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台湾的鸿儒与白丁

村夫遥星

飘零台湾的鸿儒与白丁

2013年11月05日 11:32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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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轩在凤凰网读书会[详细]


    核心提示：历史“又宽又圆，下面低沉走过黄昏的时间，以轻得听不见的脚步”。它应该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而不是帝王的谱牒，党派的谶纬，每个人都有权力透过这面镜子照见自己的足迹，使它又像一台功能强大的录像机，捕捉所有的微不足道却意义深远的由芸芸众生构成的瞬间——每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并记录者。

    本期嘉宾：亮轩

  本期主题图书：《青田街七巷六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下为本期读书会文字实录

亮轩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亮轩：在台湾的时候大家管我们叫外省人，当我们到了大陆来，就被称为台胞

  　主持人：同学们，现在正式开始。本活动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学生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和凤凰图书会共同举办这次活动。首先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亮轩先生，亮轩先生是台湾名作家，本名马国光，祖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他5岁离开家定居台湾成长至今，他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毕业，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广播电视研究所硕士。他曾在世新大学教授语言逻辑、修辞学、美学等。近三十年间，连续于各大报刊撰写时评专栏。他是台北四小名嘴之一，能言善道，他的文字世界更是精彩绝伦。他喜爱文学、爱读小说、爱看电影、更热爱生活。这样一个丰富的人，本身就是一本百科全书，书中滋味任君体会。下面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亮轩先生讲述他的故事。

　　亮轩：谢谢大家，谢谢这位同学的介绍！但愿我真的可以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其实每一次在台上演说之前，难免会有一个前面的介绍，这个介绍都很让人汗颜，但是我真正是谁，恐怕在两个小时以后，各位才能够下一个判断，也许有的地方会让各位失望，请各位包涵。假如说您觉得还可以，也请您不要忘记给我鼓励。

　　我今天要讨论也要表白的是"飘零台湾的鸿儒与白丁"。我首先对这个题目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像我们家，对于特别是在大陆上的朋友而言，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出身，就普遍的印象来讲，算是少数比较罕见。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百分之七十几的人口是闽南人，另外也有百分之十几是客家人，剩下的百分之十几是所谓的外省人。但是所谓的外省人，自从两岸可以彼此沟通、来往之后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大家管我们叫外省人，我们到了大陆来，我到哪去演说，他们就说是台胞，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所以就身份的认同而言，我们这样的一个族群，有它比较特殊的条件。另外，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在国民党政府输掉了大好江山之后，仓促之间撤退到台湾，他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当时的台湾大概只有500多万人口，可能还不到500万人口，而撤退到台湾包含军队在内，所谓"军、公、教"就是军人、公务员与教员，他们大概有200万人，其中单单是军人不连军将、不连军眷就有60万人。所以骤然之间就造成台湾非常沉重的负担，但在这个"军、公、教"里面，军人所表现出来的"眷村文化"，各位可能比较熟悉一些，可是其中"军、公、教"的"教"的这一支平时比较弱势，平时也不太发言，可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当然有非常多的复杂故事，因为也的人并没有任教资格，但是他成了教员，不管是在小学、中学还是在大学，但是也有一些在这些所谓之的"鸿儒"，他们曾经在大陆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他们也飘零到了台湾。

　　我首要说明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要忘记1949年是中共得到政权的一年，但是1950年就发生了"韩战"，可能是毛泽东的情报系统做的不够好，因为在"韩战"爆发的当时，台湾的外汇存底只能支持3个月。这个意思是说假如当时毛泽东不介入"韩战"，他能在等6个月的话，也许他就能够兵不血刃就解放了台湾，就能够把台湾占领。可就在那个结骨眼上，毛泽东进入了"韩战"所谓的"抗美援朝"。这么一来，原来的杜鲁门政府也就是美国当时杜鲁门总统的政府对于台湾已经打算放弃，因为我们知道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撤退的时候，最后一个收摊的是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一直在等待中共的政权得到胜利以后，是不是能够对美国表示一些友善，然后美国就可以和中共直接开始建立比较官方的关系。可是中共并没有表示什么，但是美国杜鲁门政府仍然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介入了"韩战"，于是乎美国就对中共开始了"韩战"的宣战，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对于台湾影响至大，那就是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到台湾海峡，从此阻隔了两岸的中国人，并且我们可以说那样一个动作的影响到今天仍然存在。
亮轩：台湾海峡就被封锁了，从此他们的家庭就被隔绝了

　　亮轩：这个动作之后，我现在把要表达的范围在缩小，那就是说许多骤然之间受到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许多外省人他们的命运如何，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也许在位的各位知道，新党的党魁叫做郁慕明，郁慕明是怎么到台湾的呢？郁慕明的父亲郁老先生在上海有十几个大药铺，郁慕明的母亲一共生了多少孩子？一个娘生了17个孩子，郁慕明是最后一个孩子，当时郁老先生打算带老十六郁慕明上面的小哥哥到台湾来玩，没想到那个小哥哥那天功课没做完，老爸一气就把老十六给甩了，把最小的孩子一拽说我们去台湾玩，他们的想法是一两个礼拜以内一定回来。但是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台湾海峡就被封锁了，从此他们的家庭就被隔绝了。当然这样一个隔绝就变成了一个年纪很大的父亲与一个年纪非常小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并且音讯断绝。我自己认识的朋友里面有大学教授，他当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念书，你到了巴黎，你的父母辗转总是有办法联系到你，但是这位教师说："我当时根本不敢联系，因为我怕派到海外工作的人把我和我父母的联系做了记录，我回台湾之后可能会有不利的遭遇。"有一位就像我亲人一样的李家老太太，她先带着儿女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之后就先借住在我们家，而李家的主人是地质学家李捷先生，也就是主持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的学者，先父已经替他在台湾大学找好了职位，就等着他来，可是顿然之间台湾海峡被隔绝了，然后李伯母这位李老太太她在焦虑之余忽然之间得了脑溢血，就把很年幼的一儿一女舍下过世了。

　　我想这种故事非常的多，我可以了解到在座各位年轻的朋友，对于今天台湾的了解应该远远超过我刚才所讲、所陈述的那样一个台湾时代的了解。所以我们怎么样从那样的一个时代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呢？这应该很长并且也十分有戏剧性的故事。在我自己的记忆当中，我到台湾的年纪还不满6岁，我们从上海坐了飞机，当然那个飞机没有办法与今天的飞机相比，那个飞机就是所谓的"老母鸡"。各位可能都听过"老母鸡"是什么样的飞机，我告诉各位那个飞机没有窗子，它是一个运输机，行李用一个网子网在中间，两边坐着人绑着安全带是面对面坐着的两排座位，非常一拐弯的时候人就往下溜、往上溜、溜来溜去，还好有安全带否则就会挤作一团。与我一起上飞机的有我母亲和我姐姐，我姐姐就以为那个网子就是降落伞，她觉得一个飞机上有降落伞，到时候一定得跳降落伞，她很不愿意上那个飞机，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到了台湾。

