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近乎纯技术的科目语言学领域,也被英美人纳入他们的文化传播战略之中。在他们看来,语言工程也是人心改造工程。因此,改造被征服国家的语言,往往成了他们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骤:欧洲人带着枪炮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语言强行推向他们的殖民地。原来由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为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所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也将欧洲人的价值观带到其支配的地区。他们在强化宗主国价值观的同时,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了依附意识。《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作者,保罗•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概念。他说:“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 曾在好望角任职的英国官员约翰•巴罗说:“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语书写,那么这里的下一代就会变成英国人。” 目前凡是英语说得好的,除母语国家外,都是曾经被英国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民族问题制造内乱和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比如他们会鼓励和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目的地去对手国家就民族问题进行“学术考察”,从其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中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种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种族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本“不兼容”。接着就是西方政客们对这些越研究越多的“种族”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结果许多好生生的国家就这样被肢解了。我们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国在不断整合本国和本地区政治形态的同时,又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区——如近东巴尔干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过程,再看看当代因西方渲染民族问题导致解体的苏联及随后再次碎化(Balkanized )的巴尔干国家的现实,就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有过苏联解体惨痛经历的俄罗斯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说西方人: 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以此为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心理战手法酿出的恶果。历史上双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资料证明,卡拉巴赫属于此方或彼方。当受到西方第五纵队操纵的新闻界,公然煽动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实质而言是组织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冲突,酿成了大量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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