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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曼尔迪 于 2015-7-29 04:58 编辑
(“八.一”建军节临近，为了纪念这一节日，俺从过去被上级媒体采用过的有关部队生活元素的新闻稿件并准备在本平台上转载一下，希望能得到朋友们的关照与支持！)
17岁就随军,后来到中国生活,因为热爱中国而加入了中国国籍,因为有着在中越两国生活过的不寻常经历,每次出境到老家探亲,都热忱地充当着两国民间情谊交流的使者。时光荏苒,岁月流逝,现己82岁高龄的她,仍健旺、能干,在赤壁从容地经营着一个小卖部,像所有中国的老人一样过着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她就是----
在赤壁安度晚年的越南太婆滕永英
1、1944年,爱上了中国兵,随军“私奔”
我和李道益(丈夫,作者注)相识在1944年夏天,那时我是个刚满17岁的越南姑娘,对未来充满了梦想和憧憬。还清楚地记得,家里那幢矮瓦房座落在越南广宁省进步县第4村,那里气候温暖湿润,没有冰冻雪天,周围群山环绕,和我居住了几十年中国的官塘驿镇差不多。
20世纪40年代的越南和中国一样,正处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当时兵荒马乱,女孩子出门一般都女扮男装,以防不测。那回我就差一点几出事了,由于家里有8姊妹,我排行第二,姐姐和我都得多干事。干啥事？父母亲长年给盘踞在县城的法国人打杂工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怜惜父母亲过于劳累,一次,我爬上椰子树采摘椰果,准备给他们送去解渴。挎着半篮椰果走进城门,忽然,我被一个东面一下罩住身子,只听见一个声音在叫：“蹲下”。是父亲！罩住我的东西是他做工用的篓子。父亲说：“快点,法国工头就要来巡视。”父亲给我换上男妆,戴着大草帽,头也不敢抬,装着做工的样子,让法国工头绕街道巡视过去后,我才像贼一样溜出了城门。
回到家,姐姐滕永珍也不知从哪里回来,她从一个布袋里拿出一颗苕叶粽子剥开给我吃,又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好吃么？”“味道不错吧。”“这是一个叫李道益的中国兵给我的。”“中国兵！”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感到新鲜,就问他在哪里。姐姐说：“他在海防市,是从广西追打日本鬼子随中国军队过来的。”姐姐还说了中国兵许多好处,又说我们家困难,都大姑娘家了,再不能拖累父母亲,不如随军嫁人去。为了避免大人善意阻拦,当天下午,姐姐带着我跋山涉水赶到海防市中国兵驻地,己是挑灯点烛的时候。
姐姐叫出一个浓眉大眼,身材挺拔,头戴大盖帽,穿一身缀有星号肩章军服的军人到我面前,他打量着我,我害羞地低着头,感觉心在拚命地跳动,脖子发热。姐姐低声告诉我,他是一个班长。姐姐翻译出他说的第一句话：“愿意随军么？我不会虐待你,只会保护你。”我睃视他一眼,心里默许了。
此后,我就做了李道益的媳妇,没有条件操办喜事,只请了湖北老家几个当兵的老乡吃了一顿饭。在部队我给他缝缝补补,还给他的战友干些后勤活儿。一晃就是几个年头,从未读书一字不识的我在部队学会了说中国话,也能够用繁体中文写自己的名字了。
2、1950年,定居赤壁官塘驿镇,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1948年国民党军队气数将尽。李道益不愿意去台湾,带着随部队从越南海防市乘船到北海,经广西至广东湛江,一路上想逃跑都没有机会,每个关卡都戒备森严。到了湛江因渡船紧张又晚点,各部队拥挤不堪、庞杂。李道益乘机携我扒乘汽车返回广西,又一路扒车经湖南到武汉侏懦山镇老家。
那时婆婆一个人在家,见儿子带回一个媳妇,而且身怀有孕,说不出的高兴。不久我便生产了, 婆婆将她唯一的一只玉簪在典当行当了,买了一只鸡给我补身子,并用他们传统的方式送红蛋向四邻八舍报喜。
在家里没有事做,李道益又带着我和几个月的婴儿外出谋生,来到湖南沅陵中心电影院找老乡,他谋到了一份打杂的职业。我们租住在一间简陋的铁房子里,他一人做事,生活困难,我便背着孩子,拎一只杂货箱子在大街头流动卖香烟。一段时间后,李道益又去当兵,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了班长。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李道益带着部队士兵起义,将国民党的帽徽肩章撕下来甩了,向解放军投诚,整编在解放军某部。当时,我带着孩子在湖南邵阳随军,部队动员我将孩子送回来让婆婆看护,让我在卫生队当护士兵,不知什么原因,当时我犹豫了。也许是我的牵累,部队决定我丈夫李道益退役和我一起回到了湖北老家。
