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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涛 那 个 痞 子 今天 续 了 一 章
叶 文 福 1
这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一天，忽接一位邻居电话，说是她买了一份《南方周末》，上面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那个楚狂人》，作者周涛。
一听这题目，一听作者名字，就知道这篇文章大概是什么意思了。原因很简单，从1975年至今，38年间，我与这个叫周涛的只见过两次面，除了这两次见面，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包括电话、手机、网络等全部现代通讯手段。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什么朋友，他不可能写出我的什么情况来。这期间零零星星地从一些资料上看见他摆起架子来“评价我”，每谈到我，都是絮絮叨叨地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况，总的意思是我怎么骄，怎么狂，他怎么说要超过我，怎么为我的夭折表示惋惜云云。因为都是些零星文字，我也就懒得理会。一个人在世上，不管你如何卑谦，总是逃不过那些闲得发痒的牙齿与舌头搅合出来的唾沫星子的。中国的所谓传统文化之中，人越是谦卑，越是逃不过周围的吐沫星子；反之，越是所谓高贵，这里的贱人们便越是“为尊者讳”。把所谓尊者的恶臭都用手纸打包带回。中国人的畸形心理是为显示自己的高贵，喜欢居高临下，对他瞧不起的人装着予以同情。鲁迅笔下的鲁镇自鲁妈而始的一拨男女，就是此等货色。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装着关切地询问祥林嫂，逼着祥林嫂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把欣赏装扮成同情，可怜的祥林嫂至死也没闻出味儿来。
自1981年7月，我被当时的中共中央（1981）30号文件点名批判之后，包括《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在内的各大报刊连篇累牍、指名道姓地批判了将近六年，在生不如死的困境中被迫写了近六年检讨，许多著名的所谓评论家、作家、诗人都奉圣命像机关枪似地向我扫射，将我浑身每一个细胞都打出无数弹孔，血流如注，人身和灵魂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摧残。我也曾经像祥林嫂那样，向一个又一个以为是关心我的朋友倾诉我的创痛。时间长了，我终于品出味儿来了。这些人都是——不是大都是——鲁妈身后的人等。从此后我就抱着浑身伤痛，藏匿在自己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再也不向任何打着朋友旗号的人等讲述自己的不幸了。那么多成名人物我都没有理会，哪有闲情逸致去理会这路小混混儿呢？
三十多年过去，我在残酷的迫害面前，遍体鳞伤，祸及妻女，我是深深了解这个民族的势利和虚伪，任何人问我都绝不说我一家人的困境。
然而几十年之后，这类鲁妈身后的小混混儿终于熬出本事了，终于跳出来满街吐粪了。
本还不想理会，可是说着说着，爱人已从网上将这篇文章调出来了。没办法，只得看。
2
看了。
笑了。
不出所料，文章的内容还是几十年前两次见面的那些破烂，但还是有一些出我意料的货色。
早就听说周涛已然是散文大家了，虽没读过他的作品，但今天读他的这么一篇文章，不得不为他拙劣的文笔及拙劣文笔后面的拙劣的品性而扼腕叹息。
小子呃，几十年了，还没长大。
但是，凭着几十年来无数子弹给我的创痛隐隐地提醒我——问题没这么简单。
这么拙劣的文字，分明是街头牛二的语言，怎么会出自一位所谓卓有成就的散文大家之手呢？他笔下的叶文福，哪里是一位诗人？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流氓。
这不只是在侮辱我。
这恰是一个土流氓在侮辱文化人。这恰恰是这个以侮辱文化人为特点的时代的最典型的时代特征。
假如他只是在侮辱我，假如他凭着自己是新疆那一大片荒漠里长出来的所谓将军，像侮辱部下那样侮辱我，属个人恩怨，我完全可以不予理睬。但我与他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他却在几十年间多次挑衅未果之后，几十年后竟还如此猖獗地侮辱我，如此疯狂地利用《南方周末》、《作家文摘》这样有影响的报纸来诽谤我，这就绝不是个人问题。一篇文笔如此拙劣的小文章，《南方周末》能上，《作家文摘》转载，有意思！有琢磨头——我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这样痞子小品后面的暗箱操作。
我无退路，我唯一能做到的办法就是：把他文章中涉及到的一些往事中我经历过和我知道的真相一一铺陈于此，以正视听。同时将他对事物的态度以及表述的龌龊与拙劣略加评点，以儆效尤。
