才发兵威胁清政府。恰恰相反，这倒是因为各国已看出“革命的”太平天国未必能尽如其意，宁可还同清政府打交道，其用兵是为了使清政府更为驯服。

确实，胡绳将清政府、太平天国与外国势力三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是对的，但英法联军执意北上，可能与太平天国并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英法美三国在与太平天国进行联系的尝试失败后，三国已近乎彻底放弃了与太平天国联合的想法，更没有利用太平天国形成三角关系的企图。英法联军执意北上就是要让清政府兑现《天津条约》中扩大开放的承诺，就是要与中国构建真正意义的近代国家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确实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这在战后签署的《北京条约》中有比较含蓄的表示。

胡绳期望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帝国主义能够帮助太平天国干掉清政府。这种想法可能与当时胡绳所属政治背景有关。其实，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太平天国与“共产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洪秀全说到底不过是传统社会一个鲁莽的造反者，如果计谋超群，比较幸运，或许能改朝换代，但无论如何与“共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胡绳的研究极富启发，由此我们看到十九世纪以来主流的叙事手法渐渐成型。（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编：张湘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