　　当时年纪虽然非常小，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的一个经验，我读的小学是台北师范附属小学，台北师范学校在日本时代就是一所办得非常不错的学校，可是我们那个学校与其他大多数的小学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台北有三所小学必须考试才能进入，包含台北示范附小、女子师范附小、国语师范小学。各位可以想象，如果小孩必须考试才能进入学校的话，那谁能考得上？只有外省子弟知识分子的家庭或者比较显贵家庭的小孩，他们到了5、6岁已经认识几个字，已经能数数了，已经知道一点应对进退了，他们能够进入那些学校，也只有他们能够考上那些学校。所以我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台湾这个世界对我是不一样的呢？那就是我在北师附小从低年级、中年级念到高年级，我才考上中学，我当时考上的中学还不算顶坏的学校，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当时叫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是三所最好中学之一。我到了那个学校，注册之后上课最我让我惊讶的是怎么那么多台湾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在班上三分之二也许是五分之四的人是台湾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台湾有那么多台湾人，读了那么多年的小学想都没想过。我们的老师多半是福建人，仙游、莆田、福州这一带的人讲话不清楚。我们来往的人是全中国大陆各地的人，上海人、北平人、山西人、山东人、广东人、湖南人、湖北人，我到现在能够听得清楚各地方口音所说的普通话。所以我读中学到开班会，老师问大家的意见总有人举手说："报告老师，教历史的老师讲什么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可能是四川人，四川口音对我一点障碍都没有，那个教国文的老师是湖北口音对我也没有障碍，但是对于台湾本地人他们可能完全听不懂，他们只有在那奉陪。当时的环境是这样，所以我发现原代有那么多的台湾人，而且我大体上被认知为"外省第二代"。"外省第二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叔叔伯父是从大陆过迁到台湾来的这一代。

　　当然从此以后我知道台湾原来也有那么多台湾人，可是台湾当时推行一个"语言政策"。这个"语言政策"也一直到今天还受到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的攻击，就是说当时为了推行"国语"，我们称之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等于是教育部、教育厅颁布的规定，任何人如果在学校里面说台湾话要罚钱，罚5毛钱。当然我们北师附小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北师附小没有人说台湾话，所有师生都是讲国语，有各地方口音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沟通。我到了中学才知道很多同学上小学的时候是让老师罚过钱的，只要说了台湾话就罚钱。民进党到现在对于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场合还用这种方式来职责我们的不是，可是我在这倒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说我今天到大陆来，我特别喜欢听带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因为这个表现出来地大物博的民族，表现出多元化有不同的语区、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习惯所形成的口音，我觉得非常好。可是在当时做了这么一个规定大家就一律说国语，对于像我这样的一种人，你指责我说："我来了好几十年都不会说台湾话，对我并不公平。"比如说在竞选的时候，两党血战、热战、肉搏，几乎全民都是蓝色、绿色划分的很清楚。我上了计程车，我坐在后座，他就问我到哪去，我就说到重庆南路，他就说你来台湾那么久了怎么不会讲台湾话。我就赶快下车，我不知道他会把我拉到哪里去。这个事情很不正常，很病态。一个政党、政治煽动到这个样子真不好。我们其实是"语言政策"的受害人，倘若在当年不规定讲台湾话罚5毛钱的话，我今天讲闽南话肯定说的很溜。

   亮轩："二·二八事件"在台湾长久以来是一个禁忌

　　亮轩：我有一个朋友能说闽南话、客家话又能说国语。这三语不是挺好的吗，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特殊的文化条件、文化特色。我在这说北京话，北京人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北京人，但是在台湾我这样的北京话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偶尔在台湾开学术会议或者联谊，我就坐在台湾这一边，我说了几句话等着休息吃茶点的时候，就有大陆人难免过来说："你怎么在那边，你是我们这边的人，你别坐错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比我们来的早是吗？"我说："是，我早来了60年。"实际上我们是"语言政策"的受害人，但是我们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念里面好像成了加害人或者漠视这个地方的特色、权益，不珍惜你们现存条件的人，这很不公平。但是在两党政治发展出来的时候，首先受到议论甚至以我用词是受到煽动的就是"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长久以来是一个禁忌，至少在解严之前"二·二八事件"无人敢提，陈若曦为了"高雄事件"去见蒋经国，他提起"二·二八"的时候，蒋经国急的站起来，不要在提"二·二八"。"二·二八"是国民党非常深的一个隐痛。国民党在长期集权统治里面把"二·二八"当做一个禁忌谁都不能提。我想到许多政权会把对他们不利的事件当做禁忌谁都不能提，是不是不提就能让人永远忘了呢？"二·二八事件"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二·二八事件"捂了有半个世纪，但是最后还是让人给揪出来了，揪出来之后"二·二八事件"就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时候曲扭。我不敢说在这里对"二·二八事件"讲的话是权威，但是按照事实请各位稍微比较一下，赖泽涵教授对于"二·二八"台湾本地人被杀害的人数说达4、5万人。也有人说几十万人，当时同样有一位留日台湾籍的日本学者，现在已经过世了，他说按照当时的状况有几万人在街头被杀害的话，整个岛都会臭，而日本时代台湾的户口政策非常严密，可以讲滴水不漏，日本时代对于当时的典籍资料依然存在。

　　后来国民党政府赔偿"二·二八"的时候，他是极尽所能的赔偿，你只要沾上一点边，他是你姥姥舅舅的什么什么侄，你凭着这个证明也能拿到补偿。如果按照当时这样的方式计算，"二·二八"牺牲的有一千多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千多人，也许更多。但是"二·二八"其中哪一种人牺牲了之后是没有任何记录的呢？我告诉各位，那就是早期到台湾的外省人，他们常常孑然一身，他或者是流亡的学生，或者是跟随政府到台湾的公务员，或者是家眷，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报户口，台湾开始有户口是我到了小学五、六年级，所以早期的时候没有户口制度。当时台湾人拿着武士刀先给你说台湾话，你听不懂，再给你说日本话，你听不懂，他一刀就劈了下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样冤死的。但是在"二·二八"的赔偿里面，这样一种人没有主，没有人来给他们伸张公道。