好在文章不长，为了使读者好对照着看，也顾虑有不知情者说我断章取义，我将原文全文引用在这里，让读者自己去甄别，评判：
那 个 楚 狂 人
作者：周 涛
2013-10-05 08:35:48 来源：南方周末
我想起叶文福，楚狂人叶文福，他对我初期写作有过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写作方式，而是作为一个人，他是我头一次接触到的有点名气的诗人。
那是我还在喀什的时候，1977年左右，新疆有一个写诗的部队转业军人，老家是山东潍坊的，叫王存玉，笔名叫丹兵，他和叶文福原来是一个部队的，他们关系熟，都是早期《解放军文艺》的作者。
王存玉告诉我说叶文福来了，一起去见一见。我就跑去看人家了，见了以后没说几句话，叶文福说我们要去疏勒县一趟，把你自行车给我用一下，晚上回来以后在你家吃饭。我那是辆崭新的高级车，叶文福没什么商量的口气，我说行。
后来王存玉才告诉我，我走了以后，叶文福问那是什么人，他说是大学生，叶文福说我瞧不起所有的大学生。
晚上叶文福果然就和王存玉一块到我家来了。那时候我们家就一间房，破砖头地，一个烂灯泡吊着，锅碗瓢盆摆了一地，连个柜子也没有，我老婆马文给做的饭，马文很重视。
叶文福喝酒，吹牛，一身军装，满面红光。我们就把人家当圣人一样对待着。他出言不逊，口气大得惊天动地。我知道他写过一些诗，但是有多好倒也不以为然。他名气很大，经常在《中国青年报》发一个版。那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报刊连上都上不去，他在全国所有的报刊几乎都有发表。
“四人帮”时期最出名的两个人，一个是徐刚，一个是叶文福，两个人都腰缠几块钢板，到最后都是“反动分子”。徐刚，北大毕业，出身贫下中农，又是GCD员、转业军人、青年诗人，满腰都是钢板，但说老实话对徐刚我从来没有佩服过。叶文福贫下中农，穷鬼出身，GCD员，军人，青年诗人。当时人家说徐刚是五块钢板，据说是江青要培养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叶文福当时神气活现，气吞山河，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他说，我“喝令李白改诗句”，最早是贺敬之吹的牛，贺敬之说“黄河之水手中来”，李白是天上来，叶文福说手中来也不行，叶文福说我“喝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斗中来”。我当时也是将信将疑，觉得他气魄大，连李白都不放在眼里，哪有我活的路？
叶文福说，我是当今楚霸王。他喝了酒，下巴颏上都是油，在灯泡底下闪闪发光，也不擦掉，高兴地说我给你朗诵我的诗。我没有听到过那么好的朗诵，那种深情感动人，所有的朗诵家都没有那样深情。“师长敬我一杯酒，酒是红的，在杯中微微颤抖，”他朗诵道，“最后我一口饮下这杯酒，挎起钢枪，走向风雪弥漫的山头。”我还能背下来这么几句，印象多深！三四十年前的诗，而且他朗诵得特别投入，他能立马表情一变，就把周围变成那个环境，绝有表演才能。
他说你周涛有何德能，居然娶了将军的女儿，还这么漂亮。那时候马文还不是太难看，临走的时候叶文福还要拥抱一下马文。但是他走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一句话，这个声音是当时对他已经五体投地的情况下，我不由自主地发出来的。我说你记住，就在今天你吃饭的这个小房子里，将来会有一个人超过你，那个人就是我。他说你怎么可能？他不相信，但是我坚信我能超过他。他只不过是我第一个遇上的对手，虽然他那时确实比我高出很多了。
我这个话说完以后，1979年他竟然把《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发出来了，闹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人都会朗诵。我更绝望了，刚说完的话就让他一棍子给打回来。但是人内心的声音的确是厉害，我是个不服人的人，你越厉害我越要超过你，就算你是天才我也得超过去。
十年之后，我和张承志跑到叶文福那儿去。张承志偏要去见他，我说那个鬼人有什么好见的，而且是危险人物，不好接触。张承志非得要去，我说那就去找吧。
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工程兵总部，进去以后到处问，问谁谁都不愿意搭理，就像问瘟神住哪儿、阎王住哪儿一样，最后终于问到一个破楼上，上去找，门上贴了一个白纸条子，是张烂纸，手写的：“无阳居。”我断定这肯定就是他。
