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更夫：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村夫遥星

戈更夫：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赛男2013年12月10日11:15       来源：内蒙古日报

周恩来会见蒙古国领导，戈更夫（中）任翻译。

“走马”上任

戈更夫原名斯布吉德道尔吉，1925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1930年入兴安学校上学，当时兴安学校是日本人开的学校。1944年戈更夫进入长春建国大学学习，次年日本人投降，学校就关闭了。同年，受同学的推荐，戈更夫参加了东蒙地区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解放运动。1946年内蒙古“四·三”会议后，他任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赤峰分会青年科科长。骑兵四师成立后，他任32团政委，后来此师合并为骑兵三师，师长是孔飞，刘昌任政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苏联、东欧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为此急需中国方面开展外交工作。能够派驻国外的必须是政治上可靠的人，于是国家从军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到新组建的外交部。由于时局的需要，急需建立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周恩来总理请乌兰夫物色合适的人选。乌兰夫便提名吉雅泰担任大使馆大使，同时在内蒙古军区物色工作人员。时任内蒙古骑兵三师七团政委、党委书记、师党委委员的戈更夫就这样被选上了。

1949年底，戈更夫接到上级通知：去师部报道。走之前，师政治部主任婉转地对戈更夫说，你骑的这匹马真好，咱们这里更需要它。戈更夫恋恋不舍地将跟随了自己多年的战马留在了师部。师部为戈更夫牵来一匹很有耐力的马，擅长走长途。戈更夫就这样“走马”上任了。到了吉林省白城师部后，时任师长的孔飞一眼相中了别在戈更夫腰里的一把德国制造的手枪。“我想去了大使馆，手枪也没了用处，就把枪送给了他。”没曾想途经张家口时，戈更夫的警卫员又被廷懋将军看中了。“廷将军不好意思直接要我的警卫，还兜了半天圈子才说想把我的警卫留下。我想啊，既然要去北京外交部，不当兵了，身边跟个警卫也不像样，所以把警卫留下了。”交了枪械、马、警卫的戈更夫拿着介绍信依次到华北局、中组部和外交部报到。“用现在的时髦话，那叫‘裸奔’。” 戈更夫老人风趣地说。

从骑兵政委到职业外交官

经过外交部系统的礼仪学习，包括如何穿西服吃西餐、听报告看文件等，1950年，25岁的戈更夫被派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任二秘（第二秘书）。大使是吉雅泰，参赞是符浩，一秘是德力格尔。

当时，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刚刚起步，整个外交部才100多人，很多刚从战场上脱下军装的干部进入这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副外长是张闻天，伍修权等老红军干部都是参赞。戈更夫作为第一代外交官，此后共在外交部供职40年。

在驻蒙古大使馆，戈更夫既是官员又是翻译，对内还负责馆内行政事务，他蒙古语好，还略通俄语，语言的优势在外交工作上特别明显。“假如在鸡尾酒会上一名外交官过来与你搭话，你因语言不通而呆若木鸡的话，那么一定会在整个外交圈内都会无法正常工作。”戈更夫说。

1951年7月，以内蒙古副主席王再天为团长的第一个新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蒙古国，戈更夫陪同接待并任译员。1952年由著名作家周立波为团长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蒙古，戈更夫陪同并任译员，同年，他陪同聂荣臻、乌兰夫、伍修权等到蒙古国参加乔巴山总统葬礼，1954年8月，他还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蒙古国。外交事务的繁杂与忙碌让年轻的戈更夫一步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职业外交官。

1955年，戈更夫任满回国，为了充实自己，戈更夫回国便进入了外交学院学习。按规定，4年的学制学习2年即可毕业，可戈更夫硬是学满了4年。

给周总理当翻译

1959年，学习结束的戈更夫回到了外交部工作，在亚洲司任一处处长、专员（副司级），主管蒙古、朝鲜事物。此间他参加了建国10周年的活动，中朝边界的谈判、划界、签约的全过程，借机阅读了大量的史书。这一年蒙古国领导人泽登巴尔出访越南途经北京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由戈更夫翻译并陪同一路送到南宁。同年，泽登巴尔访华时毛主席接见他，也是由戈更夫担任译员，1960年，周恩来总理专程访问蒙古国，戈更夫都全程陪同并翻译。

做过译员的人都知道，仅仅懂一门外语是远远不够的。广泛的知识，快速的反应能力，重大场合不紧张等等是与语言同等重要的素质。戈更夫带着信心和一股闯劲，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当译员，从未出过错。“周总理，那是我的偶像啊！”戈更夫说很多做翻译的都知道，为周恩来总理当翻译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周总理不仅懂英、法、俄语，还每每要求快速并准确的翻译，不对就重新译，找最合适的词汇。即使周总理不懂的语种，他也能从对方的表情、对方提的问题以及翻译人员的神态中猜出你是否完全准确地翻译出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乡下搞完“四清”回来的戈更夫发现外交部的许多干部被批斗，时任外长陈毅也没能幸免。戈更夫也被关到地下室，连审查带批斗，直到1974年，戈更夫才有机会从干校回到北京治病。1978年初，戈更夫被派驻日本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在各参赞中，政务参赞是排在第一位的。

那时，虽然我国同日本有外交关系，但一直不密切。直到邓小平1978年10月出访日本，两国关系才逐渐升温。戈更夫作为首席参赞，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准备工作和接待工作。此后，在1980年华国锋等几位领导人出访日本，戈更夫作为参赞陪同及翻译。早年在兴安学院学的日语此时大有用场。

在日本，戈更夫还对日美、日苏、中日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为当前和以后的工作打好了基础。1983年，戈更夫任满回国，由于他对国际问题有一定的研究，58岁的戈更夫应邀到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研究以日本为主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期间有多篇论文发表。1991年退休。

“外交无小事，这是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外交部的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外交工作并不是碰杯握手这么简单，不该握的时候握了就是错误。”戈更夫老人说。

从一个牧区的穷孩子到我国第一代外交官，戈更夫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这正是戈更夫引以为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