　　有一个故事，我读师大附中初中的时候，师大附中校长姓黄，叫黄泟，在黄校长任期内，我们的大办公室里面有一位先生戴着厚片眼镜是台湾人，平常沉默寡言，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到中学得到一份工作，那是因为在"二·二八事变"的时候，他把黄校长一家人藏在日本房的天花板上，没有让暴徒给搜到。黄校长为了报答他，给了他一份工作。我相信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我的肚子里头还有其他的。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本省人跟外省人。"二·二八"事变最重要的就是许多的流氓、流民他们搞事弄出来的，当然后面他们变成了英雄。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英雄呢？那是因为到国民党开始反过来镇压他们的时候，用了很激烈的手段。这种激烈的手段不是在于杀了多少人，我们可以这样讲，你随便杀一个人跟你杀一千个人是同样的不可以，但是呢，他们非常有计划的把台湾当时的精英给干掉啦。类似于台大的文学院长林贸森，类似于当时就很杰出的画家陈成坡。类似于当时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班长他姓黄，他的爸爸其实是台湾当时选出来的国大代表。也遇害啦。那么这样的一种政策是非常残酷的。他就要彻底的消灭掉你们的精英，让你们可以伏首听命。我想引起仇恨，这个原因比杀了多少人的原因更值得我们重视。

    亮轩：父亲说陈仪是不会要钱的，是很廉洁的

　　亮轩：刚才讲到"二·二八"事变，我们就知道，一般的人都知道，包含台湾海峡两边的人，大家都认为陈仪是原凶，先父马停博士是陈仪先生在日本东北地大的前后同学。也就是陈仪先生邀父亲到台湾大学来接收台湾大学，从日本人那边接收台湾大学，那么他们接收台湾大学其实是蛮有风骨的。因为啊，当时他们都是非常有效率，连日本人，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记载里面都会发现到日本人称赞这是最廉洁，最有效率，最有风骨的中国的接收大员。因为中国的接收大员其他不一样的嘴脸日本人也看得很多啊。那么接收了台湾大学是哪一天接收的呢？我到现在遇到台湾大学毕业的同学。因为我们家在台北市京田街已经变成纪念先父的古街啦。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礼拜四下午会在那做导游。免费的。不用交钱。那么来参观的人，有的时候我就问，你们有没有台大的？有，有人举手啦，台大毕业的，是多少多少年。我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校庆是哪一天啊？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知道。知道的人告诉我呢，是11月15号。我就进一步的问，你们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定为校庆吗？从来没有人知道。我常常想，如果我们忘掉了我们的历史，我们还有什么未来可言。我们只有对历史的纵深有更多的体会，并且是实实在在的真诚的体会，真正的理解，我们才能够看到，才能够展望到有希望的未来啊。隐匿历史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可是很多人忘了台湾大学为什么是11月15号定为校庆。我可以告诉你，那一天就是罗中落校长，马停英教授从日本人手里头把台湾接收过来的那一天，正是签字的那一天，11月15号，这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风骨，这是一个光荣的记号。那么，"二·二八"事变当中，受到议论的陈仪，依照我的看法，他是百年来最倒霉的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呢？首先他让国民党给枪毙了嘛，那不够倒霉吗？然后民进党说他是一个屠夫嘛。GCD会同情他吗？你帮助国民党去做台湾的行政长官，你值得同情吗？所以他是百年来最倒霉的一个中国人。我从来没有听过父亲谈过陈仪，除了一句话。我父亲只讲了一句话，他说陈仪是不会要钱的，是很廉洁的。

　　那么到后来慢慢的长大，慢慢了解到"二·二八"事变，慢慢的去搜索那些资料，我才发现，陈仪跟"二·二八"可以说是没有，至少可以说没有那么重大的责任。陈仪受到老蒋先生的拘捕，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南京的政权已经是风雨飘摇，眼看就保不住啦，那么你要是中国能够稳定，要怎么办呢？说有兵权的人也都兵败如山倒。拥有百万大军的白崇禧也都不灵啦。那怎么办呢？于是乎就有一批人在那商量，我们要稳定中国的经济，我们要成立一个所谓京沪经济特区。上海南京这一代，因为它是整个中国的金融的中心，只要经济能够稳住啦，其他的问题还可以慢慢的解决。不要变成亡国灭种，不要变成次殖民地。当时这一小批人里头就有陈仪，陈仪有一个学生，那位学生很有名，就是台儿庄大捷的那位学生叫做汤恩伯，是陈仪的学生。汤恩伯他是京沪的卫军司令啊，你要让京沪经济特区能够稳定，陈仪就以市长的身份去跟汤恩伯讲了这件事情。陈仪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显然的并不是想要谋反，要叛乱，没有，他是为了国家。汤恩伯也没有怀疑过他的老师是要跟国家做对，要跟领袖做对。汤恩伯拥有那么多的兵权，当然他见到老蒋先生的机会就比较多。所以他看到老蒋先生的时候，大概在交换若干的意见当中就把这件事情也代出来啦。那么老蒋先生耳朵尖，一听里头有陈仪，陈仪是他的爱将啊，做过福建省主席的，做过台湾行政长官什么的。那么老蒋就认为陈仪是打算要叛乱，陈仪是背叛了自己。这就把陈仪扣起来啦。你要知道从孙中山一直到蒋介石，我不知道GCD有没有这个习惯，就这一块我是很陌生的，但是就国民党这一块来讲呢，他们有一个传统，那是什么呢？叫写悔过书。也就是说我把你抓起来啦，把你定了罪啦，可是我大约也知道我把你冤枉啦。但是呢，我把你就这样放啦，没事啦，我也面上无光，说不定出去还骂我一顿，我就更不是人啦。那么怎么办呢？你写一个悔过书，我就放你自由。