当当当敲门，我那时候一身军装，开门的是一个瘦老头，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声下气说找谁啊。我说找你不行啊。他说我不认识你，我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谁你恐怕不应该忘了吧，他说我就是认识你，你让我想一想。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我跟他说我是谁，他就扑过来，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张承志像小学生一样站在旁边看。我们在无阳居里坐下，聊聊天，说说近况。我说这个人你认不认识，他说不认识，我说他是张承志，他说张承志是谁？张承志《北方的河》已经发表了。叶文福关在那个鬼笼子里，张承志是很火的作家，他对这个名字很茫然，一点也不知道。他说中午不要走，在我这里吃饭。有一个崇拜他的士兵主动上门照顾他，切了一堆黄萝卜丝，炒了菜，吃米饭，只有一个菜。
实际上就在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叶文福是最有天才的诗人，虽然落魄了，除了朦胧诗以外，能够振兴中国诗坛的人应该是他。
那次出来以后我和张承志两个人就说他，我说这个人就是关在半山上笼子里的老虎，现在把笼子打开，可以震动文坛。张承志说，不过我观察，很可能笼子打开以后，他已经不可能从山上奔跑下来，而是只会原地绕圈了，在笼子里一直那么绕，废了。果不其然，他就是废了，他的那个时代结束了。现在肯定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糟老头。伟人是时代的产物，一般人只是时期的产物或时候的产物而已。
后来我又见过叶文福一次，以前红光满面，虽然个子不高，但是很魁梧壮实；这次见了觉得他就像小鸡一样。他发表《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批判别人，当时将军家里的浴缸是进口的浴缸，很贵，而他认为那是一个农民用牛耳朵里一根毛一根毛这样集腋成裘换取外汇买来的。他很早就批判官僚太奢侈，批判了腐化，那时的腐化跟今天比起来，简直是俭朴到极点。他不是反党，他是看到一些GCD的领导干部生活上的奢侈。他批判的谭善和是工程兵的司令，后来到新疆军区当过政委，王小建是他的秘书。
四届文代会以后举办茶话会，叶文福在那里坐着。那时候叶文福名气大，于洋跑过来给他敬酒，于洋是老前辈，说我儿子可崇拜你了。叶文福说，你们这种人，哪里都少不了你们，他把于洋训斥了一顿。人家来赞扬他，他把人当面骂了一顿。
他是农民家庭出身，也比较苦，上了师范，以后当了兵，这个人有点文化，脑袋也聪明，但是农民的底层意识影响了他。这个家伙才气纵横，胆子也大，当时茶话会上邓颖超讲话后，他从后台迎上去了，没人安排，他自己跑上去见邓颖超，说明对老一辈革命家还是崇敬的。他说邓大姐，我是叶文福。邓颖超的反应多快，你就是叶文福啊，握了握手。叶文福赶快补充，我是个新兵，邓颖超当时说了一句话，你确实是个新兵，你现在还不知道你的枪往哪里开。邓颖超都知道他。
叶文福后来看了我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他就给我题在本子上，“那些不意而出的诗句，是你久养的兵丁。”这是叶文福的句子。
不是我超过了叶文福，是叶文福的凋落，证明了人的局限性有时候是可以致命的。此外我也很惋惜，本来是很有才华的诗人，他可以作大诗，有那个气度，但最终在诗的道路上中途夭折了，夭折也不能怪社会，是他自身的思考局限了他。
叶文福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给自己树的一个标杆，我要超过他，首先也要向他学习，学习他的某种精神状态，某种自信力和他的直率，没有比叶文福直爽的人，但他也作秀。我当时请他吃饭，我们混得挺好的时候，他竟然脑子一转，说你休想让我推荐稿子。我确实想让他推荐稿子，他竟然看透你，直言不讳。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跑到《诗刊》去了，头一次看到《诗刊》办公楼，像看圣地一样，走廊里站满了人，都是天下来膜拜的香客，而且衣着打扮气度都是上等人，我明显感觉到自己卑微得很。进去以后人家问我找谁，我知道有一个时永福在那里，他是山西人，在“四人帮”时期也比较有名，写了不少东西。我说我找时永福。我就去了时永福办公室，我不认识人家，就说是叶文福介绍我来的，打叶文福的旗子，要不然人家不理你。他说那好，我们聊了聊。时永福很友好，很热情，不让你感到不自在。我也没敢多占人家的时间，留个地址，就走了。
我现在把诗看得一文不值，诗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人看的东西。你说人生最后的反差有多么大。这中间也有诗歌本身的问题。真正伟大的文学少而又少呵，那是无数垃圾中的一点金子。
我原来把《诗刊》一本一本都存在一起，有一次搬家的时候，翻了一下，那一期《诗刊》正好有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我专门放起来。时隔三四十年再看，仍然觉得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不差，比今天这个亲切，今天的《诗刊》不知所云，诗可能不知道走到哪去，也证明了我们和现在的诗隔膜有多大，不能都怪人家不好，你还得想到自己落伍。可是话又说回来，我的文学鉴赏力和判断力在提高。包括1950年代的《星星诗刊》，我也保存着几本，相当精彩。
