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伙盗贼，不仅“盗亦有道”，还是“反腐英雄”？“只偷厅官，不偷百姓”被赞“盗亦有道”今年5月23日，合肥市民张某家中被盗，警方经调查锁定了嫌疑人房云云、唐某燕。5月26日，两人再次作案时被警方现场抓获。但因房云云怀孕、唐某燕尚在哺乳期，警方只能为二人办理了监视居住。实际上，根据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4钟刑二初字第118号刑事判决书”记录，早在今年3月，房云云就因在常州等地采用技术开锁手段，入室盗窃6起，被常州警方抓获，但因有孕在身，被取保候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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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偷官员的房云云被称赞盗亦有道
可以看出，这两人是惯偷，也善于利用了孕妇的身份。但之所以被称为女侠，据说是因为唐某燕在被警方抓捕的时候说“我从来不对老百姓下手。偷哪个单位，其实是随机的，我一般是直接去找领导的办公室。”
这样的情况，也得到了公安机关的认可。据合肥警方介绍，该团伙作案对象特殊，多是选择党政机关厅处级领导干部下手。警方在侦查中发现，房云云等人拥有几乎全国各省省级党政机关的通讯录，同时确定唐某燕曾应聘电信部门前台工作人员，以方便寻找领导干部的家庭住址。可谓准备充分，用心良苦。
历来，只要出现“专偷领导”的窃贼，定会引来一片赞叹。据山东电视台《警方前线》报道，山东的一个团伙因盗窃被抓后，自诩在业内“广受好评”：只偷党政机关，不偷百姓。还有一个案例也非常有名：08年，云南泸西县政府办公大楼发生窃案，而窃贼是根据各办公室门前所示的职务按图索骥，有选择地撬门入室行窃。除了正、副局长办公室，其他数十间科室的办公室完好无损。在当时的新闻评论中，最多人顶的一条评论是“英雄啊”。
偷完之后还举报贪官，更被奉为“反腐英雄”在合肥警方把房云云移交常州警方后，房云云因在常州等地6次入室盗窃，被常州市钟楼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奇怪的是，房云云对警方称，自己作案明明是8起，为什么少了2起。这少了的两起，房云云称被偷户主都是“大官”：安徽银监局和安徽省食药监局副厅级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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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云云所言的偷窃安徽官员的家庭住所，是比较高档的小区
房云云说，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两名被盗官员的家庭住址，“每天我都在单位门口等着他们下班，他们开车回家我就打的跟着，经过好长一段时间跟踪，才知道他们住哪儿。”“在他们家里发现大约价值三四十万的购物卡，在其中一户里，还看到很多礼品和几本房产证，其中有一个300多平方米的别墅，还有一个1800平方米的土地证”。
这些细节被媒体曝光后，很多人自然就会质疑，之所8起案件变成了6起，肯定是当地警方为了包庇官员的不明财产问题。而安徽警方在舆论发酵后的回应“那两起案子没有提及，是因为他们是团伙作案，警方正在追逃相关成员”则被视作房云云的反腐功绩。
实际上，不止房云云。在这个团伙里，另一个主犯唐某燕，2009年作案后曾被抓，当时媒体就已经报道了她“反腐”的业绩：向中纪委网站提交了一份举报材料并附有5张照片，举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理事长王术君和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程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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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统计的，近年来“小偷反腐”的业绩
实际上，只偷官员、举报官员皆为偷窃本身的利益考量偷官员不仅因为官员钱多，更是因为他们愿意吃哑巴亏这伙盗贼，把自己偷官员的行为，美化成“偷老百姓”的反面，意思是自己侠肝义胆、劫富济贫。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价值判断的选择，她们的行为更表现为一个精心策划、分工明确的职业犯罪团伙,“偷贪官”主要是为了“偷得更多更安全”。