   亮轩：悔过书与自由

　　亮轩：所以老蒋那个时候，他是传话给陈仪，要陈仪写悔过书。陈仪回答了四个字，无过可悔。你这不就将了老蒋一军吗？就我个人知道的，回答蒋政权无过可悔的除了陈仪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人是曾经担任过《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大华报》的社长。中国广播公司的副总经理的李先生，他被判了15年，两次审判，军法审判，第一次审判在上午，第二次审判在下午，就结案啦。那么，结果是李经孙先生他就给关足了15年。中间呢，蒋政权也给他开了一条路，写悔过书，他说我无过可悔。因此呢，就蹲足了15年出来，一年左右就过世啦。还有一位呢，就是写拘流河的，齐教授他的尊大人齐世英先生，齐世英先生他身上的中国国民党党证是东北1号，也就是说他是在东北对于国民党最有贡献，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呢，由于到底采取精兵制，还是不采取精兵制，他的意见跟蒋老先生相左，就被剥夺了党籍。也剥夺了很大的其他的权益。后来呢，集田贸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位政客，抗战的时候，影响力其实是很大的，日本战败之后，集田贸的影响也非常大，集田贸到台湾问起了齐先生，老蒋不太好回答，同时呢，甚至于日本方面，希望齐先生能够作为中华民国派驻日本的大使。老蒋也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后来呢，就要求齐老先生是不是写过悔过书，齐老先生的回答依然也是无过可悔。我刚才说中山先生也是这样的，因为中山先生他曾经遭遇到陈景民的叛变，当时做中间人的是谁呢？很有意思，这个人的名字其实大家都应该记住的，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知道黄花岗之义，广州之义，也就是国民革命的滴定禹城的那一义啊，当时是有两个选锋队长，带着两队人马，革命志士呢，去攻击广州的总督衙门，一个选锋队长就是黄克强，这个我们都知道。黄兴先生。还有一位是谁呢？他姓莫，叫莫纪彭，这个人在过世之前，我还亲自跟他见了几次面，这个莫纪彭先生为什么后面那么样的默默无闻，甚至于他过世报上都没有新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后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有若干原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人，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包涵吴稚晖这些人。那么莫纪彭变成无政府主义，按照国民党的理解，这个无政府主义是跟共产主义，跟GCD靠近的。就把他冷落在一旁。莫纪彭亲口跟我说啦，中山先生跟吴稚晖，跟陈炯明的故事，有介于当时的国民党的确是缺少将才。依照当时的说法，陈炯明是当时国民党当中罕见的将才。

　　那么，由于这个所谓的叛变，中山先生就对于陈炯明很不满。当时去做中间人的就是吴稚晖，你们知道这个人吗？吴志辉先生也是党国大老，第一次国民代表大会把宪法颁给蒋介石的就是吴稚晖。那么吴稚晖就去做这个中间人，他是无锡人。两边说，你们不要再为难啦，不要再做死对头啦。那么中山先生到最后让那个吴稚晖磨得没折，那就说好吧，那就叫他写个悔过书吧。老孙也有这个习惯啊。你想想看，老孙要陈炯明写悔过书，吴稚晖敢传这话吗？搞不好陈炯明再次叛变。可是时间约好，吴稚晖敷衍中山先生说，没问题没问题，我让他写悔过书，我们约定在哪一天什么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在广州，政府在广州。国民党一直是偏安啊。因为真正正统的还是北洋军阀政府，跟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是北洋军阀政府啊。当时在广州政府，也许在什么地方，莫老先生没跟我说。他说中山先生坐在当中，陈炯明先生，吴稚晖先生坐在两边。中山先生很生陈炯明的气，就转过去，不看他。在台湾他是我们的国父。很多人说他是如何的宽宏大量。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国父他是怎么样跟黄克强分裂的。打天下的黄克强啊，中山先生在美国的旅馆里头知道革命成功啦，他在外头蘑菇蘑菇搞外交关系，到12月。10月打下了武昌之义啊，其实他是12月才回来的。当时当然也有很多别的意见。我对孙先生做国父我是很愿意的，我们佩服一个人，我们崇拜一个人，并不表示我们照单全收，你还是一个人啊。你还是可能有缺点啊，你不可能是神仙啊。所以呢，中山先生他跟黄克强的冲突是什么？是国旗的问题。因为原来中国是五色旗，这个五色旗代表的是所有的种族融合在一起，一律平等，共创未来。中山先生党性很强啊，国旗就是要把党徽放上去，到今天中华民国的国旗还是有个党徽，我们的陆军来自中间其实还有有个党徽，海军我也没特别注意。真要有党徽。我们的**，宪兵啥的，都要有党徽。连我们高中生当年读书的时候，党徽。那么这是中山先生他的党性其实非常强。他坚持要把党徽放上去。黄克强不同意，黄克强说我们革命不是把清政府推翻啦，然后整个的国家就是我们国民党的，这不成啊，我们还是要五都共和，我们不能这样子改国旗，闹得很强。后来中山先生就说，那要分裂就分裂吧。黄克强识大体，假如要为这个事情分裂的话，我收回我的意见。这样，所以你从这些历史上，也许噶噶角里面的材料，都确定的，靠得住的材料，你了解的话，就知道中山先生他也是个普通人。那么他那么样的侧过脸去，背过去不看陈炯明。这边坐的吴稚晖很难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中山先生为什么不看他，中山先生在等着陈炯明的悔过书。可怜那个陈炯明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你不是叫我来的吗？怎么他现在把后脑勺对着我？中山先生终于等不急啦，他是广东人，他讲话肯定是这样子的。他就把手伸过去，跟他这样摆摆摆。这有没有广东人啊？广东人一定说悔过书，悔过书呢？就叫他悔过书悔过书呢？这个陈炯明听不懂，还没怎么。要是让他明白过来，可能局面就不同啦。这个吴稚晖反应很快。啪一下子跪在中山先生面前，“老身就是悔过书。”这事磨过去啦。所以我说这个写悔过书，他们是有传统的。爱写。不瞒各位说，我也替我太太说过一个悔过书。那时候在中国广东公司工作。那么那天是什么呢？那天日子还真是重要，是老总统过世，起灵的那一天。在国父纪念馆，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坐得满满的，各个都穿了黑纱，穿了黑衣裳，打了黑领带。穿了黑旗袍，配朵白花。坐得满满的。当时对外转播就是最大的媒体中国广播公司。中国广播公司在那转播，很小心啊，千万不能出错啊。那么我内人呢，他有一个音乐节目，放的是一般的现代的流行音乐。她那个时候正在推动中国……台湾的，我不要说中国，你们又说你们不是台湾。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啦，反正正在推动台湾的现代民歌。那么她就放了一支歌，这支歌到现在你可以听得到，王梦玲唱的下雨天。有印象吗？那支歌他刚好那个节骨眼，人家在很严肃。中国公司总经理是中常委啊，他当然很紧张的听着那个，那个时候还没有WALKMAN啊，听到耳机来听公司的节目。结果呢，我告诉你，无巧不巧就在那个时间，哗啦啦啦下雨了，就出来啦。莫耐何望着天，摇摇头又怎么样怎么样的。一片没有希望的字句。我告诉你，老天爷也不帮忙，还真下雨啦。立刻掐断，调查。我内人又不是神仙，她哪算得到那天下雨啊，可是呢，你算不到，你至少要算得到那天不该播这个歌，那要播什么歌呢？那一天最好什么歌都不要播，你要知道老总统过世那一天，全台湾的电影院休息，不让看电影，新闻片都没得看。所以呢，回来一调查，那怎么办？写悔过书。那我太太是一个老实人，她也弄不清楚她从哪里悔啊，她搞不明白。我说我来想办法。我到现在我也记不得我写了什么，总而言之我也写了一个那么莫名其妙的悔过书，要不然我们可能没饭吃啦，我们两个人都在那工作啊。所以这个写悔过书是有……陈仪给关啦，当时呢，力保陈仪的是谁？俞大维，“国防部长”。俞大维也许在政治上面，他是国防部长，受到大家普遍的注意，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数学家，也就是弹道学家，光学家。是世界上有数的数学家之一，包涵陈景润，华罗庚在内，这种等级的数学家。老总统对他非常礼遇。他是曾国藩先生的外孙。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这个俞大维先生，他做国防部长，对台湾的贡献非常大的。但是俞大维先生在陈仪先生的这个事上面他跟老先生的看法不一样。他认为不应该定陈仪的罪，应该把他放出来。