3
第一个讹错是日期——他说他与我的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77年左右。
错！我和周涛的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75年春夏之交。
如果说，1977年左右和1975年，即使记忆有错，也错得去去不远的话，他文章中夹着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到《诗刊》社打着是我朋友的旗号见时永福的内容，这错就显而易见而无法原谅了。假如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77年，你1976年你在遥远的南疆怎么知道有我？怎么还有胆子跑到北京来谎称是我朋友？至于只是见一次面，就跑到外面去招摇撞骗是什么品性，不在我关注之列，就懒得理会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军委工程兵有一个工区驻在和田。1975年春夏之交，我在这个工区采风。同是工程兵的诗人朋友王存玉（笔名丹兵）转业在《喀什日报》社，我便去看望王存玉，在《喀什日报》社的小平房里小住了几天。
这期间，王存玉说，南疆有个文学青年，叫周涛。因为以前王存玉在他面前说过我，一听说我来了，就对他说想见见我。
那年我31岁，刚刚在《解放军报》和才复刊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诗作，且反应比较好。我是组织上派我到边远地区去体验生活的。
瞧瞧周涛是怎样诋毁我的：
见了以后没说几句话，叶文福说我们要去疏勒县一趟，把你自行车给我用一下，晚上回来以后在你家吃饭。我那是辆崭新的高级车，叶文福没什么商量的口气，我说行。
见面没说几句话，就要他把崭新的高级自行车借给我骑到疏勒去。
这纯粹是撒谎！是纯粹的撒谎！
1、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任何一个正常人，没有意外，都不至于第一次见面才说几句话，就向人家借昂贵的东西。2、我压根儿就没去过疏勒。3、我是穷人出身，1975年我还不会骑自行车，我现在也不敢骑自行车在闹市里穿行。4、我怎么可能第一次见了个面，就说我到你家吃饭？明明是他请我到他家去吃饭。5、当我听说他是大学生，就说，我瞧不起所有的大学生。大散文家寥寥几笔，一串谎话，就勾勒出一个土流氓的形象来了。
破绽是：1、那时正是“文革”期间，有大学生吗？2、我压根儿不知道他周涛是大学生，是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的。3、我瞧不起你，也许。我凭什么瞧不起大学生而且瞧不起所有的大学生？这文章中的小伎俩，用现在的语言是——温柔一剑，轻轻戳一下，就点明，他是知识的代表，我是知识的对立面，我是土流氓。
真可爱！
看看他是怎么描述我在他家的情状的：
“叶文福喝酒，吹牛，一身军装，满面红光。我们就把人家当圣人一样对待着。他出言不逊，口气大得惊天动地。我知道他写过一些诗，但是有多好倒也不以为然。他名气很大，经常在《中国青年报》发一个版。那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报刊连上都上不去，他在全国所有的报刊几乎都有发表。
叶文福当时神气活现，气吞山河，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他说，我“喝令李白改诗句”，最早是贺敬之吹的牛，贺敬之说“黄河之水手中来”，李白是天上来，叶文福说手中来也不行，叶文福说我“喝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斗中来”。我当时也是将信将疑，觉得他气魄大，连李白都不放在眼里，哪有我活的路？
我怎么个吹牛？
我怎么个出言不逊？
我怎么个神气活现，气吞山河，大有炸平庐山之势？
光扣帽子不行，你总得拿出事实来吧？否则就是诬陷。
有一个事实，就是“喝令李白改诗句，黄河之水斗中来”。这是我早年一首习作《黄河之水》里的句子。
那时候我还确实是毛的热烈崇拜者，我信奉他的斗争哲学，学诗期间，写过一首《黄河之水》。这是一首早年习作，只是在工程兵内部刊物上刊登过，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不入流。
朋友之间，喝着酒，说着诗，这是我，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位诗人再正常不过的事，怎么就 “出言不逊，口气大得惊天动地”，怎么就 “神气活现，气吞山河，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了？
你是不是想在与我打交道的极小和极少的空间里，绞尽脑汁地把我和读者往庐山上引，往彭德怀身上引，往反党集团身上引？小兔崽子，居心不良，你是不是还想搞文化大革命？
GCD再三再四颁布政令要搞和谐，你还咬牙切齿地要搞阶级斗争，你这不是反党是什么？
