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伟大的诗歌？

卧龙赤壁

二

我们称颂一些诗歌是伟大的，可以从文明说，也可以从历史说。
历史性也是一个重大标尺，就是说，它们是史诗。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史诗。
史诗的基本特征，就是原初性，或元始性。若以美学论，原初之美、元始之美，尤显珍贵。
它们的幽思、梦想、冲动，以及所反映的一切生活，皆体现了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面貌；是文明起点上，或初点上的歌唱。
它们代表了人类的原声，代表了历史的脉动。
它们光辉灿烂，不被时间湮灭，无愧于自然的、自由的、神性的、人性的回响。
从元始说、原声说，我们似乎已丧失了创作史诗的条件和资格了。
史诗题材似乎已不再亲近当今时代。

kasumi

尊敬的院士们，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这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我感谢你们把这最有声誉的奖赏给了远离市场的炒作不受注意却值得一读的作品。同时，我也感谢瑞典文学院让我登上这举世注目的讲坛，听我这一席话，让一个脆弱的个人面对世界发出这一番通常未必能在公众传媒上听得到的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然而，我想，这大抵正是这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谢谢诸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高行健

再看看6

自己也没弄清为什么，或者不敢说为什么。其实这就是一个伪命题。知道的不敢说，敢说的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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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布鲁姆既然提到了托尔斯泰，这意味着史诗的概念是延伸的。我们的四大名著都是可称作史诗的。只是从英雄精神说，作品的表现和作者的关系有所不同。若说曹雪芹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这种英雄精神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品《红楼梦》反射到了曹雪芹本人身上。就是说，曹雪芹沾了他作品的光。《西游记》有点不同，若说吴承恩有一种英雄精神的话，他的英雄精神无疑是投射到了一只猴子身上。一只猴子沾了吴承恩的光。那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英雄精神则是靠人物群像来衬托和展现的，从某个意义说，作者的英雄精神已献给了他的文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英雄之光、精神之光散射在一群人身上，散射在它们的文字之中。一群人和它们的文字互为沾光。