　　那怎么办呢？他就有机会就跟老先生说，有机会就跟老先生说。并且呢，他也派了人到监狱内的路线去布线，如果说有什么动作，要让他知道。我的推测就是真要拉出去枪毙的时候，他可能会开着车到那堵着。那就使得当局不免要为难啦。可是呢，有一天呢，美国邀请俞大维先生到美国访问。那个时候飞机飞得很慢啊，从台北飞到旧金山得十几个钟头，说不定还要到夏威夷停留还是怎么样，总而言之在天上的时间很长。陈仪什么时候被枪毙的。就是俞大维的飞机在天上的时候被枪毙的。我今天要在这里公开的说，这种手段是不入流的。你知道吗？陈仪被执行了死刑，最痛苦的是谁，就是他的学生汤恩伯，汤恩伯他知道，从今以后，我必然是遭遇到千古的骂名。我出卖了我的老师。汤恩伯大哭，他就在新店，他的住宅布置了一个陈仪先生的灵堂。香花素果，早晚纪拜。到了第三天，特务人员来了，把这个灵堂打得稀乱。连祭奠他都不可以。

  亮轩：他说“撑不住的话是我的命运，撑不撑得下去是我的选择。”

　　亮轩：我有一本书是2004年亮轩的日记。因为出版社要出版十年的日记。每一年有不同的作者写这个日记，希望能够反应出来这个十年俗民的历史。我曾经提到了父亲对陈仪先生的说法。那么辗转有人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他姓陈，我说你是谁啊？他说我是陈仪的孙子，我在您的书里头看到您写我爷爷，我们家从来没有人敢提起我爷爷的名字。我在台湾那么些年，我从来没有让人家知道我的爷爷是谁。我的父母从来不提我的爷爷。我很有感慨，一个政权比那个权力如果大到没有办法节制，这样的悲剧是数不清的。世世代代他们都把一个那么有风骨的人当作羞耻。并且是他们自己的祖先。所以像这些故事事实上他并不是普遍的让大家能够知道。我讲到，譬如说大陆撤退来台，第一代的外省人他断绝了他的过去，他失去了他的未来。他没有前程，他只能在一种非常荒谬的夹缝里头生活。他有机会跟他的父母通信，他都不敢。一直到了蒋经国晚年，也未免太晚了一点，开放了对于到大陆的这个禁令。开始有台湾人，台湾的老兵，老一辈的台湾人，第一代的台湾人，第一代的外省人，他们开始到大陆。在我任教的学校里头有一位校长的主任秘书，他一直活到了80多岁过世，我们在学校里头常常开玩笑，他姓周。我们说周总秘啊，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单身的男人，岁数也有啦，五十来岁啦。怎么还是单身啊？给你找个伴吧，他就谢谢不必。为什么，因为他是刚刚定个婚。然后种种的命运使然，就匆忙的跟他的刚刚定个婚，还没有成婚，还没有圆房的未婚妻道别。他先到台湾来，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啊，过两个礼拜你就来啦。没有想到台湾海峡一下阻隔啦。周主秘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的未婚妻。周主秘是个死心眼，他忠于爱情，他说我们是非常相爱的。我们分别的时候是如何如何。我们不可能有另外的一个男人或者是另外的一个女人。我一直要等到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再老我也要等。有的人就开玩笑说，哎，人寿有限啊，主秘啊，你可得撑着。他说“撑不住的话是我的命运，撑不撑得下去是我的选择。”这样的男人现在也绝种啦，女人也绝种了吧，周主秘就等，等到啦，等到啦，等到了台湾海峡的两岸可以沟通啦。外省的第一代可以回到大陆，周主秘二话不说，立刻就想办法从香港转到大陆，结果知道他的太太在他离开的第二年就过世啦。他的一生就没有啦。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电影演员，也是我的老师，德国亚洲影展的最佳男配角。叫做葛香亭。徐州人，香港的香。亭台楼阁的亭，葛香亭葛老师，活了90多岁。他到了台湾，跟他的原配夫人再也不能见面，他带去一个儿子叫做葛小宝，非常孝顺他的父亲，但是葛小宝先他父亲而死。郭小宝还活着的时候，知道两岸沟通啦，就想尽办法让爸爸可以跟妈妈见面，可是那个时候，要见面也非常的不容易。并且呢，葛老师在台湾已经另外成家啦，有了太太，也有了孩子啦。可是葛老师是一个性情之人，他还是要跟他的原配当年一起在一块的女人见面，虽然彼此都有岁数啦。我没有办法确实的知道他们见面的状况如何，但是我相信葛老师跟老葛师母见面的时候，真是惨极啦，有那么多的情感，有那么多的无奈，最后还是得分手。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山东青州人，最近在济南的博物馆里头有一个这位画家的专室，专门展出他的画。他的名字叫做刘柏松。刘柏松的父亲是抗战的时候牺牲了的一个军人。所以呢，刘柏松是由母亲含辛茹苦的带着的。可是呢，他这么一个小小的少年，也就是跟着军人糊里糊涂到了台湾，离开了母亲，可是在他变成一个名画家之后，他卖画钱还不错，他就左一次，右一次的花钱想办法透过人蛇能不能把他妈妈接出来，至少有他妈妈的消息。这样他不知道被骗了多少条的金条。经过了不知道多少辛苦，给人骗了不知道多少钱。