更可笑的是，他写道：“他名气很大，经常在《中国青年报》发一个版。那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报刊连上都上不去，他在全国所有的报刊几乎都有发表。”
中国的无知者爱健忘，我再提醒一句，那时是“文革”期间，那时文学家、诗人都在挨批挨斗，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受苦受难，中国根本没有文学，全国钦定的只有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作家是浩然，诗人是张永枚。报纸上登整版的诗是张永枚的《西沙之战》，小说是浩然的长篇《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所有报刊上的所谓诗都是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歌颂毛的。而我，只不过是刚露头的青年作者，我的诗，包括早年的习作，都是写工程兵生活的，没有一首歌颂文化大革命和歌颂毛的。我没有先知先觉，我也想时有见报的作品，也写过歌颂毛的诗，但没有一首写好了的，更别说发表。1975年以前，我根本没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一个字，哪儿来的一整版一整版？更别说全国几乎所有报刊了。
“四人帮”时期最出名的两个人，一个是徐刚，一个是叶文福，两个人都腰缠几块钢板，到最后都是“反动分子”。
看看，周涛很聪明地想以此文做结论：徐刚和我是“文革”中的红人，哪一日清算“文革”余孽，我们就是对象。
徐刚腰上有没有钢板，有几块钢板，我不知道。我要正告周涛的是，我腰上一块钢板也没有，我没有任何后台，硬骨头有几块，量你那几颗犬牙啃不动。
叶文福贫下中农，穷鬼出身，GCD员，军人，青年诗人。
我不是贫下中农。
周涛的文章都是怎么做出来的，不得而知，但在这篇文章里说我是贫下中农，这不是胡说八道么？
我家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要较真起来，我还真不是穷鬼出身。我在自己的散文集《收割自己的光芒》里的一篇《感谢父亲》的文章里写过，解放前我家有田产、屋宇、坟山，就解放后我知道的，我在田间做过活儿的，现在还记得的水田就有三石六斗多，大约折合二十多亩。我家在汀泗桥镇上做小生意，父亲在并不知道有解放，有土改，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背景下，高风亮节，把所有的田地都给村里几个穷侄儿耕种，多少年没有收过一粒租子。土改时就因为全村人都证明我家没有剥削，才评了个小土地出租。我家的全部田产全部归自己所有，没有分出去一分田，后来复查和1962年四清时还专门注明我家不属于敌我矛盾。
我小时候戴瓜皮帽穿长袍时，不定你正在啃沙子呢！
是不是贫下中农，到如今已根本不重要。问题的严重在于，周涛竟敢骂我是穷鬼，《南方周末》竟然大大方方地在全国人民面前骂我穷鬼！
是的，我是穷人，但我这个穷鬼我自己可以说，周涛没资格说！《南方周末》更没资格借周涛的嘴骂我穷鬼！GCD几十年来哪一天不是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不就是穷鬼吗？不就是《暴风骤雨》里的赵光腚吗？才吃了三餐饱饭，就在这里耍大牌，以为自己是贵族，以为自己是大阿哥二阿哥什么的，真是不要脸。你《南方周末》不是自我标榜是无产阶级宣传喉舌么？不是穷人的喉舌么？你怎么狠得下心来骂穷人是穷鬼！成天在那里喊为人民服务，我的血被你吸干了，抽干了，你还在这里骂我穷鬼，我决不接受，绝不接受！周涛，如果你的叫法成立，你可以把为人民服务改成为穷鬼服务。我相信你没这胆量！也没这能量——因为你是个痞子，只是个痞子。
叶文福说，我是当今楚霸王。他喝了酒，下巴颏上都是油，在灯泡底下闪闪发光，也不擦掉……
我是楚人，项羽、刘邦也都是楚人，但我喜欢项羽的性格。项羽不是帅才，有许多弱点、缺点和决策的错误，但他性格的内核是温良敦厚，他最后兵败乌江，不肯回江东，是他这种悲剧性格的最后的灿烂光辉。如果兵败的换成刘邦，刘邦绝不会自刎，他还要回江东，再招几十万、几百万人肉来填他的欲豁——因为他是个痞子。
我从来都说自己是楚人，我说过自己的性格中有项羽的悲剧元素，但从没说过自己是楚霸王。我深深知道我的时代赋予我的角色。我在这样的时代只是个小人物，只可能是个小人物。我能给这个民族唯一的贡献就是，在这个血腥、伪善、无知和癫狂的时代，我用了一生的努力和坚持，我用了我全部的作品和作为，捍卫了我作为小人物的认知和尊严。
4
假如我不是诗人，不是个名符其实的诗人，假如我是周涛这类混了一辈子还说“我现在把诗看得一文不值，诗是什么东西，就是没有人看的东西。”此类混账话的小痞子，我就不会去斤斤计较周涛在引用我的诗的时候的极其无知的小痞子态度。可惜，周涛遇到的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诗人。一位名符其实的诗人肯定是此类小痞子不可逾越的高山。
