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 队
陈天生
1978年8月,武汉大学抽调了6名干部教师参加中共湖北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我也名列其中,带队的是武大组织部长郑效振。
我们的驻地是房县军店公社刘庄大队。房县,紧邻神农架,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历代为犯官充军之地。这里的人因很难吃到盐而缺碘,常得大脖子病。
我们被要求吃住在最贫穷的人家。我和中文系青年教师方逢仁一组,房东的女主人有肺结核病,每半小时左右,就要大口吐浓绿的痰。方逢仁当过兵,有预防常识,悄悄告诉我,吃饭时要吃几片大蒜。所谓饭,就是玉米碴子,当地人叫苞谷糁。就是玉米碾碎后煮成稀粥状。一开始,我很不习惯,后来竟然喜欢上了。菜当然只有青菜,还有黑木耳。房县是著名的木耳产地。黑木耳比豆芽还便宜,一斤海带在这里可以换一斤天然白木耳。炒菜是没有油的。我们改善生活,就是每个月到公社集中召开一次工作队会议,由公社为我们煮一锅没有油的豆腐。
工作队的要求是非常严的,不仅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有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每天天不亮,我和方逢仁就起床。他看书,我就在一小桌上写书稿。天一亮,大队部的军号就响了,我们就赶忙拿起铁锹,与农民一起去修梯田。劳动一小时后,各自回“家”吃早饭。喝一碗苞谷糁,又到红旗招展的梯田工地干活。
下雨天,我们就组织大队的党员干部和农民开会,学习文件、读报纸,还要求干部群众搞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群众反映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我们批评他,他还反驳说:“我大吃大喝?国务院每年国庆节举行盛大宴会,人民日报还头版头条报道。国家宴请是国事需求,我大队也有应酬呀!我请客送礼?周总理还把大熊猫送给外国人呢!”我们见他“不老实”,便建议公社党委,把他的书记职务给撤了。
我们在房县三个多月,没吃过一片肉,没吃过一次油炒的菜,大家都熬不住了。一次,我在山林中散步时,碰到一位农民捉了一只野鸡,我便把它买了下来,用报纸包严了,带回来向组长郑效振汇报。郑效振便通知大家一一齐来讨论怎么办。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吃了它。但又怕影响不好,不能到房东家煮。好在郑效振有个小煤油炉,方逢仁有个军用铝饭盒。我们把鸡毛拔干净后,用小刀把鸡切碎。然后把门窗关严,偷偷摸摸地在煤油炉煮野鸡。直到深夜,才煮熟。没有筷子怎么办?我们六人各拿一把牙刷,拼成三双“筷子”,轮流吃。吃完后,把鸡骨头用报纸包好。郑效振说:“小陈,你最年轻,辛苦一下,把它丢河里吧。”我摸黑走了约一公里,把鸡骨头扔河里了,算是毁灭“罪证”。
那时从十堰到房县,只有简易的盘山公路。因怕大雪封山,十一月底,省委下令工作队撤回。 第二年夏天,我去神农架采访野人考察队,路过房县,路过军店。因是坐公交车,没法停车,我只能默默地注视军店,遥望河对岸的刘庄,怀念我生活工作过三个月的地方,怀念那里的朴实的山民,怀念那喷香的苞谷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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