　　终于有一天，他把他妈妈从大陆给接到了香港。刘柏松那个时候是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主任。妈妈来啦，好高兴啊，赶快把妈妈接到中大，我去过他的宿舍，好漂亮，看着那个海，好多好多的小岛，美极啦，很宽敞的一个地方。妈妈来，把妈妈侍候得像神仙似的。可是呢，这个妈妈很奇怪，每天上市场去买菜，都拿一个布把菜篮子给遮住，因为她买的有鸡鸭鱼肉，他就遮住，不让任何人看到。那么他进门出门，一闪就挤出来，一闪就挤进去。他怕人家看到他里头好豪华。儿子就跟他说啦，妈这是香港，这不是大陆，您不用害怕您过好日子让人看到会把您给举报啦。没这事。妈妈还是不信，妈妈出门总看着后头有没有跟的。妈，没人要跟你一个老太太，有什么好跟的。所以这个老太太呢，一天到晚就在那疑神疑鬼，上馆子吃饭还挑那个最阴暗的最角落的座位。刘柏松很痛苦，这么一个名画家有这么一个没出息的妈。但是他就是我的妈，没办法啊。有一天呢，刘柏松就跟妈妈谈判，妈，我们得说明白，你一定要知道你是在香港，你这样疑神疑鬼过日子，连我的老婆你都怀疑他在对你做工作。这样是不行的。我是你的儿子，，我说的话你还能不信吗？你的儿子还能骗你吗？老太太一听，好像有道理。你是我儿子没错，你说的话我不信，我要信谁啊。你说得对，就这样，我以后不再那么鬼头鬼脑的啦。到了第二天，老太太琢磨琢磨，又有不同的说法啦，奇怪啦，我是你的妈，我说的话你怎么不信啊？他这个辩证很厉害，显然是有训练的，最后是刘柏松含着泪把妈妈又从香港送回了大陆。这样的故事不知道有几千几万，在所谓外省第一代的身上发生。这不是最惨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我住在青田街，我就记得青田街六号是谁住的呢？言午许，许寿裳先生，徐寿裳何许人也呢？鲁讯的大弟子，那么我依照我的记忆我就记得有一天，青田街那个六号，那个巷子也不是很宽，挤满了人。往里看发生了命害，台大中文系主任许主任叫人用铲子给铲死啦。凶手是谁，很快就抓到啦，就是他们家的长工。你知道吗？台湾大学早期的时候，像我父亲，他早期接收台大的时候，家里一个佣人，一个长工，那个长工兼拉洋车，拉黄包车。是拿大学的薪水的。……曾经问过我父亲说，干嘛让他拉呢？我父亲说不给他拉，他没饭吃，因为他有一份薪水。

    亮轩:老兵的一生是什么呀？他们没有享受自由的能力

　　亮轩：所以许寿裳他也有一个长工，就把这个长工凶手给抓到啦，就定了罪。当然，是不可能活命的。这个是一个可疑的案件，因为从这件事情之后，许多从大陆到台湾的学者惊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啦。你看，鲁讯的人就遭到这样的一个下场，当时台大的中文系还有一个教授也是鲁讯的大弟子，当时鲁讯过世的时候，四个抬棺材的人有两个是在台湾的，一个是许教授，还有一个是邰教授，邰教授兼中文系主任。邰教授一生不谈政治，但是他磨练出来了极精采的书法，极精采的墨梅。现在你要是在拍卖市场见到它的话，大概至少是人民币10万20万才一小幅。他的儿子我是小学跟大学的同班同学。那么，我想外省第一代的孩子，外省第一代的长辈应该是有人注意，因为他们过得非常的难堪，他们这批人其实是很精采的学者，或者是非常优秀的公务员。假如这些人他是公务员并且非常优秀，而且不牵涉到思想的问题的话，他们很容易受到重用。这是台湾早期的振兴台湾经济的人才。包含李纵容，包涵李国鼎，包含汪一定，包含王招明，这些人，他们把台湾的经济搞起来。那么我想蒋政权他在迁到台湾，退守到台湾之后，他对于失去了这一大片大好的江山有过痛切的检讨，为什么我们会丢掉这一片江山呢？他就成立了一个所谓革命实践研究院。他把所有的将领，公务员，包括教授，如果有国民党籍的都请到阳明山来受训。有的时候他亲自做讲师来讲课。各部长，党部里最重要的人来讲课，接受大家的提问，接受大家的质疑，部瞒各位说我受过五次这样的训练，但是我没有当过一天的官我没有那么命，也不想。但是我仍然觉得这样的做法是有作用的，是对的。因为不断的检讨，所以他们把台湾整个的扶持起来了。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照顾得到。国民党政府他也设法要照顾这些人，比如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一个农民工程处，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跟着他一块到台湾来的，这些人后来老啦，什么都没有。这些人其实非常可怜。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的，当年我们大学毕业服兵役的时候，是服一种叫做预备军官役，这预备军官的是官拜少尉，有一条杆。我是行政官，我发薪水，管点钱，没几个钱。那么我被分配到一种很特别的任务，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老兵，他老了，他应该要退役啦，政府呢，退不会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役会，就会替他找一个工作。那么这些人呢，他有的是在大陆上很小酒杯抓了壮丁，他突然买瓶酱油，就叫抓兵给抓啦，他从此就再没见过他父母，字也不认识几个。你怎么样可以看出他出身，因为你发生他名字很斯文啊，时代这个斯文的名字也可能是空缺顶出来的，也可能不是他的真名。乱七八糟。那么我要负责把这个老兵，由于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社会经验，恐怕在路上就会被人把他退役的那几个很薄很薄的那几张钞票给骗啦。所以我的责任就是，我得坐着火车把他们送到就业的地方。他们的一生是什么呀？我送过一个老兵，我要从台南把他送到离山。离山是很高的山，台湾中部的山，很冷，他是我分配到那去种果树，那果树可不好种，因为山坡地很陡啊，可能4、50度啊。然后我送，我还记得他姓刘，叫刘西周，我送刘西周到离山，我送他的时候，我刚刚从台南要进离山的口，那个地方塌方进不去，我就从台北绕到怡南，从怡南再把他送进去，中间全是我自己贴钱。把他送到那个地方，他一路上他带的行李是什么？部队就让他带走一个箱子，那个箱子就是他跟着这个部队几十年的惟一的一个箱子。里头有他几件衣服，部队可能最后送他20斤米放在这个箱子里面。部队的班长可能帮着他把那点钱，他们不相信支票的，把那点钱给缝在衣裳的里面。我就看着刘西周搬着那个箱子在那个路上走啊走，爬啊爬的，上了去。

