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

村夫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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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7-10 13:03:56  信力建    参与评论(0)人

    日本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近邻，同时又是近现代对中国有过大规模入侵的战争行为的敌国，我们对它怎么关注都不过分。尤其是近来因为钓鱼岛事件争端，中日关系再次高度紧张，因而了解一下这个国家近代的成败与其单一民族特征的关系，就显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首先应该看到，因为种族的单一，国土的孤立，给日本带来相当的好处，使日本人的爱国变得单纯、实际、容易操作。既然是单一民族，当然不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陌生感和戒备心，更谈不上种族之间的纠纷。可以想见，当今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被种族纠纷搞得焦头烂额，牺牲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把仇恨遗留给下一代，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人类诸多的冲突纠纷中，非理性的种族冲突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种，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能够免去这样的麻烦，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

    这种单一民族的形成，跟日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环海隔绝，给日本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岛国文化特有的一种孤独感。岛国都有孤独感，欧洲的英国也是如此，只是英国自古以来就与欧洲大陆保持密切的关系，也被欧洲大陆各国所认同，因此其孤独感要弱得多。而“日本则孤立于亚洲大陆远甚于英国孤立于欧洲大陆”，因而孤独感更加深重。环海封闭与孤独感使日本民族不仅具有内向心理特征，而且“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岛国的日本对海洋彼岸的一切总是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与新鲜感。这时的日本民族自古就有一种冒险、探险精神，一种因孤独封闭得太久太深而总想打破这种封闭和孤独的意向和向外看的倾向。岛国的相对狭小，自然局限（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历史的短暂性和外发性深深震撼着日本人的心灵，影响着日本民族，使日本民族心态中首先蕴藏着对自然威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以及幻灭感、压抑感和危机感。但是压抑感和危机感使日本民族孕育了极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节与选择应变能力；幻灭感和孤独感培育了他们注重现实、及时行乐的特点以及扩展视野的要求、努力。总之，日本民族既承认命运的存在，又竭力去与命运抗争。由这种单一民族形成的日本文化也独具特色。

    日本单一民族形成的文化，还有个特色就是没有对于传统的负担。日本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文化的输入国，具有模仿其他文化的悠久传统。“大化改新”时，它从中国大量输入文字、制度、宗教、礼仪和商工技艺等，近代它再由中国转向西方，向各方面显居优势地位的西方国家学习，实在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与中国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实恰成强烈的对比。

    也就是靠了这种单一民族简单纯朴和毫无负担，日本近代进行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即时人所谓的“志士”，“志士”就是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具有很大抱负的政治活动家，并且他们接受或部分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主要出自下级武士或武士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具有忠诚、尽职、勇敢、荣誉感等武士的传统价值观，同时在洋学和西方近代文明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已具有一定的近代西方思想萌芽。他们宣传变革主张，培养维新力量。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吉田松阴及其老师佐久间象山，他们通晓国学、洋学。他们的学生有明治时代的领导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明治维新三设计师之一的木户孝允，长州藩极端主义者领导高杉晋作、草坂玄瑞。他们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的日本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志士们”具有近代西方强国的视野和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抱负，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以近代西方先进武器和体制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日本在幕府统治末期能涌现出一群能文能武，既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又有世界视野和近代政治思想的志士，是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之一。此外，与土地制度相对应的幕藩体制，使日本的大名有半独立于德川幕府的传统，以至于长州、萨摩等藩能违背幕府旨意，向西方学习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从而成为反对幕府的根据地。

    这一点，比较一下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的中国戊戌变法就看得更清楚：1868年的明治维新把一个封建、落后、分裂的日本迅速改造成了一个文明、科学、发达、统一的日本，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但没有能有效扭转每况愈下的中国，甚至连变法者自己的生命都不保。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的日本明治维新为什么能成功？有了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经验借鉴的中国戊戌变法为什么反而失败了？这其中固然原因复杂，但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有极大的关系。其差别犹如大船与小舟，在历史的激流险滩中，小舟容易调头，大船免不了搁浅。大船上人杂，主意也多，保守的，维新的，革命的，你争我吵，结果错失时机。相比举步维艰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得何其顺利，一个“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把举国上下的意志统一起来，德川幕府也颇识时务，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领导历史新潮流的资格，便知趣地“大政奉还”，回家养老去了。可见，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现代化”领导权的及时转移和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而这一切与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有极大的关系。

村夫遥星

    反观中国。如果戊戌变法时，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或者虽然是多民族但却是其中的文化主体民族汉族当政，则中国不难走上日本明治维新这种君主立宪的改革道路--对于当时已经经过并习惯了上千年封建帝制的中国，更适合的是利用并保留皇权的崇高性质，由皇帝带动，进行自上而下的革命，逐步培养民众的民主权利意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更加稳健的过度。如果是在一个汉族皇帝的社会，也许这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偏偏处于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时期，多疑的满清统治者，多年来一直处于养尊处优的状态，满清子弟生来就可以做官，衣食无忧，他们生怕失去自己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地位。他们一直谨慎的对中原大地上的汉人抱有狐疑的态度，而事实上，满清200多年的历史，汉族也从来没有放弃过“驱逐鞑虏”的想法（这个口号还是孙中山四句口号的第一句，可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得不与民族解放挂在了一起）。就在变法之前，慈禧太后还深切感受到了汉人的反抗，太平天国的烽火几乎烧遍了大清王朝的统治核心。甲午战争的战败，使人民更加深了对朝廷的不满，就连对汉人很不信任的慈禧太后，也觉得不能继续下去了，决定支持光绪的变法主张，因此开始阶段慈禧对谭嗣同等人的主张是持支持态度的。但是随着变法的进行，她逐渐感觉到了不安，这个变法到底是在学习西方还是推翻我们满清政府，这些小变法派（基本上都是汉人领头，包括洋务运动的领袖）也让他感到不安，终于荣禄连夜赶回北京，还有“围园擒后”的计划都让她心惊肉跳，终于她还是利用她老道的政治经验扼杀了变法运动。双方因此没有任何妥协余地，最后只能诉诸暴力。

    所以，我们可以说：日本近代的成功就成功在它是一个单一民族。然而，福祸相依：也正是单一民族这个特色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很快滑入军国主义泥潭。这原因就在于：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具有同一性，所以在日本，民族主义常常表现为国家主义或日本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是其极端表现形式。从历史渊源来看：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岛国，有着一脉相承的皇国战略思维传统。日本历代的以扩张、侵略为主的理论为军国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日本长期的内战与对外扩张实践为军国主义孕育了肥沃的历史土壤。扩张政策与战略的结合产生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的实践中，这种军国主义不断得到深化与提升，其固有的历史特性使其在二战结束后虽遭到失败却难以从根本上被清除。从社会根源来看。一方面，天皇制的确立为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而神道教将日本军国主义推广，使其深入到日本人内心之中，成为宣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两者的结合使军国主义广为传播并得到一般日本民众认可。另一方面，千百年来深刻在日本民族心灵上的武士道成为军国主义猖獗至极的助推力量。畸形发展的武士道精神已与日本军国主义融为一体，成为危及和平的危险因素。最后，日本的民族特性决定了军国主义的存在。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唯我独尊的特征使日本人产生民族优越感和“日本中心论”观念。这种民族特性本身就带有扩张的自大性质，因此，民族主义走向极端容易导致军国主义的形成。

    总之，单一民族是日本近代成功与形成军国主义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民族特色在日本处理今天的国际事务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值得加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