偷得更多，这点不用多说了。偷得更安全是因为，在作案过程中,一旦她们在受害人家中发现大量财物,会先拍照,并远程将照片传给同伙。目的一是，如果现场被受害人发现，即可借此威胁其不要报案；二是日后如被警方追捕，可恐吓受害人撤案，以逃避法律制裁。
唐某燕正是抓住了贪官这种财产被盗不敢报案的心理，才屡屡得手。唐某燕流窜作案都是坐飞机，但不惧高成本：因为你无法想象有些官员办公室有多少东西，随便拿点东西来卖，成本就回来了。
官员不是喜欢吃哑巴亏，也是利弊权衡之后的结果。有些选择完全不说：如河南漯河警方曾经破获了一起系列盗窃案，盗窃团伙在河南、河北、山东三省流窜作案，专偷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并把单位“一把手”作为盗窃的主要对象，在短短9个月内盗窃百余起，而警方并没有接到任何“一把手”报案，是其他窃贼检举揭发，才揪出这个团伙。
有些选择少说：2011年11月底，有媒体报道，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数千万现金，但其妻报案称被抢300万。嫌疑人被警方抓获后，警方发现其被盗财产总价值近5000万元；而就在房云云质疑8起案件怎么变成了6起之后，安徽涉事官员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怎么可能被偷这么多哦？”
而举报官员，是为了出事后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减刑房云云之所以颠覆常理地质疑自己的偷窃案怎么从8起变成了6起，给自己加罪，是因为她一门心思都想着立功，“加上我盗窃合肥两名官员家的行为，我一共作案8起，为什么最后变成了6起？我举报这两个官员，算不算立功？”但她却忘了，交代这两件事，会增大自己的盗窃数额从而使量刑更严重。
据另一嫌犯唐某燕说，2012年7月的一天，她进入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大楼15楼一房间。办公桌上的工作证显示，主人名叫王术君，是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理事长。她在办公室抽屉里拿了七八套生肖纪念币、几套银币、5元面值的第四套人民币200张、建国钞3本、十几个银元、铂金黄金首饰、金条等。又在2012年10月10日晚，进入贵州省交通厅802室的门，这是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程孟仁的办公室，她在柜子里偷了名贵香烟、冬虫夏草、茅台等，在抽屉里偷了一个苹果电脑和一些黄金首饰、一块浪琴手表、两三套金银纪念币、一个白色手镯。
据媒体报道，当唐某燕把上述证据交给警方，希望他们移交纪委时，警方发现这两个人已经落马了，唐某燕觉得自己的立功线索又少了两个，悲伤不已。
所以她们根本不是什么“侠盗”，但客观上对反腐确有一些启示“小偷反腐”从侧面印证了“贪官对于遏制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功劳”的说法今年5月，某媒体刊文说，近年来，人民币一直走在外升内贬的路上，对于内贬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央行货币超发造成的，货币超发本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但中国近两年来的CPI增幅却大致保持在2%-3%的水平。这时出现了一种有意思的解释：中国庞大的贪官群体对于遏制中国的通货膨胀功有功劳。
而官员的办公室和家中藏有大量钱财，也在最近这些年“小偷反腐”的案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小偷反腐”客观上的成功，可以得出的两点反腐经验从客观上看，“小偷反腐”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总结起来有两个原因：其一，长驱直入官员最隐秘的住所，实际上是一种深度调查，更容易发现问题。其二，小偷只关心钱，无其他顾忌。
这两点，其实对于目前的反腐形势是有借鉴意义的。对于第一点，其实就是要引入更方便人们检举、揭发的机制。比如类似于印度“我行贿了”网站那样的网络渠道。在腐败猖獗、民权式微的当下，不应当要求举报者实名举报。举报者只负责提供线索，有关部门应当在这些线索的基础上依法调查。
对于第二点，应为检举揭发者提供奖励，这也是法治社会的普遍选择。比如，美国除制定了“揭发者保护法”，还在“反欺骗政府法”中确立了“共分罚款”制度，与政府无关的普通公民，可以对骗取政府款项者提起诉讼，胜诉后可获得挽回公款的15％-25％。据一项统计表明，在1986年至2008年期间，这一制度安排帮助美国政府挽回了220亿美元的损失。
狗仔卡
发表于 2014-8-8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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