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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与我们人均资源状况、文化背景相近的东亚成功现代化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世界银行《东亚复兴》的报告指出，“从1950年以来，超过100万居民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香港、韩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从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升到高收入行列。”即除了沙特阿拉伯这个特殊的产油国之外，二战后实现了从低收入直接跨越进高收入的就只是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亚洲四小龙。世界银行2008年出版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战后25年或更长时期内实现了平均7%或更高增长速度的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有13个，其中除了马耳他这个不足50万人口的欧洲地中海旅游岛也刚达到高收入门槛外，只有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成长为真正的高收入经济体。从这个被称为战后奇迹的东亚模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都是实行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新加坡高度依赖与外部资源的交换，中国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体。这样有了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从而就具备了追赶经济的必要条件。
第二，除新加坡、中国香港为城市经济体，无农村土地和农民问题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战后均由于各自的特殊条件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土地的分配较为平均，为其后的工业化起飞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与拉美以及亚洲其他很多国家土地被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没有或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相当不同。
第三，虽然这五个经济体均非典型的欧美民主体制模式（日本战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期间，是在民主外壳下的自民党55年一党执政体制；韩国在转型期是军政府统治；中国台湾是蒋家父子威权统治；新加坡当时也被认为是典型的民主外壳下的威权统治；中国香港在1997年之前是英国殖民统治），但均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政府均以发展主义为导向积极推动经济增长，保持了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提供了经济追赶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财政金融政策的稳定性，没有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和巨幅震荡。这与同为中等收入的中东地区国家战乱不断、社会不稳，以及拉美地区国家财政金融政策大幅摇摆、恶性通货膨胀不断等形成鲜明对照。韩国、中国台湾还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市民阶层成为社会主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前后较为平稳地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为后续持续增长提供了避免社会对抗的政治结构。
第四，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战后均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表），并以可融入的市民化奇迹般地避免了历史上早期工业化国家和现代拉美地区及南亚地区国家的普遍贫民窟现象。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两个大都市经济体则通过政府超大规模地提供基本国民住宅的办法，也避免了城市贫民窟。[1]这样东亚经济体由于农村人口比例很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大，城市中又没有贫民窟，从而实现了国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这样人的城市化市民化就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韩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情况 数据来源：日本数据来源于日本内阁府统计局，《国势调查报告》，昭和30年(1960)，昭和40年(1965)，昭和55年(1980)《府县分类人口与人口密度》；韩国数据来源于韩国经济计划院统计局；台湾地区1960年数据来源于台湾逢甲大学都市计划系，刘曜华，2004年《台湾都市发展史》，1973年以后数据来源于行政院经建会住宅及都市发展处编印《都市及区域发展统计汇编》。 注：相比之下，中国从1991年27.35%的城市化率起步，至2012年的22年间，名义城市化率仅达到52.7%，实际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35%左右，明显还属于城市化的前中期。 第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典型的城乡经济体，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转型过程中，并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始终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从而名副其实地实现了包容性增长。新加坡、中国香港这两个完全没有自然资源的孤立城市，为了吸引外来资本和资源以立足，长期实行低税政策，再分配调节力度明显弱于非孤立城市的正常国家和地区，因而基尼系数较高，但仍与拉美国家的高度两极分化不能相提并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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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3-12 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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