布鲁姆说，“渴望创造不衰的想象”，那么，我们有渴望吗？这个“渴望”真的很重要。没有渴望，懒于渴望，贫于渴望，不敢渴望，必是英雄精神缺失所在，也是伟大者缺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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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也说我们的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也是伟大诗歌的创造者。具体到他们的作品，虽有不同标准的侧重。但是，他们最大的共同是思想的大者、情怀的大者、思想艺术和情怀艺术的大集成者。
特别强调了一个“大”的意义。
就是说，他们不单单是一个仅能写诗的人。他们的诗，也是“大”的产物。
又要说到道家的“大”。
老子说：“道，强为之名曰：大。”（见《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不能名，又以“大”名之。在道家那里，“大”是道的一个别名，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网名。一说那个“强”是勉强的意思。但以“大”命名不是没有意义的，它起到了一个加强音的作用；我们看不见道，但看得见“大”。“大”是道的一个精神显像。
没有这个“大”，何以伟大？
以东西方的伟大作品来理解，他们作品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精神世界的辽阔和浩瀚，也是人性世界的辽阔和浩瀚。这也是一个“大”，最大公约数的“大”。
为什么要反复说到这一点，因为恰恰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今日中国诗歌的一个最重大缺陷。
虽然，从每一首诗来说，并不要求贯注多少思想，或呈现多大主题。但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期待伟大者的诞生。
伟大者总是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值得期盼的。
伟大者总是人类文明值得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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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若说伟大者是思想制胜、情怀制胜、观念制胜，或者叫精神制胜，那么，在今日中国，诗歌更显现的只是一种语言制胜。
从广泛的新诗表现看，很明显的游戏充斥，不乏娱乐化、小品化的开展。但以积极而宽怀的态度看，今日新诗是语言诗歌，是语言艺术。这也是一个很正常、很中肯、很时代的评价。
伟大新诗的殿堂里，语言也应占到一席。
从语言说，今日诗歌的表现也不是要一概否定的，它们也是艺术的一类，也表现了今日诗歌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素养。
新诗一百年，其进化有目共睹。
汉语新诗，尤其突破了在传统诗词上的语言困局，而展现了一个价值上的多维系统。所谓多维，即在意象、意境、意涵等方面的复杂性、模糊性和多重性。
所谓语言上的诗歌，即是诗意走在语言上。诗意不一定是奔流，但可以是浪花。诗意可以不从完整的篇章上呈现。或说，它们原本就不是整体，就像碎裂的青花瓷，其艺术不在于整体，就是一堆碎片。
还要看到，今日新诗并没有完全背弃传统的美学体系。比如文以载道、文之以德、神思、诗言志等。美学体系上的一脉相承，给汉语新诗打上了强烈的民族印记。
尽管也出现了一些西化的景象，一些异化现象，但这也不是全消极的，反而带来了新的丰饶。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破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多维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新的丰饶？西化的过程影响还会如何？这些倒是值得再思考和回答的。
我们今天要谈伟大，若从积极一面说，至少看到了一些伟大的因子。
我们仍然怀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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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语言的消极因素也是存在的。
大量的作品生于语言，又死于语言。
有人说，诗到语言止，实是到语言死。
从今日大量的官方媒体或民间媒体所推崇的、所发表的作品看，也包括大量的获奖作品，绝大多数只是语言上的诗歌，只是给了诗歌一个现代的、时尚的扮相。有的连一个“扮相”都没有。
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就是大量的意象拼凑和罗列。
语言只创造了意象，语言只为意象服务。
所谓的意象美取代了诗之美。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作者极擅长此类表现。所谓创造力、想象力，不过是此类拼凑和罗列的比拼。社会上普遍认为的垃圾作品，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类作品。
这个让我们陶醉的诗歌时代，也陶醉在一片意象的茫然之中。
这里是不是要有一个概念：单纯意象类诗歌。这又要说到一个成语，就是故弄玄虚。就是语言上的虚妄、做派、不诚实，语言上的花招太多。
单纯意象类诗歌肯定缺了什么。缺了什么？这又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来了，缺了思想、观念，缺了气质、气度的东西。思想、观念问题，气质、气度问题，根本的就是哲学问题。
很多作品一看标题就看出气质上不去，气度也不够。这也是个哲学视野问题。哲学的缺失也是中国新诗的普遍病症。
本来，诗歌并不拒绝虚的东西。这个虚不是玄虚，不是虚空，不是虚妄，但可以是虚无。
什么是诗意？虚无就是诗意。
即说，虚无性是新诗的一个很重要特征，也是新诗的主要哲学特征。
当一个作者不具有必要的虚无修为时，怎样的语言花样、怎样的意象比拼也是无趣的。
一味的语言扮相和意象制造可以骗取读者的一时信任，但内质的东西没有，从来没有，历史也不会认账。
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一类所谓的意象之诗尽管耍了很多花招，尽管也被标榜为好诗，但它们离人类心灵是最远的，离历史是最远的，离伟大也是最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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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在者的家。
一个哲学家最应该拥有的就是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发现的，就是他的家，他爱着，受他的统辖。
海德格尔的最伟大之处，就是他看到了一个无限的奇妙的诗性世界。
他的世界最富有诗性。
诗性是什么，就是诗意地栖居，就是存在。
他的世界，就是他的家，就是那个诗意的栖居地。
什么样的语言才是好的语言，才是好的诗歌语言，我们要有个分辨。就是说，好的诗歌语言才是存在的寓所，才是虚无的家。
语言，不为语言自身。
好的语言，只为存在而在。
存在或虚无，还原到诗学上来，也就是诗意的栖居，就是思想，就是情怀，就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
好的语言，不只是为赢得一首诗，而是为赢得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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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法国的丹齐格说：“一位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老虎。他从林中空地走出来，齿间含着一束鲜花。”（《什么是杰作？》第2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他说得很形象。老虎嘴里的“一束鲜花”指的什么？不可能是语言本身，一定是别的东西，就是要表达的东西，就是思想、观念、精神、意旨方面的东西。
没有这些，没有这些伟大的要素，一个作家也不可能是“一只老虎”。
仅是语言上的花招，即是老虎，也不过是一只布老虎，不是真老虎。
丹齐格又说，“金句是没有身体的舞蹈。”（《什么是杰作？》第241页）“没有身体”指的什么？我的理解就是对语言自身的突破；“舞蹈”是什么？还是思想、观念、精神、意旨方面的东西。
金句，不在语言自身，同样是老虎嘴里的“一束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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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有人说，“诗言志”，作为一种传统美学已不适应新诗了。这里也应有一个重估价值的问题。“诗言志”三个字应该有新的价值特征。这个“诗”是什么？这个“言”是什么？这个“志”又是什么？时代发展了，“诗”在变化，“言”在变化，“志”也在变化。一些传统观念、传统美学需要有新的提炼和发扬。简单的否定或抛弃，会失去不该失去的。
再说虚无，虚无不是远处的雷声。
虚无在我们的美学体系也是存在的，比如在“诗言志”里，虚无也是存在的。因为这个“诗”变化了，“言”变化了，“志”变化了。诗——言——志，——这三者当然也有相应的变化。重估价值，就是重估这种变化中的价值，就是重估其虚无的价值，重估其新时代的价值。
今天，我们再讲“诗言志”，完全可以作为一种新诗学，甚或一种新存在主义的东西来理解。
不能只讲“诗意地栖居”，而不讲“诗言志”。
“诗言志”等传统美学，一旦进入了一种新的诗学语境，一旦被重估，它们的理论成色会再度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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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还如，我们说到道家思想对诗歌的影响时，会想到谁，会想到老子、庄子，还有一个人也是应该想到的，还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也是离我们最近的思想大家。殊不知，海德格尔是受了老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无”的注视。他的理论谱系里就有中国的天道观。
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道家思想的联系，自林语堂起，已引起了我们很多学者的关注。我以为，之于海德格尔，至少道家思想是他思考的一个重要基点，道家的光辉一直在照耀着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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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黑格尔认为，“诗特别要在观念或思想中活动”。他是在进行诗与画的对比时说出这一观点的。他认为诗高于画。其理由是：诗永远在心领神会；在感性现实面前，绘画的表现是一种有限的欠缺，而到了诗这里，却是一种无可估计的富饶；诗可以不局限于空间的并列，还可以展现为时间上的先后承续，成为一种历史；诗的历史过程呈现于我们的观念里。
黑格尔是在谈论诗的一般美学原则，也是在谈论诗的一般精神原则，也涉及到诗的一般历史原则。
他所论及的观念原则、思想原则，或精神原则，或历史原则，仍然有其现实意义，也是当今诗歌应该持守和践行的基本原则。
黑格尔的美学高度没有过时。那么，在这一美学高度上的诗歌，毫无疑问，也是一种伟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