　　到我结婚蜜月的时候，蜜月旅行的时候，我特别绕到那个地方，蛮远的，我去看刘西周。我去看他过得怎么样。这些人是有情有义啊，所有的他那个最简陋的屋子里的伙伴，一路招待我们夫妻两人，到我们上车的时候，车发动啦，要开啦，从车窗丢了两张油饼进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油饼作为礼物太菲薄啦，不成敬意。但是这是他们的心意，又怕我们不收，他等车子发动了丢了两张油饼进来，那两张油饼是我一辈子吃得最香的油饼，，这是这一代的老兵的故事，多到不行。你们知道吗？在四川抓他们的班长，姓张，长得像个孙猴，是个小个。一个四川话，凶得不得了。连里头有几个三四个老兵就是当年他把他抓来的。到死还跟着他。我们认为你这种抓兵的人，你让无辜的少年永远再也不能回家，罪大恶极，百死不赦。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奉命行事，他不抓上两个兵，不补两个空缺，他也要吃苦啊，可他把他们抓，一抓的话一跑就是几百里，让你再也认不出你原来的家在哪。再一跑就是一两千里，你再也回不了家。可是这个班长呢，他把这几个他抓来的兵当做他自己的兄弟，当做他自己的孩子，谁也不能欺负他。我把他们抓来啦，我死也要保护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生态。我记得我们那个连上有一个肖，你们现在简体字把肖变成另外一个字，变成是肖像的肖，肖班长，肖班长是我见过的长得最恐怖的一个人，人家说满脸横肉，就是肖班长，肖班长的肉就是横的。长得漆黑，从来不笑，两颗暴牙。肖班长他说一句话，比排长连长还有份量。排长连长出个差，配到香烟。肖班长过来一下，报告连长，我来啦。拿，这条烟拿去抽抽，这个连长也要买买他的账。肖班长是这种人，肖班长也有退役的时候，肖班长还当选过国军英雄啊。没打过仗，台湾充满了没打过仗的英雄。那么肖班长也退役啦。退役之后呢，肖班长就在张化附近……在哪呢？就是乱葬岗的附近，那边没人管，就在那搭了房子。那这些老兵听肖班长的指挥已经听了2、30年啦。他们退役他们想我们到哪去，我们去找肖班长。肖班长就接纳他们，来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存折，都有一点钱啊。肖班长仍然是一个肖班长，脸盆，脸盆架，床铺，内务完全一仍旧惯，跟部队里面一样。虽然没有起床号，有个哨，一吹就起来啦，一吹吃饭啦，一吹门口集合，升旗典礼，敬礼。他们还是在过着那个日子。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你知道吗？非洲的饥荒最可怕的是什么？那就是联合国的粮食运到，把这个粮食给这些不知道饿了多久的人的时候，他们拿着这个粮食他们不知道怎么吞咽。他们失掉了我们以为是本能的这种本领。怎么咽下去，怎么咀嚼，怎么吃，他们很茫然。肖班长陆续带了十几个老兵就这样过。每天早晚升旗降旗，点名，出任务，上街买东西，等等，完全一样，因为他们没有享受自由的能力。

亮轩：这种故事不精采吗？这种故事不悲惨吗？这种故事滑稽得要命

　　亮轩：到了后来，陆陆续续的也有人就在那个时候死啦，死了怎么办呢？就打开他的存折就还有多少钱，然后就拿这个钱领了出来给他烧香，给他定期祭拜，一直到这个钱用完了为止。他们就这样消失啦。这是在国共战争当中，最后被遗忘的一些孩子。少年子弟江湖老，就是他们的命运。最后像一阵烟，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讲到若干的我们所谓除了红炉之外，白丁的故事，有更多白丁的故事是让人觉得非常讽刺，非常难以理解的。在我家的前面有一个公寓，有一个老头就坐在那看公寓的门的那个位置，这个老头姓葛，我们叫他老葛，老葛，这个老葛他当过兵，南京人，南京的乡下人。老葛呢，在两岸沟通之后，三不五时的来找我。我家是没有电梯的楼。老葛上楼很不容易，因为老葛七八十啦。很不容易，八十都有啦，很不容易上楼，看到我就很客气，我说老葛你坐，老葛从来不敢在我家坐。他大概觉得他的身份站着合适，他坐坐不下去。他永远站着，干嘛呢？要我替他写信，他不会写。我就替他写，我就比较知道他的事情。我常常要防着他的钱被人骗走。因为大陆有很多，他的亲人一闪就出来了不少啊，他通通信，他都要寄钱。这样子我就跟老葛就有了一些交情。老葛是一个非常忠诚的看门的人，他不但替他们那栋楼看门，他替我们的小公园四周所有的人看门。他看门非常彻底，谁的车要停在我们的前面，他拿他的拐杖把那车给敲坏啦。那看他那么老，也没办法，认倒霉。慢慢的就知道这里有一个老疯狗，大家不要进来。老葛就这样对我们服务周到。我要开车回去，老葛就替我找车位。找不到，老葛就说你先在这停一停，有地方我就告诉你。他就做这些事情。到了选举的时候，老葛是最忠于国民党的，国民党之后又有了新党呢，老葛最忠于新党。老葛到那个时候变成革命志士。老葛变成什么样的革命志士呢？就在公园逛来逛去就骂民进党，没有人听得懂，因为他讲的是南京话。但是他嗓门很大，骂来骂去。他骂得整个的一两百户都听得到，大家知道他疯疯颠颠不去管他。那么老葛有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车子顶上晒个辣椒啦，晒个老玉米什么的，我们就让他晒。有一天呢，老葛又要我替他汇钱，我就要替他跑到邮政局总局去汇钱，我还带着他，我说你看是这样的，汇钱。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老葛，你是怎么样当了兵的？他说我很简单，他说我们家快没饭吃啦，我得找饭吃，我就去当兵，我说你干嘛没当GCD，你当了国民党的兵呢？他们不管自己叫国民党，他管自己叫中央军，我当了中央军，因为那个拉我去当兵的说，中央军每天早上有个鸡蛋吃。每天早上有个鸡蛋，那我当然当中央军，我不当八路军。我问说八路军有鸡蛋吗？他们说不知道，他说我就当了中央军啦。这就是国共战争里头非常真实的故事，他们的前程命运就是这样决定啦。就是因为有一个鸡蛋，后来当然他鸡蛋也没吃到。我们都觉得老葛很可怜，老葛很穷，但是呢，有一天又在竞选的时候，他又拿了菜刀在那囔囔。我就跟老葛讲，我说老葛你不要再闹啦，我干什么不闹。我说哪一党当政你都是这个样的，不会差啦，你好不了的，我说GCD来了你也是看门的。国民党来了，民进党来了，你还是在那看门。他不行，他就是忠于中央军，忠到底。

