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荪先生在文章中回忆:童伯谦先生于1926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学有专长,积数十年临床经验,为蒲圻一代名医。童白谦先生晚年担任蒲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主要精力仍放在医疗卫生工作方面,其医德医术,一直为人民所称道。童伯谦先生以他娴熟、精湛的技术和优良的医德赢得远近病患者及家人的信任。
童先生的徒弟邓斌臣医师回忆:伯谦师傅一生不晓得治好了多少人,做了多少好事!可是他最怕别人说一些感恩图报的话。
朱柏庐先生回忆:"善欲人知,便非真善",童伯谦先生这样做,并不觉得自己施惠与人,他只是在做一件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童百千先生拟了一副对联:“持家无它惟存厚,处世没奇但率真”。他把这两句话作为待人接物的座右铭,为人处世的准则。
病人喜欢找童伯谦先生看病,不单是因为他的医术高明,能够很快把病人治好,同时因为他能够处处为病人着想。有时候病人请他看病,要开点好药,他总是耐心解释说:什么是好药呢?不要以为药越贵,钱越多就是好药,而是要对方,治得好病才是好药。1956年贺慧悟同志的小孩断了奶经常闹病,每次看病花费不少,严重影响家庭生活,一次偶遇童伯谦,童详细询问病情,开了处方,小贺去药房取药,三包药粉才五分钱,就是这五分钱的药治好了小孩的病,小贺逢人便夸童医术高明,既治好了孩子的病,又减轻了她的负担。
童伯谦先生想为病人做的事太多了,以前有些事限于人力和财力,放不开手脚,有些应该做的想做的事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实现起来阻力太大。真正能使童伯谦先生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和业务水平的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共产党和共产党员,对童伯谦先生来说不是生疏的概念,过去他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过。他忘不了1927年那火红的年代,他和共产党员共过事,他记忆中保存着他们正直无私的品质和信仰既定就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他就是以这些人为楷模想多为人民做些事的。
我不厌其烦地按编年史来罗列童伯谦先生这一阶段的简历,目的是想说明童伯谦先生经受住了建国初期连续的急风骤雨般政治运动的严峻考验。童伯谦先生的档案袋里有一份组织给他做的鉴定,开头几句是这样的:几年来一贯积极热情工作,对医疗业务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和成就。
童伯谦先生担任蒲圻县卫生院院长,慕名求诊、指名求医的病人令他应接不暇。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童伯谦先生挤出时间尽量多参加会诊,特别是对那些从农村来的病人,童伯谦先生从不拒绝,而且特别过细,精心治疗,有时还自己掏钱帮病人买药。
童伯谦先生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和什么样的贡献?——治好病人,为病人解除痛苦?童伯谦先生一向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医生的本职,而且每一个当医生的谁又不希望自己做到"药到病除"呢?还有人说童伯谦先生对治疗血吸虫的病人和消灭血吸虫做出了贡献,这话似乎有点道理,有的同志就说过:这不是治好一两个病人的事,而是开拓前进,为医务工作者做出了楷模,为整个湖区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造福。
1952年,童伯谦先生接替程浩泉担任蒲圻县卫生院院长,这是一个烂摊子,绝不是一块肥肉,但当时确实有人把它视为禁脔。在童伯谦先生的带领下,同志们齐心协力,把一个破烂不堪,技术力量薄弱的卫生院搞得井井有条。当时童伯谦先生在北京国立医科大学的同学,在卫生部工作的贺诚副部长以及在武汉同济医院担任院长的国立北京医科大学同学纷纷邀请他去大城市工作,均被童伯谦先生谢绝了,并说:蒲圻医院的技术力量薄弱,我一走,医院的问题更大了(见吴孝珍《回忆童伯谦院长》)。
原蒲圻县卫生院邓浚源副院长在《枫叶晚晴》上发表署名文章《缅怀人民的好医生—童伯谦》一文中写到:童伯谦先生的一生是默默奉献的一生,无论是从军、从教、从政,始终坚持医疗事业,服务于人民。他医德高尚,认真负责,同情病人。他一生平易近人,亲切可敬,在县医院工作期间,当院长也好,当副县长也好,总是以一位医师的身份,坚持在门诊和住院部为病人热情服务,细心治疗,深受群众爱戴。他一生努力钻研业务,技术精益求精,除积极学习先进知识外,1955年从香港东成公司,邮订了英国标准试验研究所出版的《H·11品论报》刊物,研究H·11的适用方法及对癌症治疗之效能与范围,经过临床运用,取得一定效果,深受患者欢迎,被称为"高明医生"。他在全县医技数一数二,受到同事们的交口称赞。童伯谦先生可谓蒲圻县卫生事业有突出贡献者。
我在多篇纪念文章里都能看到爷爷治病救人有名有姓的具体事例,有的是爷爷用精湛的医术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的是在自家诊所多次减免穷苦老百姓病人的医药费,有的还倒贴药费,有的是记载爷爷虽然已经担任蒲圻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和县医院院长,在自己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还跋山涉水坚持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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