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乡村里走出来了,又年复一年地带着我们回到他儿时生活的乡村,与亲人团聚。记忆里,每一回春节返乡,总是绕不开辗转奔波,摆不脱匆忙潦草。
仍然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冬日,天刚蒙蒙亮,年轻的父母就拍醒尚在酣眠中的我,给我穿上臃肿的棉袄,拖着大包小包,匆匆地赶往长途车站。
车少,人多。急着回家过年的人,拼命地往班车上挤。什么法子呢?挤不上车,就意味着回不了家。车门口挤满了人,车窗处也不断有人往里攀爬,母亲抱着我,被人群挤到了一边,情急之中,父亲把包一个个地往车里丢,然后往上一跃,也钻进车内。又转身,伸出双臂,从母亲高举的手中接过我,而母亲再次朝人堆挤去……
我在父亲的怀里,一声又一声地叫“妈妈——”,母亲在车门口一声又一声地回应“妈妈在这里呢”,隔着重重人头,母女间一应一答,仿佛回音在山谷环响。这声音,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畔,挥之不去。
所幸而今交通发达,过去那种情形不再发生。与之不同的是处处都是川流不息的车流,一辆又一辆,加快了回乡的步伐。
父亲开车,走过一段又一段路,上轮渡,下江堤,绕过乡间公路,我的故乡——那个隐藏在江汉平原上,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落,终于出现在眼前。
这便是我的故乡,我每年必回的故乡。
儿时,过年若遇上雨雪天,我总爱穿着大人们的木屐,歪歪扭扭地走在爷爷奶奶家门前的泥路上,每走一步,就要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脚印,深深浅浅,仿佛串串欢声笑语,被我遗落在地面。
泥泞的道路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水泥路。
爷爷坐在屋门口的矮凳上,晒太阳;奶奶像往年一样,独自在厨房里忙碌。见有车停在屋门口,爷爷起身,眯缝着双眼朝车里张望,发现是我们,转身朝屋里呼喊:“老三他们回来了!”奶奶高兴得连手里的锅铲都忘记放下,就跑了出来,欢喜地唤着我的乳名;伯父、伯母、堂哥、堂嫂、侄儿们,也跟着迎出门。一家人围拢在一起,大呼小叫,亲热得不得了。
年前,爷爷奶奶搬进了在大伯家楼房旁的新起的房屋里,父亲几兄妹为爷爷奶奶添制了新家具,新电器,将一屋子的破烂留在了老屋。可奶奶总是趁人不注意,悄悄拖回一些东西,将它们塞在床下、柜顶、桌子旁、屋角落处。眼前的新屋里,依旧处处逼仄,处处拥挤。衣服被褥、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香炉烛台……想留下的东西太多,一样都舍不得丢弃。难为她老人家了,破家值万贯哪!要她一下子与过去割裂,实在是太困难。
堂哥亲手为奶奶做了一个新神桌,摆在堂屋里。神桌上供着香炉,墙壁左上方挂着曾祖父的遗像,正中贴着一幅神像,我不知道奶奶供奉的神灵是谁,估计奶奶也说不清楚,但她对神灵一直怀着莫名的敬畏,日日烧香祈愿,虔诚地祈求神灵庇佑家人平安幸福。
屋顶的炊烟慢慢散去,奶奶做的饭菜熟了,满桌子的家乡菜,还是熟悉的味道。一家人围坐一起吃饭,其乐融融。故土难忘,谁说不是呢?久违的乡音,如此亲切;亲人的关心,如此温暖。
鞭炮声,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从除夕夜,响到初一中午,整个村庄都弥漫着硝烟的气息,也带来了浓浓的年味。
一年到头,守在家里的老人,不再在农田里劳作;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回家与亲人们团聚。村子里,热闹起来了:招呼声、嬉笑声、车辆声、鸡鸣声、犬吠声,此起彼伏;孩子们满地跑,从村头,跑到村尾;大人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或站在自家门口,或聚在村头空地上,拉家常,说闲话。
堂嫂站在二楼阳台上,用一根木棍,敲打着晾晒在栏杆上的棉被,口里还在念叨着她刚上小学的女儿:“又玩去了,作业都忘到了脑后!这要是我们走了,哪个管得了哦。”
哪有孩子不贪玩呢?我如侄女一般年纪的时候,也常常玩得不落屋。那时,只要过年时不下雨,我就开始盼着有人上门来划采莲船。远远地听到锣鼓一响,便呼朋引伴,和村里的小孩子一道,跟着队伍,一家一家地跑。
采莲船一般用绸布与竹蔑扎就,船中站着一个艳服裹身的古装女子,轻移莲步,摇晃着船儿;船尾的艄婆浓妆艳抹,摇着一把破扇,一步一扭,做丑角状;船头的艄公边划船,边领唱:“采莲船儿,哟哟;两头尖哟,呀伙嘿……”东家听到歌声,便燃放鞭炮迎接,再送上一包烟,或者给他们递一个红包,讨得一个好彩头。
那些年,对于孩子们而言,过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此。
而今,再难看到有人划采莲船了,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们,大都漂泊在外,难得过年回来一趟,都得抓紧时间与亲人团聚,谁还有工夫从事这种走家串户的活动?
堂哥、堂嫂说年后就要离开,外出打工。他们有两个孩子,不出去谋生,哪有钱供孩子上学?是啊,我们不愿离开,又终须离开,或求学,或工作。不久后,村子里,又只剩下老人、孩子以及寂寞冷清的田野。
背向村庄,面朝城市,又忍不住一次次回头张望:故乡的白云、土地、房屋、树木、人影,摇摇晃晃地,恍恍惚惚地,逐一往身后退去,又悄然模糊在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