1950年秋天,在家安置好婆婆,李道益又带我孩子走出侏懦山镇,全部家当由一担箩筐挑着,落脚的地方在离老家200多公里的蒲圻县(今赤壁市)官塘驿镇,在街上找一间空着的旧房子,我们打扫整理一番就安家了。
打土豪地主分田地期间,进行阶级成分,我们划为雇农,分得一间较好的砖瓦房,从此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3、1980年,加入中国籍,正式成为中国公民
1960年夏天,姐姐滕永珍从越南发信来,要我回家探亲。我写一份申请书交给GA局,GA局将申请书送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仅半个月就办好了出国护照。于是我带着两个儿子踏上了回越南探亲的征程。我手里肩上拎着大包小包,里面装着中国蒲圻的土特产品,有苕粉、苕干、苕糖和茶叶等礼品。
临近出境,领事馆检查护照,糟了,怪自己没文化,识字不多,竟把户口本当护照拿来了,没用,不能去越南探亲了。怎么办？尽管我出国探亲长途坐车得到半价照顾,但现在返程回家的钱都不够了。我壮着胆子找领事馆说明情况,领事馆便给钱让我回家。返程时,两个孩子闹呀,冲着我喊叫：“妈妈,怎么没去越南外婆家就回去？”我心里也挺不舒服,怨自己文盲得近乎荒唐,于是在心里面暗下决心,待孩子们到了适龄期一定让他们多读书学好文化。
回家拿到护照,我又担心再次拿错了,找个文化水平高的人看了,他说：“没错,这是回越南的护照,不过规定的出境时间快到期了,要再办才能去越南。”
我便请人写一封信发给越南的姐姐滕永珍,要求她再写一封信来,作为再办申请越南探亲的依据交给蒲圻县GA局。半个月,新护照办下来了。我依旧带着两个孩子和礼品包裹上路了,经过两天一夜的路途颠簸,我回到了阔别16年的越南故乡。
父母亲苍老多了,脸上的皱纹像枯黄的椰树叶,但他们笑起来，一脸慈祥如金。两个外孙,尽管不懂越南语,但看外公外婆那么慈祥,比任何语言沟通都强,他们相继打开包裹,抢着把苕干塞给外公外婆的嘴里。父亲激动了,他轮换着抱起两个外孙,嘴里情不自禁地说：“中国孩子真棒！”
用餐时,越南人习惯围坐在床榻上共亨。为了照顾我们,父亲又特地按我说的中国习俗把饭菜摆在桌上吃。
这里地处热带,暴风雨多,凉风吹拂又显得格外舒爽。村里的越南人与我都很熟悉,见雨后的天空出现彩虹,村里穿着连衣裙的男女便叫我把孩子带到宽敝的山地,看他们在这种景象里习惯地载歌载舞。两个孩子受到感染,怕羞地在我背后悄悄扭脖子。
1965年3月,我带着二儿子、三儿子又去越南探亲,当时我怀有身孕,到越南老家生下了女儿,在那里坐月子满月后返程。1976年8月,我又带着我女儿最后一次探亲,之后,父母亲相继去世,故国越南成了我永久的怀念。
1979年,侨居美国的姐姐滕永珍来信说：你住在中国,儿女也都在中国,就加入中国籍吧。1980年元月我向蒲圻县GA局交一份加入中国籍的申请书,很快就批复了,从此中国成了我的故乡,官塘驿镇成了我真正的家园。
1983年,丈夫病逝,孩子们在我的照料下长大成人,杂货店维持着我的生活。
这里一切都好,只是丈夫李道益的事儿让我伤了几回脑筋。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那个多事之秋,官塘也接连发生过“派性斗争”,他们查出丈夫李道益“混”入国民党军队里的一段“不光彩”历史,开始安排他到粮店打杂工,就这个原困把他辞退了,我们相信政府,找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思想。我说：李道益虽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但他个人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后来又觉悟了,参加了解放军。一个人不怕他犯错误,只要他能够认识错误改正过来,就是一位好同志。
后来,政府把李道益安排在供销社做临时工,以后又将他安排在当时特别吃香的岗位----官塘驿食品所做合同工,这一干就是十多年。1980年丈夫退休己是须斑白,1983年他患高血压病逝,单位按政策现定每月发给遗属生活补助费。
尽管我上了年纪,身板还挺硬朗,一且在官塘驿三八妇女队里干搬运装卸活儿,以维持着这个六口人吃饭的家,还有孩子的教育。我是个来自越南的文盲,不能让后代步我没有文化的后尘,老李生前和我有着共同心愿,尽最大努力送孩子们读书。孩子们也很争气,学历最低也有高中毕业,并相继走上工作岗位,我心中也感到十分欣慰。九十年代至今,我一直在官塘驿镇北街经营着小本杂货生意的侨务商店,虽然利润不大,但能够怡悦心性,我也可以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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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7-29 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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