我写了一辈子诗，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用汉字扭结成的生命的细胞；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我提命以赴的生命的极致；我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孩子，他们的长处或可克服或不可克服的短处我几乎都一清二楚。从一开始写诗，我就要求自己坚决奉行“用不改，改不用”的原则，决不许编辑随意改动我的诗。在这个荒唐的年代，为了保卫这个原则，可怜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不知与各种编辑吵了多少架。
1979年，沈阳《芒种》编辑罗继仁到我处组稿，在我一大厚本作品集里挑中了一首《清东陵》，他说：“我要这首诗，但最后一句必须改。”我想都没想，说：“那你挑别的吧，我这已经是成品诗，不改了的。”他说：“我别的诗都不要，只要这首诗，而且你必须改，你最后一句太狠了，你不改我不敢发。”我说：“我批判封建专制你护什么短呀？”他说：“这是政治原因，又不涉及艺术，你一定要妥协。”我没办法，只得改。他往我单人床上一躺，说：“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天六点半我赶火车，你必须改好，要改得我敢用。”
可怜我改了整整一个通宵，改了几十个方案。第二天早上，当罗继仁满意地拿走了诗稿，我趴在床上失声痛哭，哭的原因是，他满意的那句比我原句不知差多少倍。
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是一种极致的文学美，没有精雕细刻的耐力以消磨人生的原始加速度，是无法写出好诗的。
我的一首诗《将军，不能这样做》，几十年来，被无数人批判过，也被无数人夸赞过。批判也好，夸赞也好，皆打不动我的心，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好孩子，经得住风，扛得住雪，用不着我操心。我操心的是那些批判我的人和那些夸赞我的人，好多连我的诗的题目都写错了。比如写成《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或《将军，请你不能这样做》，或《将军，您不能这样做》等等，把我心疼死了。只要是我看见了，我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来，说：“你连我孩子的名字都没搞清楚，你批判个什么呀？”
这回，周涛也撞到我枪口上了。他不但把题目写成《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更可笑的是把这首诗和我另外一首诗《将军，好好洗一洗》里写的内容揉在一起，看：“他发表《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批判别人，当时将军家里的浴缸是进口的浴缸，很贵，而他认为那是一个农民用牛耳朵里一根毛一根毛这样集腋成裘换取外汇买来的。”他的神经质的记忆和神经质的文字如同酒驾或毒驾的破车，把几条车道胡乱地搅在一起，疯狂作案。
还有，他说我朗诵诗：
“师长敬我一杯酒，酒是红的，在杯中微微颤抖，”
“最后我一口饮下这杯酒，挎起钢枪，走向风雪弥漫的山头。” 云云。
我早年确有一首诗《师长敬我一杯酒》，开头一小节是：
“除夕，师长敬我一杯酒，
酒是甜的，和他的笑一样醇厚。
我站着，笑着，
酒在杯子里微微颤抖……”
看看他把我的诗糟蹋成什么样子！
后面那几句更是他的神经质地酒驾毒驾，随意胡诌，限于篇幅，不予理睬。
再看——
他说你周涛有何德能，居然娶了将军的女儿，还这么漂亮。那时候马文还不是太难看，临走的时候叶文福还要拥抱一下马文。
1、是什么人第一次到人家家里去喝酒，就说这样不要脸的话？
在我的记忆中，是大家认为周涛还有才气，边喝酒边商量如何帮助周涛。我的意见是困在南疆不行，打擂要有擂台，要想办法到内地去闯荡，起码要到乌鲁木齐。
2、“将军”这个词，在“文革”期间，根本不通用，恰是我的《将军，不能这样做》一诗发表之后，随着改革的泡沫泛滥起来的。
3、周涛原文：“那时候我们家就一间房，破砖头地，一个烂灯泡吊着，锅碗瓢盆摆了一地，连个柜子也没有，”
周涛，如你自己所供述，谁家灯泡是烂的？谁家锅碗瓢盆摆了一地，连个柜子也没有？你不也是个穷鬼么？你不是直到七十年代还是个穷鬼么？你不就是那类吃了三餐饱饭就找不着北的健忘症患者中的典型么？骂你流氓你还不够格，你就是个痞子！
4、说我临走时候还“要拥抱一下马文”。这句活说得连小学三年级生的作文句子都不如。要拥抱，拥抱了没有？马文给我拥抱了没有？狗屁不通！我不是伪君子，当着周涛的面拥抱一下马文也没什么，问题是造谣造得太离谱了，我不说清楚，时过境迁，后代人就无法理解。那时候我是军人，他周涛还是老百姓，试问：那时候全军有哪位军人敢在人前拥抱别人的而且是老百姓的妻子？要命不？而且那时候还真没有拥抱这一礼节。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生活细节我不敢随意否定。幸亏王存玉还健在，且几十年一直与我有联系。我打电话问早已回山东潍坊的王存玉，关于周提及的见面就要借自行车到疏勒、是我要到他家吃饭、我说瞧不起所有的大学生、我要拥抱马文等几件事，王存玉说，胡扯！王存玉是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我相信他的品质。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在法庭上说自己的老婆谷开来与**有染的事来。此类政治流氓逼急了什么下三滥都说得出来，没想到他后面还有周涛这样的阿猫阿狗。连老婆都可以出卖的人，可千万要防着点。