　　一直到老葛过世之前，老葛跟我说，他说我去当中央军的时候，我太太一毛钱也没给我，我哥哥去当中央军，我哥哥还给了他五个大头，五个大洋，他表示他太太好像对他有不忠，跟他哥哥有什么事。我说不会的，我说你太太那时候刚好有五个大洋，到你当中央军，他没钱。他不是，还是把他太太骂了一顿。他说我一个钱也不给我太太。他说马先生，你不要以为我没有钱，我也有点钱，我说是是，你的钱好好留着。他说我的钱我一个也不给我太太。老葛替我们收挂号信。我们四周的挂号信都是他收，邮差就知道找老葛，给他就好啦，他一家家去发。有那么两三天，挂号信要我们自己去拿。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老葛呢，我们就问邮差，邮差说没看到老葛，果然有一天有一个邮差，他就把他的机车停下来就走到，他是住在一个车库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头，就到那个小屋去看。老葛倒在屋里头，脚丫还在外头，老葛摔死啦。老葛摔死的时候91岁，我不知道，我是有一天回来，刚好看到有人把老葛抬着上车。有一个胡子很长的老兵，大概是他惟一的依托，……那么这个故事就完了吗？不是，非常的……老葛居然存下了新台币300多万，他穷得吃那个晒干的辣椒就饭。可是他还真有两钱。这300多万最后到哪去了呢？他太太还活着，全由他在南京的太太继承啦。多少荒谬，这种故事不精采吗？这种故事不悲惨吗？这种故事滑稽得要命。可是最后你会感觉到欲哭无泪。国共战争留下来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一生学会的事情非常少。我大概只学会了两件事情。我相信我是一个称职的老师，我是一个够格的作者。我肚子里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我没有欺负在座的各位。我所说的故事没有任何一个是在我刚刚出版的青田街七巷六号这本书里面。我还有别的故事可以写，我想如果我们这种人不把这些人的命运写下来，可能永远没有人会告诉你，永远没有人会设法把这些人的命运，他们是那么的无辜，他们也有父亲，有母亲，有太太，甚至也有儿女。

　　时代的动荡让他们渡过了荒谬的一生。我们能做的非常少，我也不能从政，现在也不用打仗。惟一能做的就是我告诉大家，曾经有这些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不管他们是红炉，还是白丁，他们的命运并不仅仅是可怜，而是荒谬。这些事情都是少数的政客为了争夺权力，为了争夺利益而形成的。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宝贵我们的和平，真正的能够伸出友善的手去拥抱。我们不要再有政治意识的分隔。我们再也不煽动任何的地域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这个世界上我们再也不要用你是大陆人，我是台湾人，他是日本人，那边是美国人这样的分别。我们知道人类的分类其实还可以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有好人跟坏人，有自私的人跟慷慨的人，有愿意奉献的人跟不断的掠夺的人，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分类是不是能让这个世界更好一点。我们如果都能够像在座的各位一样，都有旺盛的求知欲望。我们一定会发生了解是最大的一个力量，而且是正面的力量。不了解所形成的那个愚昧的力量才是容易被坏人所操控的力量。假如能够有这样的一点体任，也许这一些善良的，努力的无辜的人，他们的一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无数的牺牲会有一点价值。我今天可以用的时间是到8点半，我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可以告一个段落，各位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我尽我所能的回答，OK？谢谢各位。谢谢。是不是给他一个麦克风，我岁数大了，耳朵不太好，你说得大声点。

  【互动环节】

　　学生：从你的演讲中，我可以听到外省一代人在台湾生活的艰辛，所以两岸的重新沟通与交流应该对他们的安慰是蛮大的。所以我想了解的是他们对于在台湾本土生长的那些子孙就已经与台湾的生活文化完全，差不多完全融合的人来说，这两岸的交流对他们来说影响是有多大？

　　亮轩：我可以向这个同学报告的就是，其实有很多民进党或者民进党的亲人他们也跑到大陆来做生意，因为人民币是没有国籍的，都能够花，他可以转成美金也可以转成台币。实际上有许多台湾本地的，类似于在座各位年轻朋友的这种年纪的年轻人呢，他们的台湾话说得很差，他们的国语反而说得很好。那么像老一辈的人就会说，你们赶快要把台湾话说好啊，但是他们就会说国语。他们可以稍微学一学台湾话，但是常常也会被老一辈的人嘲笑，你的台湾话到底讲的是什么台湾话？所以从这样的很小的例子看起来，你知道所谓台湾人跟大陆人，其实在台湾本岛可能分别并不大，因为很多大陆人可能是跟台湾人的社区在一起长大的。他的台湾话可能说得比他的国语要好，也不一定。所以这样的一种融合，还有一个融合呢，经过了六七十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台湾的亲戚，你像我的，我家老大他娶得就是台湾人，而且是非常支持民进党的。那么真正的台湾的家庭。我们也有支持国民党的，像我的小儿子好像他每次都会去投新党的票。大家就会说他是统派。我也没问过，你干嘛是统派，我也没问过你干嘛是独派。什么什么的。但是当然我听到我的媳妇称赞陈水扁的时候，我就气得要死。我说他不是哪一派，他是坏人，坏人你就不要这样再说他，我会有反应。但是我反应不是因为政党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台湾新的一代会跟大陆隔阂，我倒不觉得。那么现在对于在大陆的政权，在台湾也有各种分歧的看法。那么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主张独立，我们一定会挨打，而且我们一定会打不过。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美国就是要帮我们的忙。现在一个战争在四小时以内结束，也未必来得及。也没有那么样的深仇大恨，总可以来往嘛。那么我觉得时间跟我们的努力应该是最重要的吧。谢谢。

　  主持人：通过讲坛我们窥见了亮轩先生内心的悟语，通过故事让我们听见了他心灵的诉说。也许我们的距离是几十年的时光流转。但是此时此刻通过故事，我们的灵魂达到了共鸣。感谢亮轩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采故事，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也感谢同学们的参与，这个活动到这就结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