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红卫兵是如何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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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

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

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



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