我只在周涛家吃过一顿饭，被他精心描绘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杨志遇到了牛二，林冲遇到了陆谦么？
其实，几十年来，周涛耿耿于怀，时时急着要向天下表白的要害就是这么几句话：
“我是个不服人的人，你越厉害我越要超过你，就算你是天才我也得超过去。”
他要向天下表明，“就算”我是天才，他也要超过去。我这个天才是“就算”的，而他要超过我，他才应该是天才。周涛还是有点扭捏，你不就是想说你早就超过我了，你不就是想说你就是天才么？直说就是了。
问题在于，我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天才，文学圈里只要是诚实的人都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最近还对孩子说了一句遗嘱般的话：
“任何人怎样评价你父亲，你都不要计较。记住：你父亲一辈子只有两个字：勤奋。”
是的，我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天才，周涛，你“就算”超过我了，有什么用呢？
5
周涛说他是十年后到北京来找我。
且看他是如何扭扭捏捏羞羞答答把自己写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1、按照他的混乱记忆和说法，1977年之后十年是1987年，而1987年我已经被全党全军全国集中批判、军队逼着写了近六年检讨之后被赶到了地方。
我之所以说是被赶到地方而不是转业，是因为那时候我如同半个世纪之前长征途中的红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不转业就扣工资，扣得我连买饭票的钱都没有。转业不许留在北京，必须回老籍湖北蒲圻（现赤壁市），而回到蒲圻，蒲圻也拒绝接收。全国任何一个单位都不许接收我。我是家破人亡，有国难投。
周涛到工程兵部看我时，我还在被逼写检讨期间。但批判高潮已过，在军中赋闲，当是在1984年左右。
明明是他逼着张承志带着他来看我的，张承志是我的朋友，没有张承志，他根本找不着我。他却说：“十年之后，我和张承志跑到叶文福那儿去。张承志偏要去见他，我说那个鬼人有什么好见的，而且是危险人物，不好接触。张承志非得要去，我说那就去找吧。”
他是又想与我攀个交情，为某种合适的政治温度铺个前程，又要与我划清界限，为另一种政治气候找一个出路。他去看我，却说“张承志偏要去见他，”，却说“我说那个鬼人有什么好见的，而且是危险人物，不好接触。张承志非得要去，我说那就去找吧。” 他跟当下无数官僚一样，把个脸塞进裤腰带里，摊开两臂，在政治钢丝上左左右右，精巧地平衡，真是费煞了心机。
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工程兵总部，进去以后到处问，问谁谁都不愿意搭理，就像问瘟神住哪儿、阎王住哪儿一样，最后终于问到一个破楼上，上去找，门上贴了一个白纸条子，是张烂纸，手写的：“无阳居。”我断定这肯定就是他。
我住的是破楼，不假。
问谁谁都不知道，完全可能。
但“瘟神”、“阎王”该是你诅咒我的吧！
当年你从新疆跑到北京来找我，是想投机，是摊开的右手；几十年后的文章里说我是瘟神，是阎王，你这狗眼看人低的痞子，已经看出我被打倒在地几十年翻不过身来，左手伸到我身上偷钱投资来了！
我被批判期间，军委工程兵缩编为总参工程兵部（军级），文工团解散了，全团干部战士，该离退的离退，该转业的转业，该分到其他部队的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悬着。我住在一间教室大小的排练厅里，北屋，一年四季没有阳光。因为是座破楼，几年没人管，好多窗户没玻璃，大冬天冻得我受不了，只得用报纸到处糊。全团人都基本上走光了，楼上空出不少房子，其中有好多南屋的小房间。这时团里已经没有领导上班了，只有副政委张玉山在管我的事。我向他几次申请南屋一间小房间以捱过冬天，他理都不理，我气急之下，用一张大红纸，写了《无阳轩》仨字贴在门口。周涛，别把裤腰带系在脖子上，不是白纸条，也不是烂纸。因为这张大红纸贴在门上只有两天寿命，恰好被周涛看见了。两天后，这张纸被文工团一个因为难以启齿的男女作风问题几十年入不了党的女演员刘秀杰偷偷揭去，向机关组织汇报，没几天就入党了。我在生死关头为党组织输送了这么一滴新鲜血液，也挺光荣的。
说起来是笑料，是幽默，想起来是这个民族的悲哀。自从1981年，我以37岁的年轻被邓亲自点名并以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全军、全国的形式严厉批判之后的几十年间，我就成了唐僧肉，自邓以下，这个民族的几乎全部大人物、小人物，一个个争相登台，以喝我的血而自保，而进爵，以批判我而表明自己政治立场。
大人物说出来我没法过日子，说说小人物应该可以的吧。
当年我的家乡蒲圻县宣传部部长张长庚在传达中共中央三十号文件时拍着桌子叫嚣：“蒲圻是叶文福的老巢，我们要以中央文件精神为武器，把他彻底批倒批臭！”
我家是农村的。我二十岁入伍，哪里有什么老巢可供人挖？他们只不过是说给他们的上级听的。
我家的光荣军属匾取下来摔碎了，我当农民的二哥被村里愚民借故暴打一顿，不治身亡。
1972年46岁还是副营的李瑛，1981年当了《解放军文艺》社社长，率领《解放军文艺》的范咏戈之流对我进行几年的跟踪批判围剿，战功赫赫，终于抢在离休之前当上了总政宣传部部长，不思劣迹，还时常哀叹自己没扛上少将军衔，真是恬不知耻至极。我若是他，偷偷到北大校园蔡元培公铜像脚下一头撞死算了。范咏戈现在则是《文艺报》主编。
三十二年的历史作证：谁批判我谁就有升官晋爵之路，这是不是这位边陲痞子迟到的觉悟？
再往下看：
当当当敲门，我那时候一身军装，开门的是一个瘦老头，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声下气说找谁啊。我说找你不行啊。他说我不认识你，我说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他说你是谁啊，我说我是谁你恐怕不应该忘了吧，他说我就是认识你，你让我想一想。他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我那时候一身军装——多神气！
开门的是一个瘦老头，矮小，胡子拉碴，萎靡不振，低声下气说找谁啊——对比多鲜明！
瘦老头！笑话！不许痞子侮辱老子！
我那时候40岁左右，经过几年被批判的折磨，我肯定成熟了许多。我也许瘦了，但决不矮小，也许胡子拉碴，但决不萎靡不振，决不低声下气。
其实，周涛一露面我就认出来了。只因为第一次见面的感觉不好，所以支支吾吾半天不想说认识他。等得他自己自报了家门，已经站在当面了，怎么办？我还是热情地招待了他。但是直到读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他当年是到我面前示威来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如果当时知道他这是来示威的，我不一脚把他踹到楼下去算我没本事。
再往下看——
张承志像小学生一样站在旁边看……我说这个人你认不认识，他说不认识，我说他是张承志，他说张承志是谁？张承志《北方的河》已经发表了。叶文福关在那个鬼笼子里，张承志是很火的作家，他对这个名字很茫然，一点也不知道。
前面说了，张承志是我的朋友，是周涛求张承志带他来找我的。熟悉张承志的人都知道，张承志性格豪放，刚烈，雄赳赳，气昂昂。他是个大孝子，他母亲有病，他在门上贴着纸条，谢绝任何人拜访，但他没谢绝我。他用诗的语言写小说，读得我荡气回肠，张承志请我给他写一篇评论文章，我说我不会写评论，他说你就用你熟悉的文体写。我就写了一篇散文《我惊愕地看着他……》，他拿去在什么杂志上发出来了。因为当时我还在挨批判期间，怕文章发不出来，署名是叶文。我的散文集子里还收了这篇文章。周涛却胡说张承志像小学生一样站在旁边，胡说我对这个名字很茫然，一点也不知道。
他的那个时代结束了。现在肯定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糟老头。伟人是时代的产物，一般人只是时期的产物或时候的产物而已。
错！周涛！他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你敢说出来么？我替你说出来：他的那个时代是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的时代，这个时代刚刚开始，永远不会结束。你别看走了眼。
我是不是孤苦伶仃，我是不是糟老头，你管不着。你看看你自己，你有自己吗？你是不是一个穷得只剩下无耻的富翁？你看看你的存折和信用卡，是不是都是无耻二字！你只不过是裤裆里钻出来的叭儿狗——陪人玩儿的！
中华民族像你这样的糟老头多的是，狗屎一堆，举不胜举。
而我——永远年轻！
因为我永远属于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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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1-13 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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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4 09:15
驳斥得铿锵有力，入木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